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冬的一天，解方夫人章帆接到一封来信。信是以前在解方身边工作过的一位部下的爱人写的。
信中说，听到首长得病的消息很惦记，也很着急，想来看看首长，代表已经过世的丈夫来看看首长。
章帆向解方讲了这事后，解方马上让她回信或发电报，告诉那位部下的遗孀“千万不要来”。
难道是首长与这位部下之间有过莫大的“嫌隙”，才不许部下的遗孀来探望？
解方：有需要我当参谋的，你们可以到病房里来找我说起解方，就不得不提他在抗美援朝的表现。那时，彭德怀司令员在指挥作战中常说：“请诸葛亮来谈谈情况。”
请来的当然不是羽扇纶巾的卧龙先生，而是一位英姿勃勃、相貌堂堂的军人——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同志。
彭总多次谈到：“回国后，我要把解方同志推荐给周总理，他是个很有外交才能的指挥员。”
世事难料，这位军事外交才能兼备的将军也不例外。那是在1983年的冬天。
这天，解方从医院查病回来，呆呆地坐在了椅子上。夫人章帆看到一向坚强、内向的丈夫，露出了少有的神情。她忙问：“病看了？什么病？”
解方异常平静地回答：“食道癌。”
章帆听了大为震惊：“有多大了？”
“乒乓球那么大。”解方的语气依然是平静地，接着他长出一口气说：“我的任务可怎么办呢？这四项任务完不成了！”
片刻，解方又自言自语：“哪怕再给我3年的时间，我的任务也能完成得差不多。”
章帆说，那天整整一个下午，他双眉微锁，聊聊寡欢。一会儿翻翻案头上厚厚的书稿，一会儿在房间里来回踱步。
晚上，章帆挨着解方坐下，拉着他的手，安慰地说：“这病刚刚发现，你别想得太多。”
解方听了，苦笑了一下。他把宽大的手掌放在夫人的手背上，说：“你别做我的工作了。对于病，我想得通。癌，世上的顽症，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人早晚都是一死，单就是死，并不可怕。我担心的是我的工作。”
夫妻俩不再说话。后来，章帆回忆说：“40多年的夫妻生活，我对他太了解了。每当工作与他个人的一切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切都要为他的工作让路。”
过了好一会儿，解方对夫人说：“你去睡吧，不要再做我的工作了。让我好好想想，我的工作任务该怎么办好？”
解方当时的工作是担任《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总结》及《抗美援朝战争史》写作组的组长，及《东北军地下党史》、《西安事变史》其中部分章节的写作。
图 | 解方
说起来，解方的工作胜利是来之不易的。随着动乱的平息，解方的问题也得到了澄清。他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分配工作。为了这一刻，他在被“监护”期间，给自己定下了四个坚持：坚持革命、坚持学习、坚持改造、坚持锻炼。
洗澡，他在高高的围墙里坚持洗冷水澡；跑步，在不满10平方米的地方天天坚持跑步。解方作过计算，8年来，他跑步的路程，可以围绕着地球赤道转两圈又四分之一。
解方的坚持，让他获得了一个壮如健牛的身体。重获自由后，解方又等了4年，总算是被安排了工作。鉴于他是上述四段历史的见证人，组织便赋予了他上述四项历史任务。
解方正待要把积蓄了12年的力量，全部用在这四项任务中去的时候，他倒下了。这种情形下，他怎么能不焦虑，不苦恼呢！
夜间，解方拿起了电话，拨了出去。接通之后，解方问道：“是政柱同志吗？”王政柱是解方在志愿军时的老搭档——志愿军副参谋长，是他四项任务中两项任务的“主将”。
王政柱在撰写史实时，坚持实事求是。曾有一位笔者，写了一篇“王政柱改名轶事”的文章拿给他看。上面是这样叙述的：
“长征路上，王政柱在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长。总参谋长刘伯承经常组织司令部人员考试。有次在公布获奖名单时，刘帅把王正柱写成了‘王政柱’。后来从刘帅笔下出现的王正柱都是这个‘政’字。一次闲聊，谈起了此事。刘帅讲：‘光当个正直的柱石还不够，要当国家政局的柱石’。可见，刘帅对他给予了多大的希望。他也常常以刘帅的教诲来激励自己……”
图 | 王政柱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王政柱摇摇头，说，“字倒是刘帅改的。只是我总觉得，刘帅当时有可能是误写，也许是用字习惯，不一定是故意给我改的。我没有就这事问过刘帅，刘帅也没有讲过那段话。”
王政柱确实很认真，这让笔者不禁想到一些将军对他的评价：“这位同志处事稳重、谨慎、办事从不吆吆喝喝。”
在抗美援朝中，王政柱担任了两年多的志愿军副参谋长，韩先楚曾对解方说过：“政柱同志工作认真、细致，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作风正派，就是有时过于谨慎了……”
解方对王政柱很是信任，第一时间将自己患癌的消息说了：“有一个突然的情况告诉你，我得了癌症……”王政柱听了，大吃一惊，不等他开口，解方继续说：“我明天就去住院了，我们的任务就落到你和同志们肩上了。我设想了个方案，明天上午我们研究一下，争取早一些完成这两项任务。”
第二天，王政柱和撰写组的同志们来了。
解方对大家语重心长地说：“癌症向我发起进攻了。我当然要和它搏斗了。只是对我们的任务不能像以往一样和大家一起并肩战斗了，我们共同承担的任务就要由你们来完成了。我想到了战争年代炸碉堡，前边的没有炸掉，后面的又冲了上去。这叫前仆后继。但是，不论怎样，碉堡一定要炸掉。我虽然还没有完全倒下，可主要突击靠你们了。是的，我作为一名老战士，一息尚存，仍需战斗。有需要我当参谋的，你们可以到病房里来找我。”
图 | 解方（左一）
听了解方的话，大家都被深深地感动了。王政柱说：“你放心地养病吧，我们一定抓紧工作，完成好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其他同志也附和说：“‘家底’你为我们打好了，路也铺平了，剩下的就是干了。我们一定好好地干！”
解方眼泪汪汪地说：“谢谢大家。”
解方不愿部下的遗孀到北京来看他，为何？解方复出工作不久，接到了一封以前部下的来信。这位部下在信中再三地检讨、道歉，并说自己得了癌症，而且到了晚期。他要求到首都的军队医院治疗，说就是死在手术台上也无憾了！
这封信在解方的周围，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许多了解情况的同志都不同意解方出面为其联系住院。
原来这位部下在动乱初期也乱了方寸，无中生有地揭发解方直到现在还和他20年代的日本教师有密切交往。身为工作人员的揭发，通常被看作是最有权威性的。不久，解方被“监护”起来。
对此，解方说：“他能认识到错了也就行了，他总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我作为一名老同志，有责任关心他。”
信送来的当天，解方就为部下联系了医院，并亲自安排其住下。后来，又带着夫人买了很多营养品给这位部下。部下感动得哭了，对解方说：“首长，我对不起你！”
解方抚摸着他的肩膀说：“那是过去的事了，也不能全怪你。安心养病吧！”
可这位部下没有康复，丢下妻儿就去了。解方得知消息后，安排工作人员帮助其妻子料理了他的后事。
部下的遗孀是南方人，对北方的生活不习惯，求助解方帮助把她调回南方去。解方是向来不求人为己、为亲友办这类事情的。但是对这件事，他二话没说就给南方工作的老战友去信，特别强调这是曾在他身边工作的部下的妻子，丈夫不幸去世，请他们无论如何给解决困难。
困难解决了，这位部下的遗孀一直惦记着首长，想去看望一下。当得知首长住进了医院，马上写信说要去北京。解方让爱人给回信，说：“请她千万不要来，千里迢迢，天寒地冻，来一趟十分不容易。”
图 | 解方
解方就是这么一个好人。可令人遗憾的是，竟然得了癌……
解方：拿录音机来，我要把序言录下来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解方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章帆心里着急，解方心里更急。
每天早晨解方还坚持跑步，每次跑步回来，他的周身就像水洗了的一样。身体被癌症缠得已经够虚弱的了，怎么还能承受这么大的运动量呢？章帆劝说：“不要再跑步了。”
解方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说：“生命在于运动。只要我的这两条腿还能活动，我这台机器就能运转。这里——”他用食指敲着自己的脑袋，“也就能思考些问题，就有希望争取些时间，坚持下去我会胜利的。”
可是，解方没能坚持下去。这天，解方对章帆说：“放疗对我很可能不适应。现在躺在床上，腿脚僵硬得难受。”解方的眉宇间，透出了烦躁和痛楚。
过了一会儿，解方又说：“我需要和医生、院领导谈谈，要重新制定个方案，不然还真要打败仗那！”
第二天，在医院组织会诊之后，征求解方本人意见时，他很动感情地说了很长一段话：
“目前，我的下肢活动出现了障碍，行走不便。这好像一个幽灵捆住了我，影响行动，影响锻炼，影响我在有限的条件下思索一些问题，也影响了治疗。辽沈战役时，毛主席下令打锦州，打下锦州，战役全盘都活了。现在只要把我的腿搞活，能活动，其他治疗，睡觉、吃饭等都好办，都可以搞活。这个比喻不太恰当，但我想用它来说理。”
接着，解方继续说：“我需要3年到5年的时间，来完成我所担负的四项历史任务。因为我是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是幸存者，这是历史赋予我的责任。完不成任务，对不起先人。当然我相信，没有解方，这些历史任务也照样能完成，但这样会是一个遗憾了。”
解方对放疗的这种方式，有些不满意。他觉得如果仅仅是只能维持目前的这种情况，不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样的话，解方认为没有太大的意义。
图 | 解方（左一）
对于治疗方案，解方是从军事家的角度去考虑的，他说：
“放疗的技术在发展。外国的，中国的进步都很快。我们在运用这项技术的过程中，也是可以发展的。打仗有各式各样的打法。如打锦州，是正面攻坚。但也还有运动战的打法和其它一些打法。如当年打北平就是先包围起来，尔后迫敌就范。我是个军人，不懂得医术。但请你们在考虑医疗方案时，是否能参谋我讲的这些道理。”
虽然解方提了很多意见，但放疗仍然在继续。病情也是越来越重，身体越来越虚弱。章帆说：“那双宽大厚实、多次夺得网球冠军的大手，而今连铅笔也拿不住了。”
这天，解方让章帆把他扶好。解方坐的笔直，这是他的习惯。行走坐卧，总是保持着军人的姿态，几个月的医院生活也不例外。解方对章帆说：“拿录音机来，我要把序言录下来。”
所谓的序言，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总结》的序言。解方动了几次笔都没能坚持下来。章帆把录音机放到解方的面前，解方对爱人表达了感谢，说：“开始吧。”
章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这样说：“真没想到，多少天说不出话来的他，这天说得是那么清晰，那么有条理。他平时讲话就不喜欢枝蔓，此时就更是简洁干练了。”
解方断断续续地说了一段，加起来凑成了一小半盒磁带。这也是解方留下来的最后的声音。
1984年4月9日，解方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将军为人民的事业抱憾离去，人民也将以深深的遗憾加倍地怀念着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