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承的出身情况】
恩承，隶属叶赫那拉氏，身处满洲正白旗之列。在部分影视作品里，对恩承姓氏的展现似有过度之嫌，这极易致使观者将其与慈禧太后归为同一家族体系。
叶赫那拉氏位列满洲八大姓范畴，准确而言，其本称“那拉氏”。那拉氏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分化形成若干支派，相关文献对此有所记载：
纳喇氏，作为满洲的显赫姓氏，其氏族广泛分布于叶赫、乌喇、哈达、辉发等多地。尽管同属一姓，然而各分支却分别形成独立的宗族体系。
叶赫那拉氏内部细化为多个家族分支，各分支分别归属于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与镶蓝旗。其中，慈禧太后所在家族，于满洲八旗体系中隶属镶蓝旗。该家族在当时并非声名显赫之族，其祖上鲜少有人担任高级官职，亦未获公侯伯等高级爵位。
从氏族层面审视，恩承与慈禧显然并不隶属于同一氏族。若以旗籍为参照标准，恩承的出身实则更为优渥。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恩承的家族谱系中，其祖上并未涌现出声名远扬的人物。确切地说，在相关历史文献里，关于其祖父与父亲的具体信息皆付诸阙如。由此可见，恩承并非出身于显赫的官宦世家之后。
恩承出身满洲，凭借笔帖式一职踏入仕途。在清代，笔帖式与侍卫堪称满洲贵族子弟及普通满洲子弟获取入仕资格的两大关键途径。通常而言，出身显贵者多以侍卫之途进入官场，而门第稍逊者则往往借助笔帖式这一途径开启仕宦生涯。
恩承生于清道光元年。弱冠之年，凭借笔帖式之职，正式踏上仕宦之途。至道光朝末年，已擢升至礼部郎中一职。
在《丁宝桢》一剧相关情节中，恩承出于特定的人际关系纽带，专程前去拜谒闫敬铭，并尊其为“恩师”。其缘由在于，恩承与丁宝桢乃同榜登科之人，而丁宝桢与闫敬铭之间存在着兼具师生情谊与朋友之谊的特殊关系，基于此，恩承得以与闫敬铭建立起这一情谊关联。
显然，电视剧所呈现的情节与历史事实相悖。丁宝桢乃通过科举考试获取进士功名，而恩承并无科举所得的任何功名。由此可见，从科举层面而言，二人并不存在“同年”关系。
【恩承以军功发迹】
咸丰元年伊始，东王杨秀清调遣北伐之师，谋划以奇袭之策直逼京师。彼时，咸丰帝任命僧格林沁为统军主帅，令其于直隶、山东区域布防堵截北伐军。恩承凭借精湛的骑射技艺，获授四品京堂之衔，随僧格林沁一同出征，参与剿灭敌军之军事行动。
在对北伐军的镇压行动期间，恩承凭借僧格林沁的庇佑与支持，于战事中多有建树。特别是在山东滕县的关键战役里，恩承表现卓越，其功绩传至咸丰帝处，由此获帝赏识，进而擢升为太常寺卿。
从客观视角审视，恩承展现出了卓越的个人能力，于军事领域建树颇丰。在彼时的满洲子弟群体之中，恩承堪称出类拔萃之辈。
同治二年，恩承随僧格林沁挥师南下，参与剿灭捻军之役。其间，恩承立功，成功擒获捻军首领张洛行，因功获赐黄马褂，并荣升内阁学士。然战事未息，僧格林沁在追击捻军进程中，遭遇不测而殉难。鉴于恩承身处军中关键位置，作为核心成员，因主帅罹难这一重大变故，被予以革职之惩处。
在官场生态中，职位的升降更迭实属常态。彼时，东北地区突发马贼之乱。鉴于此局势，朝廷委派恩承为平叛主将，统领军队前往戡乱。此次叛乱规模有限，在恩承的指挥下，迅速得以平定。凭借此次平叛之功，恩承不仅恢复原职，还获授理藩院侍郎之职。
同治初期，北方地区的捻军势力崛起，给清廷统治带来严峻挑战。恩承，作为长期与捻军对峙的重要将领，自同治七年起，便统领神机营，于雄州、霸州等地屯驻设防，肩负起拱卫京师之重任。
捻军被全面平定后，恩承返回京城，相继任职于工部、吏部与刑部，官居侍郎之位，并兼任副都统。尽管恩承在军事行动中屡立战功，然而，从其未获高等级爵位这一事实来看，其所建功勋在程度上或许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同治时期，从官职与地位层面审视，恩承仅处于二流水准，尚未能踏入权力核心圈层。同时，就现有史料考察，亦未见其与慈禧太后存在广泛而深入的关联。
【恩承与丁宝桢的关系】
在剿灭捻军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恩承与丁宝桢有所交集。彼时，丁宝桢身兼山东布政使及山东巡抚之职。然而，从现存史料来看，并无关于二人恩怨的明确记载。即便二者之间曾存在分歧，想必程度亦不至于太深。
同治八年，丁宝桢决然诛杀安德海。彼时，恩承于直隶、山东地区执行驻防任务。鉴于其所处职责范畴及职务层级限制，从逻辑推衍而言，他极有可能并未涉足此事件。况且，以当时的政治格局审视，其官职级别尚不足以使其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的激烈政治博弈中充当任何角色。
在光绪一朝，恩承的仕途达至巅峰。光绪元年，其获拔擢，任职左都御史，兼领总管内务府大臣与正蓝旗汉军都统之职。旋即，恩承又出任礼部尚书。
即便恩承获得职位擢升，然因其未获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之衔，故尚不足以跻身朝中核心重臣之列。此情形致使其于朝政运作之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力相对有限。
光绪二年，丁宝桢获赐头品顶戴，膺任四川总督之职。甫一到任，丁宝桢旋即着手整饬吏治、革除积弊。然其举措触动部分势力利益，旋遭对立派弹劾。弹劾内容称其巧立诸多名目，肆意推行摊派之举。
朝廷在获接弹劾奏章之后，旋即委任恩承为钦差大臣，令其奔赴四川展开查办工作。恩承对丁宝桢的行事风格或持有异议，故而在查办期间，未能秉持客观公正之态度，而是片面轻信，妄断丁宝桢存在与民争利之举，随即便上奏朝廷，建议对丁宝桢予以惩处。
然而，在恩承所具奏折尚未抵至京师之际，其家人于四川地区公然索贿之举，遭地方官员检举揭发。彼时，丁宝桢之友闫敬铭敏锐捕捉到此契机，旋即公开弹劾恩承。经此，慈禧太后颁下旨意，将恩承革职查办。
恩承一生行事，既未建立显著功勋，亦未犯下重大过错。自返京之后，旋即获授步军统领之职。同治与光绪年间，满族人才匮乏，在这一背景下，恩承颇得慈禧太后赏识与擢升。在此后的数年之中，恩承于仕途上稳步进阶，先后出任刑部尚书、吏部尚书，继而担任协办大学士，最终荣升大学士之位。
光绪十八年，东阁大学士恩承溘然长逝。鉴于其生前于政务、社稷所做贡献，朝廷特予追赐谥号“文恪”，且恩准入祀贤良祠，以彰其功绩，供后世敬仰缅怀。
在同治与光绪年间，恩承并非声名远扬的朝廷重臣。其行事作风虽无显著恶迹，亦未建树非凡功绩。彼时，慈禧太后对恩承的评判处于一种较为持平的状态，既未给予过高赞誉，亦未加以严厉苛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