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的最后17年，像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悲情戏剧，既有暴君的荒唐，也有臣子力挽狂澜的挣扎。
然而，这段历史并不只是一个朝代的垂死挣扎，更是一场关于人性与权力的深刻博弈。
故事的开头并不复杂。
公元263年，蜀汉灭亡的消息传到东吴，东吴君主孙休坐在龙椅上，心头五味杂陈。
他知道，蜀汉的覆灭意味着东吴不再有盟友，曹魏的攻势很快就会转向江东。
可还没等他想好对策，内部的一系列变故便接踵而至。
孙休死了，年仅三十多岁，而他的继任者，则是后世人们口中的“暴君”孙皓。
孙皓的登基最初让人看到了一点希望。
这个孙权的孙子，刚继位时表现得相当“亲民”，开仓赈灾、减省宫女，甚至还聊了一句“与民同乐”的话。
可惜，这些举措只是昙花一现。
很快，他的本性暴露出来，杀伐果断得让人发怵。
他先是处理掉了拥立他的两位重臣濮阳兴和张布，接着逼死了前任皇帝孙休的妻儿。
整个朝堂从此噤若寒蝉，没人再敢对他说“不”。
东吴的朝政，从这一刻开始急转直下。
孙皓的暴虐让百姓苦不堪言，他爱美女，爱奢华，更爱用极刑对付那些敢于质疑他的人。
有人上书劝谏，他直接命人挖了对方的眼睛；有人不愿赴宴，他则大怒，亲自监督将对方活活饿死。
臣子们对他畏若蛇蝎，却又不得不继续为他卖命。
东吴的国力，就这样被日复一日地消耗掉了。
可即便如此，东吴居然还能支撑17年，这让人不禁想问：为什么？答案并不简单。
首先，地理环境确实帮了东吴大忙。
长江天险是东吴的天然屏障，曹魏想要渡江攻打，谈何容易？这条大江不仅让东吴暂时有了喘息之机，也让孙皓的暴行有了“容错率”。
外敌一时攻不进来，他便有余裕继续作威作福。
可地理优势终究只是外因，真正让东吴撑下去的，是少数忠臣的拼死努力。
陆抗，是这段历史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作为东吴名将陆逊的儿子，他继承了父亲的智慧，也承担了父亲未尽的责任。
在孙皓的统治下，他被委以重任。
尽管对孙皓的种种昏暴行径心知肚明，但他明白，一旦东吴崩溃，百姓将陷入更深的苦难。
所以，他选择隐忍，选择抗争。
公元272年，西陵都督步阐叛变，投降西晋。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西陵是东吴的战略要地，一旦失守，西晋军队可以顺江而下，直逼建业。
孙皓派陆抗出征，命他无论如何都要夺回西陵。
陆抗带着三万兵马，面对的是数倍于己的敌军。
然而，他冷静分析了对手的弱点，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最终奇迹般地收复了西陵。
东吴军民无不为之动容，连孙皓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仗是陆抗硬生生扛下来的。
可惜，陆抗的努力只是暂时延缓了东吴的灭亡。
他的战功让孙皓感到不安。
一个太过优秀的臣子，往往会让暴君寝食难安。
陆抗晚年时，孙皓对他多有防备，甚至派人监视。
陆抗明知如此，却依然尽职尽责，直至病逝。
他死后，有人说，东吴的魂也随之而去了。
孙皓却并未因此停下折腾。
他几次主动挑衅西晋，试图通过战争挽回自己的威信。
可每次出兵，不是无功而返，就是惨败收场。
其实，从他带着后宫佳丽御驾亲征，结果冻死大批士兵时，东吴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一个只顾自己享乐，却让士兵为其犯傻的君主，如何能守住江山？
东吴的分崩离析还体现在内部的离心离德上。
孙皓的暴政让不少地方官员心生怨念，甚至主动与西晋接触。
公元279年，西晋发动灭吴之战，六路大军齐头并进，直逼建业。
东吴原本有20万军队，但在孙皓的胡乱指挥下，很快土崩瓦解。
有人投降，有人逃亡，剩下的抵抗也毫无章法。
最讽刺的是，当西晋大军抵达建业城下时，孙皓竟然试图通过“分化对手”的方式来拖延时间。
他派使者分别向几位晋军统帅送去投降书，希望他们因争抢功劳而内讧。
然而，这种小伎俩在大势面前根本不起作用。
王濬率领水军长驱直入，直接逼近建业。
孙皓意识到一切已无法挽回，便穿上素服，带着棺材出城投降。
东吴灭亡，终结了三国时代的最后一角。
天下归晋，司马炎终于完成了祖辈未竟的事业。
然而，这样的统一并未给百姓带来真正的安定。
西晋的内部问题很快浮现，八王之乱接踵而至，江山又一次陷入动荡。
有人说，东吴的灭亡早在孙皓继位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也有人说，像陆抗这样的忠臣，才是真正让东吴延续了17年的支柱。
不过，无论如何，这场历史大戏的落幕，留给后人的是太多的唏嘘和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