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和亡国其实就是一线之隔。明宪宗朱见深接手的大明江山，比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时所面临的局面更加严峻。

天顺朝末期，内部农民起义遍地开花：西瑶民起义、四川赵铎起义、荆襄流民起义、宁夏陕西一带的少数民族联合起义集中爆发。外部蒙古人不断出兵南下骚扰，建州女真发动叛乱。

到朱见深继位时，西瑶起义已经演变为了两广起义，并且扩散到了湖南。荆襄流民马上就要攻下襄阳，四川宁夏的义军也接连攻陷城池。甚至就连经济最为发达的江浙，都开始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暴动。蒙古人实际控制了河套地区，建州女真也将东北搞得焦头烂额。朱见深接手的大明江山，妥妥一副亡国之相。

100多年以后，朱由检登基时的局面都比朱见深要好得多。毕竟那时李自成和张献忠还没有起义，内部相对稳定。外部蒙古早就衰落，建州女真也在明军连续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以后，被死死地堵在了关外。

朱见深继位时不到18岁，朱由检继位时也是刚刚17岁。两位大明皇帝谁能扭转颓势，那就是当之无愧的中兴之主；如果没法改变局面，那就只能成为亡国之君。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明宪宗朱见深力挽狂澜，拯救江山社稷于倾颓，成为了那个名副其实的中兴之君。

那么朱见深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朱见深即位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镇守北疆多年，却坐食俸禄、未建寸功的甘肃、辽东、宣府、延绥、蓟州和大同六镇的总兵、副总兵、都御史悉数罢职。换上了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但在夺门之变以后被朱祁镇打压的一众武将。比如被贬到甘肃充军的郭登，恢复了定襄伯的爵位，直接代替被撤掉的甘肃总兵王琮，走马上任。

在稳固北疆防线的同时，朱见深以贪赃枉法为由，清理掉了朱祁镇留下来的、搞得众臣天怒人怨的锦衣卫头子门达，将袁彬召回京城，担任锦衣卫指挥使一职。然后将东宫的旧人、宦官王纶发配到南京。

朱见深做的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安抚文官集团。因为朱见深知道，以李贤为首的文官集团已经控制了朝中的各个要害部门。不把他们稳住，无法行之有效地平定国内叛乱。毫无疑问，朱见深的这两把火让文官集团对这个年轻的皇帝收起了轻视之心。

于是最为急迫的两广起义正式提上了平叛日程。叛军几乎攻陷了广西全境，进而肆虐到了广东和湖南。面对镇守太监、巡抚和总兵携重兵镇守的两广首府梧州城，区区700叛军竟然就攻入城中动掠，夜而去。随时可能像丢掉安南一样丢掉广西。

当务之急是选择一员平叛主帅。内阁首辅李贤将皮球踢到了兵部尚书王竑的脚下。耿直的王竑毫不避讳地就推荐了一个人选：正统年间参与平定浙江叶宗留起义以及福建邓茂七起义的韩雍。

然而王竑的提议一出，举朝一片哗然。因为这涉及到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斗：内阁首辅李贤的最大对手就是王竑，韩雍则属于王竑一党。为了打击王竑，李贤借着宦官王纶的案子将韩雍给构陷进去，贬到了浙江。而韩雍前脚被贬，王竑后脚就推荐，很明显这是在和李贤打擂台。

冷眼旁观的朱见深对这里面的蝇营狗苟洞若观火。不过他知道韩雍的确有军事才能，于是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王竑的意见，任命韩雍为主帅，赵辅为总兵，宦官卢永为监军，带领15万大军开赴广西平叛。

李贤看到韩雍被起复，决定暗中给他下个绊子。于是就指使翰林院编修邱浚上书提议：先从外围逐个剿灭叛军据点，等叛军归缩到大藤峡以后，封锁住各个出口，将叛军困死在峡谷之中。

表面上看，邱浚的这个平叛方略非常合情合理。因为广西叛军之所以能够闹腾几十年，就是每次朝廷大军一来，他们就躲进河流纵横、高山林立的大藤峡。而朝廷大军无法深入峡谷，所以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朱见深派人将邱浚的方案送给了韩雍。韩雍看后立刻上书，回复坚决不同意邱浚的这个方案。韩雍表示，大藤峡绵延600多里，地形异常复杂，要想把所有的出口都给封住，靠15万兵力绝无可能。而且这个困守战术对国家财政的消耗尤其巨大，一个不好就可能让局势更加糜烂。所以韩雍的建议是冲进大藤峡，寻找叛军决战。

韩雍的奏书又一次引发了轩然大波。大部分朝臣都认为邱浚的方案比较稳妥，而韩雍的战术太过冒险。因为万一在峡谷中遇到埋伏，导致全军覆没，无异于又是一次土木堡之变。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人支持韩雍，理由也很简单：现在的国内局势最需要的是速战速决，财政负担不起。

这一刻十几万人的生死、整个帝国的兴衰，决定权都在年轻的朱见深的手中。而朱见深冷静地分析了几天以后，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既然让韩雍领兵平叛，那么就不要让朝中那些大臣基于党争干扰。于是朱见深告诉韩雍，让他一切以战机为先。

朱见深的果断和力排众议，展现了他在乱局之中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而大明的中兴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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