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新升隆号”轮船被炸始末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形势紧张，广州沦陷敌手，武汉十分危急。国民党 政府设立了陪都，提前迁往四川重庆。

1938年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纠正了王明的右倾 错误路线，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根据 形势发展，决定撤销中共长江局，并在重庆市设立中共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 李克农为秘书长，统一领导南方各地党组织的活动。会后，周恩来从延安回到 武汉，一面传达会议精神，一面布置办事处的撤退工作。

10月下旬，武汉失守之前，国民党当局以“焦土抗战”为由，要炸毁旧日本租界内的“大石洋行”,限令八路军办事处尽快搬出这座楼房。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抓紧时间，安排钱之光带领办事处老弱人员携带一部分物资，先到湖南湘 潭附近的下摄司妥善安置；再请周恩来带少数机要与警卫人员，于22日清晨搬 到汉口鄱阳街一号郭沫若先生家中暂住。

因为周恩来副主席还要布置武汉失 陷后周边地区发展武装斗争等事宜，并要在武汉沦陷前夕为《新华日报》撰写 《告别武汉》的社论，直至25日凌晨2时半，即日军占领武汉的当天，才与随行 人员乘汽车离开武汉去湖南长沙。

10月22日，国民党当局仍在高喊“保卫大武汉”,市内布置了铁丝网等障 碍物，似乎在准备巷战。日本飞机投弹扫射，平民伤亡惨重，浓烟冲天，一片混 乱。

这时，人们已经知道，国民党当局并未下决心，事实上也保不住武汉。早在 几天前，国民党政府机关就开始撤离，把长江上的轮船都租用光了。

八路军办 事处经过多方努力，租到一只小轮船 “新升隆”号。父亲身为秘书长，率领 许多人员携带物资，提前在22日晨乘船撤离。

船上载客一百多人，包括办事处 与《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印刷厂的工人、警卫排的战士，还有两位外国女士。 一位是王炳南的夫人王安娜，她是德国人，随同丈夫撤退；一位是加拿大人， 琼 ·尤恩，她于1938年随白求恩医疗队来华，曾在延安与晋绥抗日根据地工 作。

10月份，她从延安回到汉口，向英国领事馆申请帮助离境，领事馆回答无法 解决交通问题，紧急情况下，周恩来建议她随李克农乘船先离开汉口，以后再想 办法，她欣然同意。船上还搭乘了一部分没法买票的难民与儿童，因为周恩来 指示“我们尽力，能多救护一个难民，就应多救护一个”。

登船之后，父亲让刘九洲负责安全保卫。他先后担任过周恩来、博古的警 卫，这时还要照顾腿上长疮行动不便的吴志坚(原先也是周恩来的随从副官)。 因为人多东西多，船舱与甲板上到处堆得满满的，通行都很困难。父亲指挥清 理整顿，空出一条狭窄的通道，便于人员行走。

在船上，父亲与刘九洲边走边检查，忽然发现一堆箱子后边有动静，便握着 手枪悄悄过去，原来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躲在那里，父亲把他拉了出来。 问他是怎么上船的?到哪里去?

男孩开始很害怕，胆战心惊地连说：“我不下 船!我不下船!”

看到眼前胖胖的大人态度比较和蔼，不那么怕了，就说：他是和 爸爸逃难，一起偷偷地跑上船的。这时，孩子的父亲也从附近箱子后边走出来， 说他是汉口的商人，眼看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便带着儿子到江边找船逃难， 看见“新升隆”号正要起航，就私自跑上来了，一边说一边哀求救命，千万不要赶 他们父子下船，并愿支付船费。

父亲看到父子俩苦苦哀求，心中十分同情，心想 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灾难。虽然船上增加了负荷，可是硬把他们父子赶下去，实在于心不忍，也不是我们人民子弟兵应有的作风。

于是，他和副领队边章伍商量，决定让他们留在船上，也不收船费，只是说明这条船比较危 险，能否到达目的地很难保证，如果途中遇到更好的船，他们可以自便。父子俩 非常感激，随后坐进了大通舱。

“新升隆”号船不大，由于严重超载，吃水很深，船尾还拖着一条驳船，上边 也堆满了东西，如：装办公用品的柳条箱、办公桌椅、印刷厂机器、无线电通信器 材与几大箱医药用品等等。

船超负荷，逆水而行，速度很慢。走了一天，仍在湖 北境内。由于这段河道比较险恶，船长认为夜航危险，天黑之前，就在离岸不远 处抛锚停泊。

当晚十点多开晚饭，父亲叫大家尽量吃饱，因为情况千变万化，下 一顿难以按时开饭。饭后，大家在甲板集合，父亲布置第二天的行动计划，同时 解释说，因为船的目标大，白天易遭日机轰炸，所以运行时间要灵活掌握，规定 了用敲锣声发信号，大家统一行动。

第二天早晨，船行两个多小时，到达湖北省嘉鱼县燕子窝附近，上午时分， 天色明亮。因为日本飞机常在白天来袭，父亲让船靠岸停泊，在树丛下隐蔽防 空。同时命令大家下船，到村子里休息找东西吃，下午三点半回来上船，继续前 进。船上只留必要的工作人员和几个警卫、带孩子的妇女、腿上生疮的吴志坚 等，一旦听到飞机声，他们要立即下船就地隐蔽。

同志们上岸后，沿着小路向村庄走去，棉花地里农民们正在采摘，周围环境 安静宽敞，大家紧张的心境也比较放松。父亲与边章伍，还有王炳南夫妇、尤 恩，及警卫员等，边走边说。

他看见尤恩女士对田间活动的一群水牛有些害怕， 紧挨着父亲和边章伍身边躲躲闪闪，就向她说：水牛温和善良，没什么可怕!

尤 恩曾在山东省天主教会办的诊所工作数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山东腔中国话，她 说：“可是，李同志啊，水牛是不喜欢外国人面孔的”。

父亲笑着说：“没关系，我 们全是土生土长的，你混在我们中间，水牛闻不出谁是‘洋鬼子’”。大家哄笑一 阵，尤恩也胆大了。

下午三时许，同志们陆续回来，父亲与王炳南夫妇、尤恩、夏之栩等在岸边 一家小茶馆坐着，可以远远看见江岸和停泊的船只。父亲说：“我们殿后吧，等 大家都上船了，我们再走”。

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出茶馆，准备登船，突然听到有 飞机的声音。父亲立即招呼大家散开卧倒，就地隐蔽，还一再重复喊叫：“散开! 不要聚在一起，散开!”

这时只见三架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一会儿领头的敌机 突然向下俯冲，又猛然向上拉起，掀起一阵气浪，使俯卧在地面的人们感到一种 震动。接着，几架敌机轮番向江边的轮船投弹轰炸，又用机枪向他们隐蔽的地方、附近村庄与田间劳动的人们扫射，有些居民与水牛惨遭杀害。

“新升隆”号的船头先被炸弹击中，接着船上烟囱被炸，船身失衡，缓慢下 沉。敌机转了一圈，回来又投下一颗炸弹，把“新升隆”与它的拖船炸得粉碎。

船上人员不少被炸死、炸伤，还有许多人跳入水中，有的游上岸，有的被江水淹 没，尖叫声、哭喊声乱成一片。留在船上的工作人员，不顾个人安危，有的救人 救火，有的高呼：“怕什么!我们要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又一颗燃烧 弹投在船上，几位同志壮烈牺牲。吴志坚不顾腿上疮痛，与刘九洲一起，最后跳 入江中，奋力游到岸边，幸免于难。父亲目睹了敌机的暴行，满腔怒火，眼见同 志们与同胞们蒙受的伤害，十分悲痛，对日本帝国主义充满仇恨，心中记下了这 笔血债。

1938年10月，武汉形势危急，李克农率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湖北省委机关与部分国际友人等，乘 “新升隆”号小轮船撤退，轮船不幸被日军飞机炸毁，损失惨重

敌机飞走，父亲把放在地上被子弹射穿的军帽匆忙戴上，与同志们跑到江 边组织抢救。

“新升隆”号已被完全炸毁，留在船上的人员大多数遇难，船长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全被炸死，幸存者只三十余人，还有十人被炸成重伤。

八路军 办事处的张海清、赵兴才、徐挺荣、伍高年、傅世明、韩金山、张德新、孙世实等，

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潘美年、李密林、项泰、程德仁、罗广耀、陆从道、李锰秋、 胡炳奎、王祖德、罗仁贵、潘香如、季履英、胡宗祥、许厚银、李元清、易竟长等，皆 不幸殉难。

此外，船上其他工作人员与群众死难者达五十余人。这件惨案，引 发社会的关注与同情。

王明、博古、吴玉章、董必武、凯丰等领导在1938年12 月5日《新华日报》上，联名发表文告，向遇难烈士谨致沉痛的吊唁。吴克坚同 志在12月8日的《新华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引用父亲来信介绍的情况，深情记 述了遇难烈士们的革命精神与高尚品德。

在遇难现场，父亲组织同志们分头搜寻死难者的遗体与遗物，把受伤人员 抢救上岸，寻找地方先行安置。他自己带上几个渔民，乘小船去江中救捞幸存 者与残余物资。然后，召集大家把遇难人员的尸体妥善掩埋，并在墓前举行了 简单的祭奠。

因为身边没有专职的医护人员，父亲向王炳南说：“炳南，你和这 两位女士先到最近的农家，请他们准备一些开水、毛巾等用品，我们随后把伤员 们抬过去”。

又转身对王安娜和尤恩说：“对不起，我知道你们受惊过度还没恢 复过来，可是这里只有你们二位懂得医务，没有办法，只能请你们考虑一下，怎 样救治这些伤员?”

尤恩是专职护士，参加过白求恩医疗队，有抢救伤病员的经 验。王安娜在德国学过急救，也有医护知识，面临当时的特殊情景，王安娜愿充 当尤恩的助手，参加救护。

当时条件非常简陋，没有医护用的金属镊子，就把木 头筷子放在开水里煮一会儿消毒，用它夹取伤员身上的弹片。农村中能买到的 手巾与作绷带的白布很少，脱脂棉根本没有，她们就找了一些刚采摘下来的棉 花，去掉棉籽，放到盐水中煮煮消毒，代替药棉。没有药用酒精，就用烧酒代替。

天黑了，在昏暗的油灯与蜡烛照明下，两位女士聚精会神地为伤员们治疗，当治 疗到最后一位伤员，她们两人都累得站不住了，在场人员莫不感动。

那天晚间， 父亲派人在村庄里寻找住房，村民们得知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许多人打开家 门，热情欢迎。同志们吃过晚饭，分散在老百姓家中住下。父亲又召集边章伍、 王炳南等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选定去湖南长沙的路线。

当晚，大家只能睡在潮湿的地面上，身下垫些稻草，互相紧挨着抵挡寒冷。 王安娜带了一件皮大衣，穿在身上睡地铺，倒还可以。

尤恩穿了一身布军装，许 多东西包括钱包、衣服等留在船上，全都没了，穿单衣睡地铺冷得难受。房东拿 出仅有的一条棉被，五个人显然盖不住，尤恩的肩膀与双腿冷痛难耐，实在睡不 着，便悄悄起来活动。她发现门外有一个干草垛，就爬上去把全身埋进草里取暖，只露出头在外边。

半夜里，父亲与边章伍出来“查床”,看见大家睡得挺香， 可是没有见到尤恩女士。他们急坏了，马上组织分头寻找。边章伍与警卫员小 马边寻找、边喊尤恩的名字，突然发现她在草垛里睡着了。父亲不让惊动她，交 代值班的同志下半夜再去看看尤恩，不要出什么意外。

“新升隆”号轮船被炸毁后，部分幸存者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湖南长沙八路军通讯处后合影。

前排 右起：王安娜、简 ·尤恩，

后排右起：王炳南、李克农、夏之栩、李延禄(东北抗日义勇军负责人)

尤恩醒来后，得知夜间同志们对她的关心与爱护，感觉到八路军内部人们 志同道合、相互关爱，油然产生一种亲如家人的感情。

下船时，父亲把装着经费的手提皮箱带在身边，暗自庆幸没有丢失。他担 心钱不够，便建议把每人身上的钱集中起来，统一使用，节省开支。同时，特别 强调，买卖公平，绝对不准侵犯群众利益。

10月24日，从武汉出发的第三天黎明，大家起床后，把房间院落收拾整齐， 打扫干净，借老百姓的东西归还清楚。

父亲召集大伙说：“武汉即将失守，日军 逼近。我们要尽快离开湖北，到湖南长沙去，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没有轮船， 没有汽车，也没有其他代步工具，只能步行。因为有伤员，临时从村民家中买到一些竹竿、麻绳，捆绑成几副担架，还花钱请了几个民工，把重伤员抬着走，轻伤 员就由同志们搀扶着蹒跚而行，反正一个人也不能丢下。

为了活动方便，父亲 把人员编成几个小组，每组五、六个人，配有武器防身，约定走到一处名叫“沙 河”的小镇子会合。

有同志建议，索性把组分得更小一些，走动方便。父亲没有 同意，他向大家说：“据农民介绍，这一带土匪不少，最近见到难民就抢，把财物 洗劫一空。我们分成几个大组，又有武装战士，佩有枪支，土匪见了就不敢轻易 动手。”

他特别强调：“我们不能抛弃负伤和体弱的战友。现在不管是属于哪个 组织、哪个部门的，大家都要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尽快前进!”

经过动员，这群虽 然穿着不大整齐，甚至有点儿邋遢的队伍，但是精神振奋，有说有笑地沿着崎岖 小路结伴前进。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有些士兵、特别是伤兵，被部队丢下不管， 成为散兵游勇，他们得不到妥善安置，生活困难，心中又急又气，见到老百姓就 伸手，要这要那，而且态度蛮横，不但不给钱，有的还动手打人。

现在，农民们看 见这些有武器又有伤兵的人群，不知道是什么队伍，惊恐不安，尽量躲避，有的 跑向停靠在岸边的小船，眨眼间就在水路与湖泊中无影无踪。

几个青年同志低 声嘀咕说：“这里的农民怎么这样无情啊?”“他们对我们难道一点儿也不同情 吗?我们不过是想买点吃的，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而已”。

父亲听到这些议论，就 向他们解释：“看起来，你们还没有离开过城市。你们没有坏心，要求也不高，可 农民们怎么知道?他们遇到过许多当兵的，不是抢东西，就是打人。如果把他 们赖以生存的小船，或是生活物资拿走了，这对他们就意味着家破人亡，你们懂 得吗!

仔细想想，农民们没有什么过错，倒是我们自己犯了一个错误。成群结 队一伙人，又有枪、又是伤员，农民们不了解，看见了害怕，当然要躲躲闪闪。我 们应该试试用别的方法来接近群众”。

用其他方法一试，果然灵验。

父亲带了一个警卫员打前站，一边探路，一边 向农民们宣传解释。他面带笑容，和蔼地叫声“老乡”,聊聊家常，说几句笑话， 消除了老乡们的戒备，打破了隔阂，农民们不感到害怕了，冷淡态度很快变得热 乎起来。

父亲讲明来意，提出晚间要在村里吃住，农民们很快答应。父亲在路 边等候人员到齐了，一同进村，老百姓不但不怕，还提前做好了接待准备。

次日 清晨，大家起床后把借来的东西归还给老乡，吃的饭菜一律付钱，老百姓有的客 气不肯收，他们坚持照付，强调说这是八路军的严格纪律。这样一来，军民关系 变得亲切友好，十分融洽。

两天后，父亲与几位领队商量。现在几十个人，抬着五副担架，还有轻伤 员，每天行进不过三十华里，速度太慢，请来抬担架的民工还想早日回家。几天 没有看报纸，战况如何不知道，要是日军提前占领了湖南长沙，我们跑去岂不遭 殃。因此，必须想出新的办法。

有一天上路时，父亲拉上王安娜一块行动，向她 解释说：“这里偏僻，农民们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外国妇女，或许会把你当作传教 士，你去了一定会引起群众的好奇心。不管好歹，你和我们一起去进行交涉，人 家看见‘高鼻子’来了，总会客气一些，不会有什么坏处”。王安娜明白了父亲的 用意，加之她会说中国话，便一块儿去了。

他(她)们进村后，先到村长家里，虽然穷得连茶叶也没有，村长还是赶紧端 来白开水招待“洋客人”。寒暄过后，父亲向村长介绍安娜太太：她原本是位贵 妇，由于战争，才踏上了这次灾难性的旅途。

这时候，村长家敞开的门口，挤满 了许多大人小孩看热闹，对外国妇女指指点点，希望走近身边把她看得清楚。

父亲故意开玩笑说：“你们想看一看这个高鼻子妇女就到前边来看，不要不好意 思。但是看要交参观费，每人一个铜板，碰一碰五个铜板”。逗得满堂笑声，孩 子们有的欢蹦乱跳，有的跑开，大人们向王安娜亲切地点头微笑。友好的气氛 中，父亲趁机会和大家聊天，很快了解到日军新近动向，土匪活动规律，到长沙 去的最佳路线等情况，做到了心中有数。经过集体研究，他们决定改变从陆路 去长沙的计划，想办法找到船只走水路。

踏进沙河镇，父亲找到镇长，要租几条木船到洞庭湖。几位船夫见有钱可 赚，都表示愿意，并且出主意选一条小的水道，避免敌机发现。他们还介绍，小 船在洞庭湖要走好几天，但从洞庭湖去长沙就容易些了。这一天，同志们在路 上只喝了开水，还没有吃饭，父亲就在镇上让大家美美地饱餐一顿。又嘱咐说， 抓紧时间上船赶路，一定要抢在长沙陷落之前到达目的地。

三十多人坐在几条船上，比走陆路轻松多了。父亲为了安全，让警卫人员 持枪坐在船头，观望四方，保持警惕。又请两位外国女士尽量坐在舱内，减少露 面。同时与船家商量，在行船期间，如何搞好同志们的食宿与照顾好伤员。

结 果，每天能吃两顿饭，主要是大米、豆腐与蔬菜，偶尔船夫钓到鱼了，大家一饱口 福。父亲比较清闲了，还亲自下厨房，做点家乡小菜，如辣汁豆腐等，供大家品 尝。

全国解放后，父亲与王炳南同志皆在外交部工作，一次宴会上，王安娜与父 亲谈起这段往事，开玩笑说：“我忘不了你，豆腐做得好吃极了。你这么高的地 位，也没有你做豆腐那样使我佩服，那真是少有的杰作啊!”

父亲一向注意遵守纪律，行船途中有两件事却让他伤了脑筋。

一件是，船 上睡觉大家不脱衣服，舱底铺设竹席，人们挤着睡，上半夜还可凑合，下半夜湖 面上寒潮袭来，特别是下雨，船蓬漏水，被子潮湿，把大家都冻醒了。

有人建议， 每晚让大家喝一杯白酒，预防感冒，也可暖和身体。人们知道父亲爱喝酒，估计 这个意见会被采纳。孰料父亲回答说：这个主意不错，但是我们军队纪律规定， 这种情况下不能喝酒，恐怕许多同志也会抵制。

尤恩听到解释就反驳父亲说： “现在主要的不是军规，而是健康”。最后达成一致，规定每人每晚饮一小杯白 酒。这个白酒疗法，证明了在防止感冒方面还确实起了作用。

另一件事，船上伤员的治疗，受条件限制，每天早晚，尤恩与王安娜到各条 船上，给伤员们洗伤口、换绷带，涂抹一点“万金油”。

后来船队停靠在一个大点 儿的镇子上，那里有个芬兰教会办的诊所。父亲请王安娜与尤恩前去联系，讨 要了一些敷料与药品，大家很高兴，伤员们的包扎状况因此得以改善。

由于船 民们的宣扬，沿途村庄的老百姓对这批乘客不但不怕，反而有了好感，有的村长 还送来一点礼品表示慰劳，其中有少量本地产的鸦片。

对此，父亲坚决拒收：八 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绝对不能沾染鸦片。这时船上还有三位重伤员，疼痛难忍。 尤恩向父亲再三解释，有点儿鸦片可以当药用。

父亲仍不肯松口。他说：鸦片 确实可当药用，可是船夫们容易误解，以为八路军也抽大烟了。两人争辩不休， 其他同志也参加建议：如果不积极治疗，几位伤员的病情可能恶化，增加痛苦， 弄不好还会影响大家的行程，可以规定只准重伤员用少许鸦片。

父亲感到同志 们讲得有理，不再反对，便召集会议，向大家说明情况，限制使用。同时，重申了 军队的纪律。

船行数日，已进入11月份。在尤恩、王安娜的精心护理下，伤员们的病情 好转，痛苦减轻。其他人员也都比较健康，没有新增病号。只是在船上待得久 了，大家有些烦闷。

父亲就讲红军长征中亲身经历的故事，帮助大家解闷。同 志们不仅觉得生动好奇，而且，比起红军长征，眼前遇到一点困难，就算不上什 么了。

有的同志提问：“共产主义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父亲回答：“我也说 不清楚。但有一点毫无疑义，到那时候没有人会挨饿受冻。”

王安娜是位作家，这趟惊险奇特的旅程，好似一小队八路军的“短征”,给她 留下很深的印象。除了与父亲等领导干部交谈外，她向同船的六位年轻的红军 战士，逐一访谈，收集资料。

警卫员小马是个年轻战士，但经历了许多艰难险 阻，参加了八路军，投身革命。

王安娜问他：“什么原因使你相信现在你参加的部队是人民的军队呢?”

小马回答：“八路军战友之间的情谊、关怀，是我没有见 过的。”

和小马谈过后，王安娜又与船上其他的几位红军战士，详细地交谈询问， 每天谈一位。他们几乎都有悲惨的身世、苦难的童年，红军来了，打土豪，分田 地，翻身成了主人，就踊跃报名加入了这支穷苦人的队伍，成为光荣的革命战 士。这几位红军战士，大都是四川人。

王安娜问父亲：“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四川 吗?为什么?”

父亲解释说：四川省有苏区政府时，很多人参加红军，有的还参加 了长征。因为担心国民党与地主回来要打击报复，而且通过亲身体会，也不愿 意放弃在红军中的新的生活，所以都留在了红军部队。

接着又向王安娜介绍 说：你已经听到了许多故事。年轻人愿意到我们的部队来，是由于他们感受到 了“人”的尊严、战友间的情谊、官兵间的平等，又有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所以，不 论条件多么艰苦，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他们都以此为荣，而不以为苦。

一路上王安娜通过亲身体会，与战士们密切交谈，掌握了许多真实可贵的 资料。她把这些资料当作在艰难“短征”中的重要收获。

数日后，船队进入了洪湖老区，四周景色非常美丽。王安娜听说洪湖老区 出过一位贺龙将军，他的姐姐也是著名的赤卫队指挥员，也在这里战斗过。

于 是，她就问老船夫，洪湖曾经是苏区吗?你们知道贺龙和他的姐姐吗?

船夫们 都回答不知道。有的还反过来问王安娜：红军现在怎么样了?红军真的和国民 党一起打日本吗?弄得王安娜十分困惑。

父亲低声告诉她：“他们不会向不认 识的人讲过去老苏区的情况。因为血的教训很多，他们因无意说漏了嘴，遭到 过国民党政府严酷的惩罚。这些事实，让他们学会了小心谨慎。你可不要埋怨 他们。”

又过了一天，阳光照耀，比较暖和。父亲在甲板上晒太阳，随便给大家讲述 洪湖地区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还低声哼起了一首苏区的革命歌曲。

船 夫们这几天听到父亲的讲话，有些相信他们不是国民党军队，像过去的红军，只 是佩带的臂章上有个外国字“8”,怕他们是冒牌的假红军。

听见歌声，一位老船 夫突然发问：“这，这首歌叫什么?”

父亲反问他：“知道这个歌吗!”

老船夫犹豫 了一会儿说：“不知道”。

父亲看穿了他的心情，就直接说：“你是知道的，这是红 军唱的歌。我们几个人都是红军、今天的八路军，你们不用害怕”。

船夫们听此 一说，立即高兴起来，几乎同时嚷道：“是啊!我们会唱这个歌。红军的事情我 们也记得清楚，那时候，我们就住在苏区”。

一层薄纸捅破了，大家情绪立刻活 跃起来，原先少言寡语的船夫们，成了健谈的朋友。他们不但对父亲一行人热情服务，而且还提前通知下站停靠的村庄，做好接待准备工作。

船一到岸，父亲 一行人便受到村民们的热诚欢迎，不仅招待好吃住，还不肯收钱。船上的同志 们进入村庄，发扬八路军的好传统，高兴地挑水、洗菜、扫地、做饭，帮助群众做 好事。妇女小孩围着外国女士看，十分高兴。

父亲就说：我们八路军，来自天南 海北，外国朋友也和我们一起战斗。他又向群众宣传现在的国共合作，和抵抗 日本侵略的事迹。还介绍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以及实行减租减息，消除 苛捐杂税，群众生活不断改善等情况，并说：希望你们也能过上好日子。村民们 像是遇见了亲人，个个笑着点头，听得入神。

父亲又一再向村民们表示：八路军 是人民子弟兵，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无论吃饭、用东西，都要按规定 交费，请村民们一定收下，并开玩笑说：“否则，你们会认为我们是冒牌的八路 军哩!”

若干年后，王安娜女士回到德国，以亲身经历的见闻为素材，写了一本书， 名叫：《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向德国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书 中写到父亲留给她的印象是：“机智灵活、任何时候也不会束手无策的我们一行 的队长李克农”。

大家熟悉了，接下来的行船，气氛亲切，心情欢畅，旅途虽然艰辛，但人们谈 笑风生，疲惫被丢在了一边。只是船队进入洞庭湖后，日本军队就在湖的对岸， 大家情绪上有点紧张。没多久，船队到达湖南省北部的新市县。

好些天来，人 们都是在船上或是农村生活，新市县城虽小，但大家住在旅店里，几个人一个房 间，每个人皆有床位睡觉，还有灯光照明，条件改善了许多。同志们兴高采烈， 纷纷聚在凉台上、庭院里谈天说地，很晚才进房睡眠。更高兴的是县城内有电 报局，可以和外界联系。父亲立即给湖南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发电报，告知父亲 他们一行已到新市，请办事处速派车来接。

“新升隆”船遭受敌机轰炸，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领导部门已经知晓， 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一直担心父亲与同志们的安危，接到电报后，非常高 兴，连夜派出两辆卡车赶往新市县，第二天就把他(她)们几十个流浪者，接到了 长沙八路军办事处。

长沙办事处租用了一家富豪的房子，条件较好，宽敞明亮。父亲一行到达 长沙，立刻受到周恩来、叶剑英与办事处全体人员的热忱欢迎，他们看到这群饱 尝艰难困苦归来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心情十分激动，一一握手拥抱。

周恩来搂 住父亲非常高兴，他说：“克农，我们一直担心你们啊!”一向沉稳的父亲，紧紧抱住周恩来，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同志的关爱，友好的氛围，让流浪的人们像回到 了温暖如春的家。

由于突然间增加了几十个人，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办事处的 同志们都把自己的床铺或者床垫子让出来给新到的同志们睡，他们睡到地板 上。父亲等一再推让，甚至于提出抗议，坚决不让周恩来等领导睡地板，可是周 恩来、叶剑英无论如何也不改变，最后只好说服大家领受首长们的一片好心。

刚刚安稳了几天。11月12日深夜，大家正在睡觉，突然浓烟滚滚，火光四 起，人群的嘈杂声把大家都惊醒了。放哨的战士大声呼喊：“起来!失火了!这 条街都烧起来了”。

大火来得蹊跷。办事处的哨兵巡逻时，看见几个国民党士兵在房角点火， 以为是坏人，便大声喝问，进行制止。

可是放火的国民党士兵满不在乎，只回答 说：“这是命令!”仍旧点火烧房。

这时四处火光，天空发红，哨兵无力扑救，便赶 快把同志们叫起来躲险避难。人们出门一看，不仅附近地段，整个长沙市都成 了一片火海。

周恩来、叶剑英与父亲立即指挥全体人员，把重要的文件资料、贵重物品， 及必备的生活用品等收拾好，放到车上。再安排大伙儿登车，撤出长沙市区，暂 到南边的下摄司待命。

从大火中跑出来时，父亲衣衫破烂，满脸黑灰，虽然狼 狈，总算无恙。想到离开武汉以来，先是轮船被炸，再遇长沙大火，不由感慨万 千，开玩笑地向大家说：“我们可真是赴汤蹈火啊!”

那时候，日本军队尚未逼近长沙。头天晚上，国民党前线指挥官陈诚还在 电话里告诉周恩来说：“前面打得很好，敌人三次进攻都被我们打退了”。所以， 大火不可能是日军炮火引发的。

数日后，人们才了解到，原来，这场大火是国民 党军队在惊慌失措中，自己动手放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遵照蒋介石委员 长的密令，实行“焦土抗战”,他与长沙警备司令谋划，派出警备团的武装士兵， 三五人一组，共一百多组，佩带枪支，手持汽油桶、小火炉，在长沙市内到处点 火，迅即烧遍全城。因事先未发安民告示，许多民房被毁，不少居民还在睡觉， 来不及逃避，竟被活活烧死，人为地制造了这场“长沙大火”惨案。

大伙儿匆忙撤出长沙，沿湘江往南到达下摄司，周恩来、叶剑英与父亲三人 商量决定，带领全体人员南下赶到衡阳市。到衡阳后，他们三人又开会决定：留 少许人员在这里设一通讯处，便于联系；大部分人员随周恩来、叶剑英去四川重 庆；另一部分人员随同父亲去广西桂林市，成立新的八路军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