管仲被拜为太宰后，齐桓公小白（注1）毕恭毕敬的请教管仲如何才能安定国家。
确实，齐国此前已数次内乱，人心不稳，元气大伤，如何拨乱反正，重建齐国和谐社会，此乃当务之急。
管仲举起四个指头，回答了四个字——礼义廉耻。
他接着又发表了一句名言，这句话在后世经常被人提起，引为士大夫的座右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也！”但管仲接着话锋一转，又道“然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唱完了高调就回归现实，管仲果然是个朴素的政治思想家，他这就叫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但以物质文明调动精神文明发展。管仲还表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总之，一句话，只要老百姓都有钱，就没人会冒风险犯罪闹事，这方法绝对比严刑峻法更有效。不要动不动就指责老百姓仇富，老百姓只要满足了自己并不多的物质需求，对富裕阶层最多只是羡慕，而不是嫉妒恨。这就是管仲伟大的“富治思想”，比西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要早两千四百多年。
当然，光“富治”还不行，还得搞好分配，管仲表示：“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分之”，也就是说，社会财富的调剂分配非常重要，国家的一大职责，就是要严格控制基尼系数，做到“贫富有度”，因为“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既要避免因富而骄，又防止贫而不知耻，如此才能调动民力，服务于国家的目标。所以管仲的财政措施虽然提倡低税制，但有时却喜欢征收重税，借之为均济分配财富的一种手段。
齐桓公对管仲的意见都非常肯定，但转念一想，他的脸色又沉了下来，原来，管仲所说的“礼义廉耻”，齐桓公并没有，而且他还有三大缺点，或者说三大爱好，那就是好田猎，好美色，好吃喝。而且，齐桓公虽然知道这是缺点，但就是改不了，咋办？这样还能成就霸业吗？
于是，齐桓公说：“寡人有病，寡人不幸而好美色，又喜田猎，且嗜酒如命，夜以继日，沉溺其中，常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
此言一出，群臣皆惊。天哪，主公说话未免也太实诚了吧，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些坏毛病，但他也不用当着群臣的面不加掩饰的说出来吧，如此坦率，如此直白，如此不知维护自己领导的形象，真是坦率的有点“小白”。
确实，齐桓公可以说是夏商周三代除了商纣王以外最奢侈最爱享乐的国君了，虽然没有到“酒池肉林”的地步，不过也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齐桓公到底有多奢侈？管仲曾说他：“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浆；衣练紫之衣、狐白之裘。”（《说苑·反质》）墨子则说他：“高冠博带，金剑木盾。”（《墨子·公孟》）意思是说齐桓公喜欢戴高帽，穿紫衣，着狐裘，系大带，佩金剑；甚至连喝水都不喝普通白开水，要喝桂花汁……瞧瞧这形象，简直高调奢华到了极点，堪称是春秋第一时尚人士。
所谓上行下效，齐桓公极尽奢华，齐国的百姓也竞相攀比不落人后，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穿衣喜欢穿紫色，于是一国尽服紫。放眼望去，整个临淄城，变成了紫色的海洋，就跟普罗旺斯的薰衣草田一般，浪漫、神秘、诱惑，美的如梦似幻。
从此，紫色变成了齐国乃至中国最尊贵的颜色，唐宋两代甚至规定，三品以下官员服朱，三品以上高官则服紫。所谓“红得发紫”，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吧。
紫色之尊贵，大概是因为古代紫色染料最为珍贵，在当时，五匹最好的生绢也换不到一匹紫色的练布（注2）；染紫成本之高，在于纯紫的染料无法从植物与矿物中提取，而需要依靠挤压骨螺的分泌物，每一个骨螺产生的染料极少，染成一件，需要大量能够染紫的动物骨螺（注3）。齐国人喜欢穿着打扮，一国尚紫，“冠带衣履天下”，由此可见一斑。以桓公为首的齐人，凭借自身发达的经济与巨额的财富，完全把临淄打造成了时尚风靡之都，把齐国变成了当世最奢华的享乐天堂。这种全民狂欢纵欲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至于喝酒。《管子》不仅说他嗜酒如命，甚至于“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韩非子》上则说他有次喝酒醉到把代表自己身份的“冠冕”（帽子和帽子上的垂饰，春秋时只有贵族可戴冠，只有天子及诸侯冠上才有冕）都弄丢了，以至羞的三天不敢上朝。另据《说苑》记载说有次齐桓公请大夫们饮宴，管仲被罚酒，却只喝一半，桓公还因此发了小孩子脾气。
大凡生性豁达之人都爱纵酒，所谓半醉半醒间，最易忘却忧伤烦恼，桓公概如此也。
至于田猎，《管子》还说他经常出去打野鸡打到天黑了都不肯回宫，非满载而归绝不罢手。
除了喜欢饮宴田猎，齐桓公还是个音乐发烧友，据说他珍藏有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之一的“号钟”。“号钟”本为演奏过“高山流水”的著名音乐家俞伯牙之琴，此琴乐音洪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后来有人将它献给桓公，桓公对其爱不释手。
此外，除了吃喝玩乐，齐桓公对“住”这一块也非常注重享受，他有一座华丽的行宫，叫做柏寝，《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齐侯与晏子坐于柏寝，公叹曰：美哉，室！其谁有此乎？”据《汉书》颜师古注，柏寝因“以柏木为寝室于台之上”而得名。古人认为柏木是一种具有神性的灵木（注4），非常珍贵，汉代著名的帝王葬具“黄肠题凑”就是由柏木堆垒而成，皇帝的诏书一般也是用柏木来书写（日常文书则一般用易弯的杨木和柳木书写），可见其贵重。齐桓公却将其用来搭建寝宫，真是奢侈啊，据传，柏寝当初高达三丈许，方圆四十亩。台上殿宇壮观，台周翠柏苍郁，台的东侧还修有宽约丈余的台道，可见其耗资之重，靡费之巨。
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在今天的山东省广饶县桓台村西南，柏寝台遗迹仍存，不过只剩下断垣残碣一丘墟，殿宇宫室则全没了。
最后我们来说说齐桓公的好色。这位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色的帝王之一了。《韩非子》上说：“桓公被发而御妇人，日游於市。”意思是齐桓公他竟然经常披头散发，左拥右抱的载着妇人在临淄大街上穿堂过户，展览表演，真是惊世骇俗。
还有更惊世骇俗的。
《管子·小匡》有云：“桓公谓管仲曰：‘寡人有污行，不幸好色，姑姊妹有未嫁者。’”
《晏子春秋》则记载，齐景公曾痛苦地询问晏婴：“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为贤君何？’”晏婴回答：“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齐人不刺之者，盖以功多足以除恶故也。”
《荀子·仲尼》有云：“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汰。”
陆贾《新语》有云：“桓公不分亲疏之别，淫诸姑姊妹，不嫁者凡七人之事。”
所有记载无非说了一件事儿，齐桓公的情妇中间，竟然有七个或九个是他未出嫁的姑姊妹。当然比起齐襄公淫乱自己的亲姊妹，桓公还是有所收敛的，不过这也够过分了，毕竟人数一项就大大拼过了他哥齐襄公。我只能说，齐僖公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也太乱来了。
另外，《汉书·地理志》还说：“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按《汉书》的说法，齐国拥有长女不嫁的习俗乃源自齐襄公乱伦，但有学者指出其实应始于齐桓公，因为齐襄公只是与已出嫁之妹文姜淫乱，并没有姑姊妹不嫁的记载。反之齐桓公姑姊妹不嫁的记载却不绝于史。可能是齐桓公功绩太大，所以后人便将那些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情安到了齐襄公身上。
扯远了，总之，齐桓公的荒淫，是天下皆知，而且齐桓公对此也毫不忌讳，反而一副我错了但我不大可能改的嚣张态度，然而管仲却笑了，他感觉自己开始有些喜欢这个可爱的君主了，一个人不怕有毛病，就怕死不承认自己有毛病，甚至压根就不认为自己这是毛病，那样的人才最讨厌。其实真正的圣人都明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点儿毛病都没有的人，所有圣人都是凡人，都是后人文过饰非吹出来的。甚至还有些不那么可爱的帝王，被左一句“主上圣明”，右一句“伟大领袖”，搞来搞去就折腾到圣人的神坛上去了，殊为可耻。
于是管仲微笑着回答道：“这的确算不上什么好习惯；然亦无害于霸也。”管仲认为“食、色，性也。”贪爱享受是人之常情，这些小节跟事业成功与否没啥太大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管仲口口声声礼义廉耻，但他自己也并没有，这还真是“志同道合”了。
比如《列子•杨朱》篇云“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管仲他竟然跟齐桓公比赛着奢侈起来。桓公建柏寝台，管仲就建三归台（注5）；齐桓公“树塞门”，管仲也“树塞门”（指大门内的照壁，按照周礼，只能诸侯才可以有）；齐桓公“有反坫”，管仲也“有反坫”（指接待宾客时放置空酒杯的土台子，这也只能诸侯才可以有）；另外，管仲还使用镂簋（在器物上雕刻花纹）、朱纮（古代天子冠冕上的红色系带）、山节（将建筑物的斗拱叠得很高）、藻棁（指的是建筑物的梁柱装饰华丽），这更加只有天子才能染指，就连诸侯国君的宗庙宫殿，如此装饰都被认为是僭制（注6）。所以孔子都忍不住大骂道：“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这么做，当然有可能是在为齐桓公分谤，或者自诬。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上说：“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外国之君。”又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替齐桓公分担舆论上的不利，主动追求享受，反而让齐国人对他放心了，这表现了管仲作为政客的妥协性一面。
但管仲这么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与他的经济思想有关。中国自古以来的圣人，都提倡勤俭节约，但管仲是圣人中的异类，他认为，拉动经济需要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所以，齐国应该在加强丝织品出口的同时，加强政府投资工程，并鼓励消费，甚至倡导奢侈。在《管子》中有一篇奇文，叫《侈靡篇》，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意思是如果大家都不消费，商品流通就会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那么办呢？必须多多消费，无比奢侈的消费，按我们现在的说法，也叫做拉动内需。
所以，管仲主张享乐主义，主张奢侈浪费，主张厚葬，这样才能促进流通，促进生产，促进就业。《管子》云：“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意思说，只要不人为的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停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管仲甚至认为，每当年景歉收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做，君王就应该大兴土木，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因粮食绝产而家境赤贫的人。总之我们要提倡奢侈，鼓励富人吃最好的饮食，听最好的音乐，甚至在蛋上雕个花再煮了吃，把木柴刻个造型再拿来烧火，这不是吃饱了撑的，而是通过刺激的需求来带动增长，更通过无用的消费来拉长产业链条，使居于产业链每一个环节的百姓都因此获益。
我相信每个第一次看到《管子·侈靡篇》的人都会叹为观止：这种通过增加政府投资与鼓励消费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在当今之世并不罕见，可是在2600年前竟然就有这样的智慧，你能信么？要知道欧洲思想界直到17、18世纪才有类似的思想，比管仲晚了两千三百多年。所以梁启超论及管仲，不由赞叹道：“呜呼，管子之功伟矣！其明德远矣！呜呼，如管子者，可以光国史矣！”只可惜，管仲的思想在当时太过先进，以至于在相当长的古代社会，中国执政者都难以深刻领悟，而陷入不断强化国家统制，压抑消费的套路中，造成经济发展动力长期不足，囿于小农经济的模式之中（注7）。
事实上，管仲可以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国家经济主义的鼻祖。当然，也许在管仲之前，周幽王已经有一点这个想法了，只不过他跟王莽一样激进而不懂策略，所以不仅被贵族成功反扑，而且还被搞得遗臭万年。
有了周幽王的失败经验，管仲的路子就走得比较扎实了。而且在西周体制崩溃后，由于严重社会危机，在齐国出现了一批的有识之士，他们大部分都是沿海低级贵族，也就是卿大夫之下的士。所以管仲的那本《管子》，并不全是他一个人的智慧，而应该是以当时齐国沿海新兴士人与商人集团为基础的一个管子学派。这个学派应该已经积累了很多商业实践，所以我们看到这本书简直就是本奇书，足足两千多年前的书，竟然全是精深的超越时代的经济学理论。
当然，管仲身为大国宰相，他可忙得很，没时间写书，《管子》一书大概成书于战国时期，是他的徒子徒孙整理他思想形成的著作，大家搞经济的一定要读，跟《国富论》对比着读，读完，你会有两种感觉。
第一，凯恩斯和亚当·斯密是不是偷偷学过《管子》啊？
第二，管仲这些先进的经济学思想是如何在两千多年前出现的？
第一点我们无从查证，第二点管仲自己倒是回答了，他还挺谦虚，说这都不是自己发明的，是学习先贤的，什么先贤这么先进呢？管仲说他们是“燧人氏、单旗、泰奢、伯高……”
听了这些名字，是不是觉得智商受到了暴击，管仲这也太会扯了！说你不是穿越的我都不信！当然，这也不是他故意要扯，要知道他要在齐国进行改革，必须要搬出圣人来给自己背书，否则，以管仲那低微的出身，谁能听他的啊！
关于《管子》这本书，我就不展开来讲了，其思想博大精深，研究它的书籍也是汗牛充栋，没有几十万字根本说不透彻，所以我只提其中几个主要方面，只这几个方面，我们就会发现，齐桓用管仲，不至天下制霸，简直没有天理。可以说，管仲的出现，造就了中国历史一次质变性的飞跃。事实上，如果没有管仲经济振兴强齐，力辅桓公拯诸夏于倾覆危亡，中华文明的结局会非常悲惨！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注8）他认为管仲相齐造福后世，如果不是他横空出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那么所有中国人都将强迫穿上蛮夷服装，被蛮夷统治或同化，甚至整个华夏文明都会消亡。
孔子很少夸人的，他这也不是在夸人，因为这是事实。
现在我们就来简要介绍一下管仲在齐国的经济改革，这也是中国经济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
管仲经济改革第一步：由国家控制重要经济资源，首创“国有企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限制地方豪富的经济掠夺，并通过控制物价与税收，来灵活调节经济，这叫做宏观调控。同时刺激消费，刺激流通，对从别国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给予优惠政策，这叫做微观搞活。
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被称为“海王之国”（注9）。但是从前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当地贵族豪富手里，他们利用自身特权，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这不仅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市场混乱，民不聊生。所以这个局面必须改观，否则齐国的国力必将持续衰退，甚至走向经济危机。
管仲于是实行了“官山海”的经济政策。所谓“官山海”，就是把山、海资源垄断起来，山上出铜铁，海里产海盐，全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所以要进行管制，实行民间生产，但由国家统购统销，这就是盐铁专卖制度。另外，管仲还建立了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从而保证国有资源不流失，保证国家财政稳步发展，保证渔盐之利国家专擅，“肥水不流外人田”。
此外，管仲还设立了国家物价部门，通过政府采购和抛售，调剂物资余缺，平准物价，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保证市场有序发展。
中国竟然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物价局了？对，大家没看错，司马迁尝言：“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史记·货殖列传》）所谓“轻重九府”，就是调节市场价格的九个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注10）。所以后来管子这一门，在先秦诸子中也被称为“轻重家”。所谓“轻重”，最初就是指货币的购买力，小为轻，大为重。《管子》有言：“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所以国家必须根据国内市场的供需关系利用国家财政与货币来稳定市场——这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货币金融理论了。
此外，管仲还很会通过灵活征税来调节经济，比如说国家有大量的布，他就不再征布税，改为对原材料麻征税，麻价因为征税而暴涨，布价自然也就飞涨，这时候卖出去就能大赚一笔。而在对外贸易上，管仲也有征税绝招，如果外国商品质量高于本国，那就增加进口关税，降低其竞争力，控制其输入；反之本国如有优质产品需出口，那就降低出口关税，增加本国商品竞争力。是不是感觉如今国际贸易那一套，都是管仲玩儿剩下的？。
事实上，在管仲之前，周代的宗法制让“国、家不分，公、私不分”的观念甚嚣尘上，贵族只管自己发展，根本不管国家百姓；只有在管仲之后，中国才真正开始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完备国家经济观念的政治家。
当然，光“宏观调控”可不行，那只是针对关于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而在微观的地方，小地方，他放开，实行“微观搞活”，具体做法就是对内刺激商业经营，促进市场流通，对外降低关税，给予外国商人“稽而不征”的优惠政策，也就是只稽查货物入关，却减免关税市税。对于生意特别大的商人，还给予食宿免费，草料免费，甚至给提供五个仆人。最夸张的是，为了让商贾们在吃好住好之余还能玩儿好，管仲在临淄开设了大量国营妓院，据《战国策·东周策》记载：“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真可谓服务周到。齐国本是东夷地（注11），其俗好淫，通奸乱伦，不足为奇，政府屡禁不止，不如放开收费，还可赚钱，岂不美哉？而齐国如此大力招商引资，实为中原列国之仅见，自然导致“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临淄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城市。
由此可见，管仲的确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只要能繁荣齐国经济、增加齐国财政收入，他并不在乎离经叛道。据西方学者研究，管仲开办的国营妓院比希腊政治改革家梭伦创立的雅典大妓院还早五十年，二人可算是东西双璧。
据说由于这些原因，管仲便成了中国传统妓院行业的祖师爷，逢年过节要摆出来当神拜的，俗称“老郎神”。据清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这也算是他的一个另类收获吧。
另外，管仲鼓励自由经济，在客观上瓦解了宗法分封制的束缚，解放了人性，解放了思想，为战国时代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培育了丰厚的土壤。事实上，《管子》这本书便是诸子百家的先声与集大成者，其中“宏观调控”的部分，最后在中国发展成为法家；“微观搞活”的部分则在中国发展成为黄老之学。而在西方，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也能在《管子》中找到源头。从某个方面来说，管仲可称是整个中外经济治理体系的总鼻祖，同时也是整个先秦社会发展变革的引路人，他生活在那个时代，却洞悉了那个时代的走向，所以他最终超越了那个时代，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先知。
管仲经济改革第二步：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以大力发展工商业。
按《国语·齐语》中的记载，齐国有士农之乡15个，这是齐国的主要兵源。每个乡领导叫乡帅，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长官，这叫军政合一。
除了15个士农之乡，齐国还有另外六个乡，三个乡住工，三个乡住商，总共六乡一万两千户，他们通通不用服兵役，但也要“作内政而寄军令”，即以军事化管理的方式，聚居在一起，专门经商从工，并且子承父业，代代相传。管仲认为，同一个行业的人聚集在一个地方，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促进竞争，并可养成专业气氛，使人人安于本业，不见异思迁；另外大家购买相同的原材料，可以大宗购进，出货的时候则可以集中运输，既降低成本，也促进了商品流通。从齐国临淄故城出土的战国陶文来看，同一个姓的陶工，多聚居在同一个里或乡，并带有“王卒左敀”（应是军事性质的编制）或“某市”（应是负责市场管理的机构）的字样，足见当时齐国制陶业已有了相当专业与规范的统一监管。
管仲创立的这个“四民分业”是历史上第一次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职能分工与集中化生产，齐国由此形成了更加细致的经济和区域分割管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专业化程度和劳动效率。今日国内各种之金融中心与高新区，以及美国之华尔街、硅谷，便是管仲这种经济管理思想的翻版。所以有学者认为：齐国的社会职能分工与传统生产技术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注12）。以丝绸为例，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注13），现在淄博的周村区，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丝绸发展中心，商贸相当发达，号称“旱码头”。
另据《管子》书中记载，齐国商业之发达，其贸易不仅限于中国而已，甚至还发展到了海上朝鲜等东亚诸国，史学界有些人称之为“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航线”或者“东方海上丝绸之路”。
短短数年，管仲就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他真是上天赐给齐国的宝物。在先秦各派思想家改革家中，儒家太过保守，法家太过严苛，只有管仲刚刚好。
在《管子》书中，还记载了管仲是如何打贸易战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贸易战记载，其经济思想之先进，从我们现在来看都很有借鉴意义。
关于这些贸易战，我们等到后面写齐国的称霸时再具体展开来讲。孔子尝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与其他春秋霸主不同，桓公能够称霸，很少靠军事力量，更主要是靠和平崛起，其中“尊王攘夷”的外交旗号与大量经济手段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管仲的经济头脑远超他所处的时代，甚至放到现在也不见得比哪个经济学教授差。他之前做生意为什么屡做屡亏，甚至“三辱于市”（见西汉刘向《说苑》），显然是由于身处弱势地位造成，你看，一旦他掌握了国家资源与国家机器，整个天下的财富就开始源源不断涌入齐国，所以鲍叔牙才说他纯属那种“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人。
注1：很多书里称齐桓公为姜小白，这是不对的。案郑樵《通志·氏族略》：“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践，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所以我们不应称小白的姓，而应称他的氏，春秋齐侯乃姜姓吕氏，本为吕氏部族的族长，周初封齐之后又可称齐氏，故应称其“吕小白”、“齐小白”、“公子小白”或者后来的“齐侯小白”。先秦时很多族群观念与我们现在不同。当时所谓“姓”，是代表有共同祖先的一群人，它源于远古时代的图腾，其概念与民族类似。而“氏”则是政治单位，包括属于同一政治集团的所有同姓人群。氏通常是姓的分支。另外，“宗”字由屋顶和祭案组成，代表祭祖有严格规定的亲属集团。“族”字由旗和箭头组成，很可能是军事单位。换句话说，“姓”相当于民族，“氏”代表领地，而“族”表示自治的一群人。参阅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史》，台北，1954年，第7-10、35-37页。做进一步探讨的有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第10-29页。
注2：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
注3：在古罗马，人们称骨螺染紫为“帝王紫”。针对罗马时期皇室对骨螺染紫的狂热，艺术史家约翰·盖奇（John Gage）曾说：骨螺紫完全是皇帝的私有财产。任何一个人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紫色，就如同与国为敌。不论是使用骨螺紫，还是仿制的紫色，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不过，中国在秦始皇时期发生了一次技术进步，人工合成了一种廉价的紫色染料硅酸铜钡（可能是给秦始皇炼丹时发明的），并将其用于秦俑染色。该技术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寻找高温超导材料的科学家意外合成。
注4：《正统道藏》卷54《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盖丛柏之尊，天降灵气，秉植万年。……以柏木为相，秉天地之秀气，受正万年，灵司称金木之体，地府贵生成之简。故古之棺椁，柏木为之者，免三涂之役。”
注5：关于管仲“三归”有好几种说法，一说是管仲娶了三个不同姓的妻子，一说是管仲筑了一个台，将财物、女子藏在其中。
注6：如鲁庄公在公元前671年“丹桓宫楹”，将父亲鲁桓公的宗庙的柱子漆成红色，《左传》《谷梁》《公羊》三传都以为非礼。《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还有鲁国贤臣臧文仲为大龟盖房子也“山节藻悦”，也被孔子大骂为不智之举（《论语·公治长》）。
注7：韩昇：《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69-170页。
注8：见《论语·宪问》。所谓“被发左衽”，就是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这是蛮夷人的装饰；华夏人必须把头发束起来，衣襟向右开。
注9：近来在渤海湾区域的盐业考古发掘，也有力的证实了这一点。考古人员在这一带，发现了大片的制盐遗址与大量煮盐用具（将军盔），年代从晚商直到汉代。另外，根据殷墟出土卜辞与山东滨州商文化考古，早在商朝就有名为“卤小臣”的官员，专门负责管理山东地区的盐业生产与收集分配。详见燕生东等《渤海南岸地区发现的东周时期盐业遗存》；王青《山东莱州湾南岸盐业文化遗产的现状与保护》。
注10：根据张守节《史记正义》，这“九府”就是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皆掌财币之官。
注11：齐的统治者虽来自西方羌族，但自太公西来建国，便一直尊重当地东夷的传统文化与习俗。从墓葬形制方面来看，齐墓的带墓道和腰坑特点是东夷传统文化的反映。齐墓中普遍流行的腰坑内几乎全都有一条狗随葬，而用狗作为牺牲亦是东夷文化的传统。
注12：见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注13：早在商初，生活在山东的殷人就已经开始成批的向外销售丝绸了，西周初年，齐太公吕尚更是大力发展丝绸产业，使齐国大富。《管子·轻重》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司马迁《货殖列传序》亦曰：“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