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官场，从初入仕途直至官居一品，通常所需时长有明确界定。据相关记载，自踏入仕途起始，一般历经三十五年方可晋升至一品之位，即便极为顺遂者，亦需三十年。
此观点仅具宽泛性，并非绝对。于封建官僚体系中，绝大多数官员终其仕途，亦难以企及一品之高位。与之相对，少数极具机遇者，未及三十载，便得以跻身一品大员之序列。
本期御史将阐述一则特殊事例。主人公仕途起始于知县之位，随后相继担任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以及巡抚等职，最终擢升至直隶总督与兵部尚书之要职。自初入仕途至达此高位，整个历程历经二十五载。
值得注意的是，该官员并非通过传统科举途径，即举人、进士出身而踏入仕途，而是以捐纳知县之途入仕。在清代汉族官僚群体中，能获此特殊恩遇者极为罕见。整个乾隆朝仅存两例，其一为李世杰（前文已有详述），其二便是本文即将着重探讨的刘峨。
【刘峨的仕途经历】
刘峨，籍贯山东单县，生于清雍正元年。其出身优渥之家，自幼展现出卓越的读书禀赋。然而，命运弄人，在科举之途上，刘峨时运不济，终其一生仅获秀才这一初级科举功名。
鉴于家境殷实，其父通过捐纳为他谋得候补知县一职。在清代的选官体系中，科举出身的官员被视为“正途”，此乃备受尊崇之晋升路径；而以捐纳入仕者，则被归为“异途”。于官场生态里，“正途”出身者备受敬重，“异途”出身者却往往遭人轻慢。不仅如此，相关制度明确限定，捐纳出身之人在官职担任上存在诸多限制。
以清代第74任直隶总督群体为考察对象，经由捐纳入仕途径担任此职者，有李卫、长龄、刘峨与袁世凯四人。长龄出身满洲贵族阶层，其出身背景与汉族官员存在显著差异。李卫的情况较为独特，他凭借捐纳获员外郎之职，后因深得雍正帝信赖，获越级擢升。袁世凯虽亦通过捐纳入仕，但其升任直隶总督，主要凭借军功，以及李鸿章、荣禄的举荐。
刘峨凭借自身卓越才能，通过稳扎稳打的努力逐步崭露头角。在直隶总督这一群体中，共计74位任职者。其中，以科举正途出身且起始于知县职位者，仅有区区七人，更遑论以捐纳途径出省任职进而成为直隶总督。
据文献所载，乾隆二十三年，吏部铨选刘峨出任保定曲阳知县一职。刘峨生性耿介，精于缉盗断狱之务。任职曲阳期间，凭借此专长，他整饬地方治安，成效显著，从而获得上司嘉许。
乾隆二十八年，刘峨获擢任宛平知县之职。宛平一地，隶属京县范畴，其知县官阶为正六品，此一情形彰显了刘峨此次任职乃为职位擢升。
于京畿之地执掌京县知县一职，实非易事。京城之中，达官显贵、皇亲国戚等权贵汇聚，身为区区六品之京县知县，常为人所轻慢。然而，刘峨凭借过人的胆魄与坚贞气节，成功肃清京师之治安隐患。其功绩斐然，即便是乾隆皇帝闻之，亦对其赞誉有加。
在乾隆帝予以认可之后，刘峨的仕宦生涯旋即步入鼎盛阶段。乾隆三十一年，刘峨获擢升，任职顺天府南路同知。
顺天府辖下四路同知一职，品秩为正五品。任职者于乾隆三十六年擢升为永平知府，翌年又晋升至通永道之位。至乾隆四十五年，出任湖北按察使，紧接着在次年，获任安徽布政使。乾隆四十八年，先升任广西巡抚，旋即调任直隶总督。
在短短二十五年间，刘峨由正七品知县之位，稳步升迁至从一品总督之职。这一晋升速度，即便在经由正规仕途出身的官吏群体中，亦极为罕见。基于此，彼时官场遂将刘峨视作“异数”。
在清朝的地方行政体系中，直隶总督这一职位，其履职成效呈现出利弊兼具的态势。从历史发展进程审视，直隶总督在履行职责过程里，既有积极建树，亦面临诸多挑战与挫折，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作为，均有着复杂且多元的表现。
乾隆对刘峨颇为赏识，究其根源，在于刘峨勇于与权贵抗衡。刘峨升任直隶总督后，雷厉风行地处理了数起重大案件。以近支皇室辅国公弘晸一事为例，弘晸差遣家奴前往静海，妄图冒占官地。刘峨知悉后，即刻上奏弹劾。最终，弘晸被革除爵位，受到应有的惩处。
在执掌直隶总督之任时，刘峨于诸多重大案件的办理中，秉持刚正不阿之态。然而，此举却致使其在不经意间触犯了众多京中显贵。由此可见，刘峨在为人处世、权衡利弊之技巧方面，或存在一定疏失。而此等疏失，无疑如同暗礁，为其后续的仕途发展悄然埋下了隐患。
刘峨与田文镜在行事理念上颇具共通之处，二者皆将对帝王的忠诚置于首位，以君主意志为行动导向，而鲜少顾及他人。不过，二者在君臣关系的亲疏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田文镜深得雍正帝的高度信任，而刘峨虽同样忠诚，却未能获致乾隆帝如雍正帝对田文镜那般深厚的信赖。
乾隆五十一年仲春，乾隆帝前往西陵行拜谒之礼，旋即莅临五台山巡幸。时直隶总督刘峨，为博圣眷，于保定府满城、完县等地地势低洼之处，不惜耗用巨额官帑，营建并无水流通过之桥梁。
乾隆皇帝对此举予以严厉斥责，认为刘峨此举实乃对民力的无端耗费。所建桥梁虽外观稍具观赏性，然就民众日常出行而言，并无实质性助益。
鉴于此次形象工程的不当举措，刘峨遭致以降级留任为内容的惩处。然而，后续刘峨获悉，此事件背后存在随行大臣夸大其词的行为。
虽刘峨曾遭惩处，然乾隆帝对其仍保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否则，断不会使其续掌直隶总督之职。
乾隆五十五年，直隶地区涌现一桩重大案件。彼时，巡城御史于京师缉拿一名来自建昌的盗匪。经详细审讯得知，该匪曾对建昌的钱铺实施抢劫行为。被捕后，其被羁押于清苑狱中，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在此期间，案件竟长达两年悬而未决。最终，该盗匪竟成功越狱逃脱。
这般公然为盗之徒竟能逃脱律法惩处，此情形令乾隆皇帝龙颜大怒。旋即，乾隆皇帝敕令侍卫将清苑知县拘押至京师，以追究其罪责。与此同时，刘峨亦遭严厉惩处，不仅孔雀翎被褫夺，黄马褂被摘除，且直隶总督之职亦被革除。
彼时，刘峨年近古稀。乾隆帝出于对其为朝廷长期效力的考量，于心不忍，未对刘峨施以严苛惩处，反而将其调至京师，委以兵部侍郎之职。
乾隆五十有七年，刘峨扈从乾隆帝驾临热河。因其表现出众，获赐花翎与黄马褂，旋即擢升为兵部尚书。至乾隆六十年，刘峨溘然长逝。乾隆帝闻此噩耗，特御笔亲撰祭文以表哀悼，并赐谥号“恪简”，此乃对刘峨一生功绩与品行的最终评定。
通览刘峨的生平轨迹，其凭借捐纳获任知县，而后一路擢升至直隶总督之位，此历程堪称一段非凡的晋升传奇。刘峨在仕途之中，秉持较为清正的为官之道，故而史官对其评价为功大于过，功绩约占七成，过错约占三成。然而，刘峨存在一显著弊端，即过度逢迎乾隆皇帝，致使其在诸多事务的处理上接连出现差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