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左试右探，众小鬼纷纷登场

我到上海时，潘三省到码头迎接我们，把我们安顿在开纳路他 的家中。当天，他为我设宴洗尘时，就邀请了我所希望结识的汪伪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等作陪。我过去不认识李，虽为初次见面，但却一见如故，两人谈得很投机。

第二天，李士群即设盛宴为我接风，请了许多客人，李对我表 示很亲切。我当时还没有料到这么容易地就和他接近了，我所要打通的第一关，却这样顺利，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我和李初往来时，便把事前编好的一整套假东西搬了出来，非 常小心谨慎地应付着他。

他一再表示欢迎我去和他们合作，还简单介绍了一下他在上海 的一套活动办法，主要是吹嘘他如何搜捕共产党和国民党留在上海 等地的地下工作人员、伪南京政权如何日趋巩固、上海社会如何安定等，这些都是他的功绩。

我故意表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三说明我是到上海来住家的，决不想再从事于政治方面的活动。

李士群这个汉奸特务头子亲自来与我周旋，整天抽出时间陪我 玩，不是没有目的的。他除了用种种话来试探我外，还打算用酒灌 醉我好吐露出真话来。

我警惕性很高，随时提防着他，有时还借故装醉有意说些假 话。他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以为经过他亲自考察我以后，基本 上已掌握了我的情况。

有一天，只有我和他两人在一起时，他突然对我说，他对我 的一切情况都很清楚，希望我能成为他的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他。

李士群(1905—1943), 民国十大汉奸之一。

我立刻看出他还是在耍手腕，他肯定不可能了解我的情况，便 故意装出听不懂他这句话的意思，不正面答复他，满不在乎地把话 题扯到别的方面去。

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我已到了上海，便 通知李，要李邀请我夫妇去南京见他。我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 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自 己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

经李一再催促，劝我说： “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我这才勉强答应 了。

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我夫妻去南京，住在 他的家中。他要我没有见汪之前应当先见见周佛海。

周当时是汪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又 兼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伪国防委员会秘书长，是汪身边一等红人。 过去我就和他认识，又加上湖南同乡关系，我当然愿意先见到他。

周佛海对我去南京，非常高兴，他很热烈地欢迎我，立刻请我 们吃饭。他所邀的陪客，都是汪身边的红人，有陈公博、叶蓬、梅 思平、岑德广、罗君强、丁默邨等人和他们的老婆。这些人当中有 大半都是我过去就认识的，大家重见之后，都谈得非常起劲。

汪精卫大谈汉奸“理论”

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我夫妇吃饭。我们在那天下午4 点多钟，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我们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

汪一见到我，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 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我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 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他知道我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和我以及和我大哥的 关系。李看到汪对我这么亲热，也特别向我表现殷勤。

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也问了我和我大哥很多 情况。这里，我只记述一些比较重要的话。

他先向我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 他去当汉奸的“理由”。

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 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指蒋介石而言)既不要，也不管了。

汪精卫(1883—1944), 名兆铭，字季新，笔名精 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 精卫”称呼。抗日战争期 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

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 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

我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奸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 好回答，只能点点头。

他看我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我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

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

我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我过去没有看到过。

他对我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我一声：“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

我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 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

他听了后，笑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 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 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

我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但却答不上 话来。

当他谈到曾仲鸣被蒋介石派特务打死的时候，却表现出很气 愤的样子，连说：“很不应该!”

他一再向我说明：“我走出来是事前和他(指蒋介石)说过的，他也认为国家在那样情况下是不能 再打下去，把国家的命运那样当儿戏地断送了，我们怎么能对得起 后代子孙?我离开重庆时，是冠冕堂皇走的，又不是偷偷摸摸跑出 来，为什么要派人来打我们?”

他看到我对这些兴趣不很大，只是点头微笑，便把话题转到 我的工作方面去。我仍然是表示不想做什么,他却提出要我先当他 “军事委员会”委员，至于具体做什么工作，以后再慢慢商量。

我 听了后，还是说只打算在上海住家；他也同意我在上海先休息一 下，多了解些情况再说。

当天他就叫周佛海给我在上海准备房子，并叫他送我一辆新 式轿车。后来叶蓬答应把他在上海金神父路24号那座花园洋房让给 我，我在这里便一直住到上海解放。

“杀鸡焉用牛刀”,一句醉言险遭不测

到了下午6点左右，所邀的陪客都陆续来了，除在周佛海昨天 宴会上见到的那些外，还有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的 老婆，共有20多人。

在那次宴会上，我一直不会忘记的，是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 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我说的话。

他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要来杀我?”

他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连着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我走了过来。

在这种场合中，他这样一个动作，的确使我感到非常突然。当 时我也有了几分醉意，便急不择言地回答他说：“杀鸡焉用牛刀! 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

这时，满座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我的爱人更为我捏了一把汗。坐在我身边的叶蓬便用力拉我的衣袖，他很代我着急。因为我没有考虑到不该把汪比做鸡，太看不起他。经叶蓬提醒了我，我也感到有些失言。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

正在弄得很别扭的时候，李士群在旁边马上为我向汪解释，说 他对我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我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决不会干那种事。

我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我过去与戴笠的确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和他在一起玩，但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像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还会去当特务!

汪听了李士群和我的这些话之后，态度也恢复了正常，不再是 那种气愤愤的样子。

他慢慢走拢来，笑着对我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 我才提出来问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对我不利。”

他稍停一下，还不待我回答，就指着我问了一声：“你说是不是这样?”

我赶紧接着说：“是这样!是这样!”

这一场突然紧张的场面，在一阵笑声和干杯声中结束了。临 走，他还是紧紧握着我的手叫我以后多去和他谈谈，他随时都会欢 迎我和接待我。

次日，汪老太婆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我们，她派人把我夫 妇又接到她家中，乘汪精卫不在家，她一个人仔仔细细盘问了我一 番。

她所问的每句话都很结实，要是事前没有作好充分的准备，真不容易回答得上来。

她问我怎样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走出来，走出之前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

她很注意我的大哥，又问到我大哥对我出来知不知道，他对蒋介石的态度如何， 对汪精卫是怎样看法?

她足足问了我们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问了我 还不算，还把我的爱人叫去问，很想从中找出一些破绽。我到上海 和南京后，还只遇到她一个人这么毫不客气地对待我们和怀疑我 们。

从那次后，我对她特别提高了警惕。

蒋介石耍了个假戏真做的把戏

我见过汪精卫之后，南京和上海的敌伪报纸在10月1日那天， 都在第一版上最显著的地方刊出了这样一条新闻，标题是：“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要席。”

内容全文是这样：

“中央社讯：国民政府改组还都以来，革 命军人之谙识体治，深明大义者，纷纷来京报到，积极参加和平运 动，有如风起云涌。

顷悉唐生明将军业已来京。唐将军系唐生智胞 弟，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中日战事发生后，任长沙警备司令，长 沙大火之前调任常桃警备司令以迄于今。因鉴于无底抗战之非计， 乃毅然离去，不避艰难，间关来京。

汪主席于赐见之余，至为欣 慰，且深致嘉许，已决定提出中央政治会议，畀以军事委员会委员 要席，俾得展其抱负云。”

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 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 “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

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没有几天，我就接到了伪国府的一份特任令。

正在这个时候，重庆方面便来了一次假戏真做的把戏。

他们借用了我大哥的名义，从10月10日起，到19日止，连续10天，在重庆 中央日报等大报上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 启事”,全文是这样：

“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 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 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 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其实10月1日和4日，南京方面就先后两次广播了我的消息。事 后我才了解，当时那一个启事，是经过戴笠一再修改过的。因为拟 稿的秘书写了我很多不相干的坏话，戴怕我看了不痛快，最后七改 八改才改成“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这样十个字的罪名。他知道 我看了也能接受得了，不致有所反感。

同时，他们特别选择了国民 党国庆纪念日这天才刊出来，用意也是很深的：他们希望“我此去 能完全满足于他的愿望，成为一件大喜庆事”。

我从南京回上海以后，主要是多了解情况，多与汉奸们在玩乐方 面周旋。最初不便多有所活动，同时，敌伪方面也都在暗中注意我。

时间稍久，他们看不出我有什么活动，便慢慢地都在拉拢我：

汪精卫希望我到他身边去担任点工作；

周佛海和李士群都知道我与 汪的关系很深，想我去帮他们工作。

不过重庆方面却一再指示，要我多与李士群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