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军队一次次“围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官兵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勇反“围剿”，取得了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举世闻名的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不怕牺牲、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长征精神。
为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战争，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强调要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在苏区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国民党政府聘请一大批德国军事专家当顾问，拟订作战计划；用美国、英国的大批贷款购买军火，增加部队的新式装备。经过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决定首先以50万中央军兵力，分几路“围剿”中央苏区的红军。
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有8万多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尽管形势严峻，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在蒋介石正大力准备“围剿”的时候，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即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进而夺取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在国民党军队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击敌的计划，只能徒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东方军入闽作战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连续作战，造成部队非常疲劳；中央军则没有什么仗可打，被置于无用之地。红军由此丧失了进行反“围剿”战争准备的宝贵时间。
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临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博古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他们实际上是这次反“围剿”战争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他们废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在苏区以外战胜敌人。这种搬用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的经验，不能不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害。
9月下旬，国民党军北路军开始进攻中央苏区。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军的主力和堡垒之间，遭到很大损失，陷于被动地位。此后，临时中央领导人即由军事冒险主义转变为军事保守主义。他们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强令装备很差的红军同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发展造成了国民党营垒的必然分化。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前线调转枪口向蒋介石集团反戈一击的事变。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战争将是十分有利的。但博古等害怕丢失苏区，不敢实行向敌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针，拒绝采纳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要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战争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正值前方红军鏖战之际，1933年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按照这个决定，朱德、周恩来被调回后方。中央苏区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李德进一步控制了军事指挥权。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红一方面军再次称中央红军。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沙洲坝大埠村召开。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
第一，不顾敌强我弱和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的不利形势，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极力夸大革命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将决定中国“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断定这个问题将会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内得到解决。
第二，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革命民主专政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
第三，主张集中火力反对中间派别，在反帝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只搞下层统一战线。
第四，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在党内和红军内继续推行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产生了中央书记处，博古仍为中央主要领导人。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的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蒋介石在打败第十九路军之后，重新集中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向中央苏区中心区逐步推进，同时命令粤军在南面对红军实行防堵。由于推行李德的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战术，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用土堡垒去对付敌人的飞机大炮，并且经常轻率地以主力对敌军的堡垒阵地发动进攻，舍弃自己擅长的运动战和游击战战术，而去同强敌拼消耗。结果是敌人步步推进，红军节节抵御，屡次遭受严重损失。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但李德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博古、李德等命令红军主力保卫并不利于坚守的广昌，同敌人进行“决战”。从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向广昌发动进攻。参加保卫战的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英勇奋战，坚守阵地，付出很大牺牲。4月27日，国民党军队集中10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会攻广昌。红军各部队依托阵地，打退敌军多次进攻，并实施“短促突击”战术，但未能摆脱被动局面。博古、李德被迫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命令红军撤离广昌。4月28日，红军退出广昌。广昌保卫战是红军历史上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使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在历时18天的战斗中，红军毙伤俘敌2600余人，而自身伤亡高达5000余人。这对以后红军的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后，分兵向根据地中心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红军又奉命实行“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结果进一步陷于被动局面。
广昌失守后，中央苏区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红军虽经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
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撤离中央苏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