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非常熟悉《史记》中“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周幽王被描述成一个好色且任性的昏君，正是由于他宠幸“妖女”褒姒，搞得朝政日废，民不聊生，而为了博得这妖女一笑，他竟然随意点燃烽火，玩弄诸侯的感情，侮辱诸侯的尊严，结果导致戎人入侵，诸侯无人来救，西周灭亡。
然而，据清儒古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系年》的最新记载，《史记》中所谓“烽火戏诸侯”的传说，只是“周亡（幽）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的一种戏剧化演绎方式罢了（注1）。自西周中期以来，随着王畿贵族们累世供职于周王室，周王室的土地一点一点通过赏赐流入了他们的财库（注2），至西周晚期，周王室的权威已遭到了严重削弱，而诸侯贵族的势力则大为崛起（注3）。当诸侯来朝，周夷王甚至自废觐礼，“下堂而见诸侯”，以求取诸侯的拥护；周夷王之子周厉王更是被国人暴动赶下王位，而由卫国国君“共和伯”入主周室执政称王，从此开启了日后春秋时代诸侯兴起的滥觞（注4）。接下来周宣王虽然又稍稍复兴了周室，还屡征戎狄淮夷，以榨取财物、掠夺劳力（见兮甲盘铭文），想要挽回周朝的颓势，结果却在晚年接连失利，乃至在千亩之战中“败绩于姜氏之戎”，“亡南国之师”，使得周王室的嫡系军事力量大损。
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子本该认清形势，制定长策，零敲碎打，以缓图之。但宣王之子周幽王即位后，却仍急于加强君权，强硬实行改革，不仅驱逐老臣（注5），侵犯贵族们的既得利益（注6），还带头废嫡立庶，破坏周礼，所以诸侯们才在周室危亡之际做了吃瓜群众，坐视戎人杀死周幽王父子。这也就是《国语·郑语》上说的:“（幽王）九年而王室始骚（乱），十一年而毙。”所以，“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应是后世诸侯们编出来吐槽周王破坏传统、作法自毙的。而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即便对此故事有所怀疑，但作为儒家的信徒，他们也只有将褒姒妖魔化，才能调和西周王朝的崇高声望与其耻辱结局之间的矛盾，也才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并继续苦修其礼仪与经典作为治国与立身之道。
周幽王死后，晋、郑等中原诸侯便将周平王东迁往成周（注7），以躲避戎患，并在东方求取新发展。自西周建立以来，王室便着力于开辟南国，在东南持进取政策，而在成周寄存有不少东方与南方的委输，正好作为周室的新京师（注8）。可是，周平王也是有污点的。原来，平王这个太子，本是周幽王与申戎首领申侯之女所生，而周幽王当初废嫡立庶，也是为了消除申戎在周政中的影响；但周平王并不甘心被废，所以逃到了舅舅申侯那里求援，并被申侯、鲁侯、许文公共同拥立为“天王”以对抗（古本《纪年》），周幽王欲进行讨伐，可没想到，申戎竟然联合犬戎（注9），攻入西周杀死了周幽王。
由此可见，这周平王实有篡位弑父之嫌，他无论在道德、威望还是实力上，都无法做到统御诸侯（注10）。结果天下诸侯都有样学样，撒了欢的礼崩乐坏，弑君乱政，戎狄蛮夷趁机交相入侵，染指中原。就在这旧秩序已经崩溃，新秩序还未建立的关键时刻，齐桓公与管仲站了出来，举起尊王攘夷的大旗，从而在王政之下，建立了霸政新秩序，这才保证了华夏文明的存续与绵延。所以我认为，讲述春秋时代的最好起点，应该是齐桓公与管仲，而绝非那个射中王肩而让旧秩序崩溃更快的郑庄公。
注1：事实上，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也并不支持西周时代就有烽火台的论断（最早出现烽燧预警，应在战国时代）。况且，等诸侯们看到烽火召集军队前来，至少也要十几天，等这么久，褒姒怎会笑？非但不会笑，怕是还有一种等人的烦躁。
注2：此即《诗经·大雅·召旻》所叹“日蹙国百里”。所以，西周后期的彝铭中虽然也有不少册封典礼的记事之作，但是其封赏的财物仅限于服饰、弓箭以及仪仗等物，以示荣宠而已，不再有周初封邦建国时赏赐大量山川土田和劳力的宏大气魄。参阅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22年，24-25页。
注3：参阅许倬云：《西周史》，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王国维：《王观堂先生全集》第6册，以及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虽然在传世文献中很少提到这一点，但李峰通过金文发现，强大的贵族力量有时会令周的王室权威黯然失色。许倬云也认为，随着王臣一代一代占有土地，日积月累，王室直接掌握的土地越来越少。晚周之际，边患日亟，许多新领主，原为保卫京畿的驻防，其由驻防而变成割据，对于西周王室的实际力量，当然也构成严重的影响。朱凤瀚则通过召伯虎利用官职之便庇护小宗行为的分析，认为西周晚期在贵族家族内部才强调宗族的观念，而其尊重王朝之意识已日渐淡漠，世族势力开始直接威胁王室的利益。晁福林则从《诗经》中发现，西周晚期出现了大量赞颂诸侯贵族的诗篇（如《崧高》《烝民》《韩奕》《江汉》《黍苗》《出车》等），而这类诗句在西周前期和中期的诗歌中没有踪影可寻。王国维也由散氏盘铭文的记载，论及周室的式微，以邦畿之内，兼并自如，且两国擅自割地签约，实在目无王纪。王氏因此叹息，“周德之衰，于此可知矣”。
注4：关于“共和行政”，《史记·周本纪》谓“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但晁福林根据古本《纪年》、西周彝铭以及战国末年《鲁连子》等史料考证认为，周厉王被赶走后，诸侯便“奉（共伯）和以行天子事”，共伯和遂“干王位”，并在彝铭中被称为“皇君”。直到周厉王死后，共伯和才让位于周宣王，并“复归国于卫”，死后被谥为“睿圣武公”（《国语·楚语上》），也就是后来护卫周平王东迁的卫武公卫和。晁福林认为，共伯和以诸侯身份而能够入主周室，并且执政称王，这表明诸侯国的势力和影响已经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以诸侯国的霸权迭兴和群雄逐鹿为社会特征，实肇端于此次“共和行政”事件。参阅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出版，2022年，7-12页。
注5：详见李峰《西周的灭亡》第四章《党派之争与空间的崩溃》。李峰通过分析《诗经·小雅》中《十月之交》与《节南山》两篇发现（远古时期诗史不分，这些记事诗有很大的可信度），幽王早年西周王室中曾经有过一次激烈的政治争斗，结果老臣皇父一派遭到沉重打击，该派首领皇父也遭到驱逐，被迫隐退东部，在洛邑北面的向（今河南济源）度其余生。
注6：西周是分封制的政权，其政权基础在于封君与封臣之间诚信守约的契约精神，现在既然周天子不再信守许下的承诺，诸侯也不再遵守约定，那周朝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注7：成周，即周成王与周公东征胜利后，为了“崇文德”，而经过科学测算（在夏至日以圭表测日影），在天下的中心（土中）驱使殷遗民所建造的东都（今河南洛阳东北白马寺一带）。因为古人认为“土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用天地的中心做人间统治者的中心，则自然可以奠定周基、天下太平了（成周的成通城，引申为奠定之意）。相传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的“测影台”，就是当年周公测日影之处，至今仍保存着唐开元十一年南宫说所立“周公测影台”石表。据说周公用土圭测得夏至这一天午时，八尺石表与周围景物都没有日影，于是确定这里正是“土中”。
注8：《春秋公羊传》曰：“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师者何？众也。天子之居，必以众大之辞言之。”京的甲骨文，形如高大的建筑物，因此本意为建在高处的屋子，引申为乃高大之意。师的本意则是军队，自然有众多的意思。
注9：申侯乃西申国的国君，同时也是申戎的首领，与犬戎一样都是戎族，只不过，犬戎活跃于萧关以北，申戎则活跃于萧关以南的陇东地区，具体在今甘肃平凉一带。
注10：终春秋之世，各国诸侯或单独或二人相偕或集体朝王未足十次，即便是“礼仪之邦”鲁国，其十二位鲁君也只有三人次朝见周王（却去了霸主晋国那里20次），但周天子却聘问（讨钱）了鲁国七次。《左传》中还多次记载周天子向诸侯“求赙（助丧之财物）”“告饥”“求车”“请城成周”。周平王之孙周桓王死后，周王室甚至穷得办不起丧礼，等了足足七年才将其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