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力

胜利进军

和谈宣告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4月20夜和21日，发起渡江战 役，开展伟大进军。4月23日，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宣告解放。父亲领导 情报组织，在大进军中，积极努力，不断赢得新的胜利。

大兵团作战，不能没有详细、准确的地图。为了配合解放军南进，1948年 冬，父亲致电香港情报系统，要想方设法获得江南各省的军用地图，1/50000或 1/500000均可。

香港情报系统通过在广东省国民党部的内线人员，搞到一套江 南各省军用地图。另一位平时以做瓷器生意掩人耳目的内线人员，把它装在瓷 器箱里，巧妙地运到香港。不久，这套地图送到父亲手中，立刻转送中央军委， 以应急需。

上海情报系统通过内线人员，同时获悉国民党全军战斗序列，掌握 了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实力与部署情况，知道国民党军队只剩下180万人左右， 其中正规军约115万，许多部队兵员不足，士气低落。

3月份，代总统李宗仁在 准备和谈时，召集高级将领开会，研究备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白崇禧、何应 钦、顾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忻等人，他们认为必须保持80个军的实力，才能 维持国民党的生存。空军司令周至柔提出向国外再买一批飞机，准备大量汽 油、零件，以保持空军的战斗力。

上海、南京情报系统，也获得许多重要军事情报。

首先是《国军京沪总部江 防工事构筑要领》,对沿江碉堡、桥头堡位置、江岸后方阻止阵地、水滨工事，以 及夜间监视、火力支援计划等内容，规定得详详细细。

接着又陆续获得《国军江 防兵力配备》、《国军江防军舰分布》、《空军在长江下游防务》等情报，后来又获 悉《使用燃烧弹阻止共军渡江计划》,敌军准备必要时把大量汽油倒入长江，然 后投掷燃烧弹，用火阵阻止解放军渡江。

除了军事情报，中央情报部通过不同途径，还提供了一些南京城内民众心 理与官兵士气的报告，对解放军顺利进入南京与管理城市也很有用。

例如：南 京城内，物价飞涨，市面萧条，怨声载道，一般市民都盼早日解放。驻守南京的 国民党军官，口头上说与南京共存亡，但都在准备交通工具，以便随时逃跑。下 级军官与士兵更无斗志，私下说：“打什么?一个月的饷，买不到一包纸烟，谁拼 命?共产党来了，我就脱下老虎皮当老百姓，共产党对老百姓是秋毫无犯的”。

此外，情报系统还得悉，李宗仁加紧和美国顾问团商谈，希望得到更多支 持。美国顾问团向李宗仁建议：“在未来大战中，中国在战略上与英、美协同问题非常重要，因今日政策虽备战言和，但备战重于言和，如谈不成，今后必须协 同英、美对敌作战，今日正应及早准备。”还把一份《关于中国在未来第三次大战 中之主要任务》的材料，交给李宗仁。父亲将这些情报及时送给中共中央与解 放军渡江前线指挥部，供领导部门了解情况，制定政策。

南京解放后，国民党企图在浙赣铁路与上海地区组织防御。汤恩伯部队约 20万人，修建了4000多座工事，储存了充足物资，企图固守上海。

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命令解放军迅速解放上海。因为上海是世界闻名的 大都市，命令要求，在解放过程中，既要彻底消灭敌人，又要尽量保护几百万人 民的生命财产，还要准备国外敌对势力可能的武装干涉。

遵照中央军委的要求，父亲指示上海、香港等情报系统，获得大量军、政情 报。

内容包括：蒋介石4月下旬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交代李宗仁、何应钦与共 军作战到底，决不投降。必要时放弃上海，并加以破坏。

5月初，蒋介石又到上 海连日召开各方要人与军长以上参加的秘密会议，目的是争取美援、争取时间 疏散物资、防止汤恩伯投降。情报系统还获得上海守军的实力与部署情况。

5 月中，又收到美、英、法三国驻上海总领事与汤恩伯来往的报告。三国总领事提 交一份备忘录，指出三点：

1.沪非作战之地，望勿在沪作战。

2.沪外侨产业甚 多，希勿破坏。

3.反对撤退警察，造成上海秩序混乱。

并警告汤恩伯，上海市民 及外侨非国民党之敌，如不接受这些意见，则等于和上海市民及外侨为敌。

汤 恩伯想借机会要求美国紧急援助两亿美元，但三国总领事不以为然，美国领事 派人通知汤的代表说：你们实行这三条后，要美援何止两亿，但不能以此为先决 条件，泼了汤一脸冷水。

5月12日，解放军对上海外围发动进攻。

23日夜，解放军快速勇猛地直插 市区，全线总攻，27日，上海市宣告解放。除汤恩伯率5万人从海上逃窜外，其 余15万人全部投降或被俘。

战斗过程中，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与上海情报系 统共同努力，发动工人、学生与广大市民，积极保护工厂、学校、公共设施，维持 社会秩序，协助城市接管，粉碎了国民党“破坏上海”的阴谋，取得了成功的 经验。

京沪杭地区解放后，解放军进攻矛头指向中原地带的武汉三镇。由于该地 区军政长官白崇禧拒不接受和平方式，中央军委命令在这一带强渡长江。

父亲 指示华中局社会部，增派干部到武汉加强情报工作。他们先后获得长江南岸地 形图及一套36张的长江详图，对水深、流速、江面宽度、两岸地形、村落等均有 标识；还获得国民党军方的《华中江防计划》、《武汉地区防务设施和兵力配 备》、《湖北、武汉地区驻军营房分布图》等重要军事情报，及时送给解放军前线指挥部，配合作战。

5月16日汉口解放，17日武昌、汉阳解放。经过中央情报 部等几方面的争取，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19兵团 司令官张轸，5月15日，率部于武昌地区倒戈反正。

南京、上海、武汉解放后，解放军接着向东南、西北、西南进军，扫荡残敌。

为了配合这些地区的军事斗争，父亲指示上海情报系统迅速加强东南地区 的工作，提示他们“重点在台、闽”。上海情报组织增派干部、配备电台，与原在 福建的情报人员，共同组成新的福建情报小组。通过多种渠道，很快获悉蒋介 石在京沪杭失败后的《全国作战部署》,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带与台湾的部署。还 得到国民党军队在福建省的战斗序列、兵力统计、主官姓名，与厦门要塞等一些 重要的军用地图。国民党军队的动向情况，我们也能随时掌握。

解放军福建前 线指挥部参考这些情报，组织部队奋勇作战，继向浙江进军之后，于1949年7 月，冒着酷暑向福建进军，8月17日解放福州，10月17日，解放厦门。两个多 月，歼灭福州“绥靖公署”朱绍良等近10万人，使东南全境除台湾、澎湖、金门、 马祖等岛屿外，全都解放。

1949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解放军向西北进军，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青 海、新疆五省区，歼灭胡宗南集团与马步芳、马鸿逵部队。

我们党在西北地区的情报系统，原本基础较好。1948年下半年，又进一步 加强。西北局社会部在西安市建立了130多人的情报组织，分布在国民党的 党、政、军、警、特与电讯等部门，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

获得胡宗南所属各军、 师的兵力、代号、驻地、装备、部署情况，西安市城防工事图及胡宗南考虑将从西 安撤退的时间、路线等计划，还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在陕西的活动情况，以及 西安警备司令部准备逃跑时火烧西安市的方案。

这些情报，有效地配合了解放 军对西安市的解放，同时，情报系统组织了上千人的地下武装，挖掘了国民党军 队在铁路、桥梁、工厂、电站等处埋下的炸药。1949年5月20日，西安市胜利 解放。

胡宗南长期盘踞西安，西北地区是马步芳、马鸿逵的老巢，他们不甘心失 败，6、7月间纠集残余兵力，共同向陕西中部地区进行反扑。

我方打入胡宗南部 通讯四团的情报小组，把他们准备反扑的军事部署、进攻路线、行动计划、出动 时间等详细计划，立刻上报。西北解放军采取对策，组织“扶郿战役”,用“钳马 打胡”的作战方案，埋伏于陕西扶风、郿县一带，分割包抄，一举歼灭胡宗南4个 军、马步芳部1个军，共4万余人，并解放了宝鸡、凤翔等8个县城，取得了大胜。

紧接着，8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兰州市；9月5日，解放了青海省西宁 市；9月23日，解放了宁夏银川市；12月20日，解放了新疆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陶峙岳将军率部起义。解放军在西北地区获得全面胜利。

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这时退到了广州。他与白崇禧还想守住广东、广 西与西南地区，与解放军长期对垒，等待机遇。中央情报部所属组织，及时得悉 李、白的战略图谋，和他们的军事部署等重要情报。

解放军前线指挥部知己知 彼，果断决策，先通过“宜(昌)沙(市)战役”、“湘赣战役”,解放了湖北、湖南、江 西的大部分地区。8月4日，长沙得到和平解放。解放大军挥师南下，10月14 日，广州也解放了。

新形势下，中央情报部接获内线报告：蒋介石近期在四川成都召开西南各 省首脑会议，意图以四川为中心，凭借天然地势，组织固守，和解放军持久作战。 万一固守不成，则保存实力，退向西康、云南或逃窜国外。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是，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败退西南，在四川重庆设立陪都，坚持到最后胜 利。现在国共内战，历史何妨再演。

8月下旬，蒋介石从广州飞至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听取西南防务现状与对策 的汇报。当时，张群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副长官是钱大钧，参谋长肖毅。

在长官公署工作的刘宗宽，陕西人，他是杨虎城旧部，南京陆军大学优秀学 员，一向表现甚佳，深得信任，起初担任参谋处长。因为肖毅参谋长没有到职， 张群就指定刘宗宽代理参谋长。但是张群万万没有想到，刘宗宽还是中国农工 民主党党员，和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家里就住着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李达参谋 长派来的情报人员。

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防务对策。张群布置刘宗宽作“情况判断”,提 出防御方案，向蒋汇报。刘宗宽运用智谋，帮助蒋介石作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判 断”。

判断解放军会学习三国时的邓艾，从陕西入川，先占成都、再占重庆。建 议国民党军队把防御重点由川东移向川北，并加强胡宗南部队的防御能力。四 川北部，除配备胡宗南的14个军、约16万人外，把另一主力部队罗广文的3个 军，也建议调上去加强防守。

为了使这个“情况判断”顺利通过，避免蒋介石的 猜疑与宋希濂的反对，他先请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共同研究，由于材料对胡 宗南有利，沈策不但没有反对，还频频点头，称赞这是“神机妙算”,同时接受刘 宗宽的邀请，由他出面汇报。

果然不出所料，沈策汇报，胡宗南大力支持，立即 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北边的防务加强，南面却露出了大空子，解放军从空隙进 攻得手，国民党军队全线崩溃，输得精光。

那次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之后，刘宗宽利用代参谋长的大权，把罗广文 部队调往川北紧急布防，未等喘过气来，再命令连夜赶回川东，部队疲于奔命，丧失了战斗力，等不到布防完成，就被解放军歼灭大半，剩余部队也乱中散伙。

罗广文的部队垮了，眼看重庆危急。蒋介石命令调集800辆卡车，接运胡宗南 部队保卫重庆。刘宗宽得悉，立即安排情报人员手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护照， 化装成国民党军官，顺利把情报送给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解放军加快进军速 度，没等胡宗南部队展开，就把它击溃了。

结果，1949年11月1日，解放军顺利 入川。

11月15日，解放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

12月9日，昆明、雅安 (西康省)和平解放。

12月27日，成都解放。国民党残余部队在大陆没有立锥 之地，只得渡海逃到台湾。

西北局社会部的几个情报小组，一直随胡宗南部队行动，继续向中共情报 处提供情报。在解放重庆、成都前夕，粉碎了国民党特务镇压中共地下党员与 进步人士的计划，接管了国民党储存的大量军用物资。

重庆解放后，第二野战 军李达参谋长接见刘宗宽，代表刘伯承、邓小平两位首长充分肯定他的贡献，刘 伯承司令员赞扬刘宗宽是“解放西南的第一功臣”。

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件飞机起义的小事，也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1948 年12月16日下午，国民党空军直属八大队中尉飞行员俞勃，驾驶B-24 型轰 炸机，从南京直飞石家庄机场，并策动了三名机组人员一同起义。

蒋介石知道 后连声叹气，因为就在起义的当天上午，蒋还亲手给这位驾驶员俞勃等，举行了 隆重的授勋颁奖仪式，却不知道俞勃原来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

参加1949 年中国人 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 会议的部 分代表合 影。二排 左二为李 克农

1949年底，全国各地相继解放，西藏问题提上日程。国民党企图在西藏建 立一个根据地，阻挠共产党军队进藏。西藏地区一小撮上层反动势力，在帝国 主义支持下，也想策划“西藏独立”,维持反动统治。

西藏地处边陲，情况特殊，交通闭塞。194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 席在内部制定了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

年底，中共中央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 同胞书》中，把解放西藏作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任务。又决定：以中共中央西 南局与西南军区为主，中共中央西北局与西北军区配合，立即准备进军西藏。 同时贯彻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努力争取西藏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父亲根据中央的意图，先由西北局社会部在西宁设立青海 站，调查研究西藏社会情况，提供中央制定政策时参考。

毛泽东主席对此十分 重视，指示情报部门，今后有关西藏的重要材料，直接送他一份，不要转呈，以缩 短周转时间。1950年初，父亲又建立另一个康藏工作站，更多地了解西藏情况， 分别向中共中央与中共西南局汇报，为西南局制定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 大政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支持操纵下，拒不接受“十大政 策”,也不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谈判。他们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凭借地势险峻和 金沙江的阻隔在昌都(从西南入藏的咽喉要道)附近布置的藏军，就可阻止解放 军进藏。

结果，遵照中央军委决定，10月6日—24日，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 歼灭了藏军主力，解放了昌都地区，为进一步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青海 情报站与所属玉树工作组，曾向解放军指挥部及时提供了昌都一带藏军部署的 重要情报，及《青、康、藏兵要图》、《玉树至拉萨路线图》,获得上级领导部门的 嘉奖。

1950年1月，青海站又派出“拉萨工作组”四个人，从西宁出发，步行数千 里，克服许多困难，到达拉萨市。

一面探亲访友，开展联络活动，向各界人士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促进和平解放，维护祖国统一；一面调查研究，对 帝国主义侵略西藏，西藏社会的阶级、宗教与人民生活状况等，写出材料，上送 中共西北局。

他们还带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与西藏地 方政府的信件；青海喜饶嘉错大师(青海循化人，藏族，佛教学者，与西藏宗教界 上层人士关系密切)也带去口信，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解放。西藏噶厦(西藏地方 政府)开会研究，还写了回信，表示噶厦希望保持和发展与中央政府的友好关 系。

1950年5月，拉萨工作组返回内地，他们把西藏地方政府回信先送青海站， 再上报情报部。父亲收到回信后，转送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再呈报毛泽东主席。

毛主席颇为重视，说：这封信是西藏地方政府给我们政府的第一封公函， 表明了西藏地方政府对我们的基本态度。

和平解放大势所趋。

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 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派出以阿沛 · 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从4月29日起和李 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进行谈判。

5月23日，双方代表团签署了《中 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问题顺利解 决。谈判期间，情报系统继续提供情况，对谈判成功起了配合作用。

同年10月 到12月，人民解放军几路开进，陆续到达拉萨，揭开了西藏地区和平发展的新 篇章。

1949年，全国胜利在即，中共中央筹备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这次会议规模盛大，意义非凡，各方代表中，有些还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或 者在海外，不但交通存在困难，特别是一些高层知名人士，有的年高体弱，再加 国民党严格监视，安全受到威胁，处境相当危急。周恩来指示父亲：一定要把这 些代表，安全接运到北平参加会议。

时间紧、困难多，父亲抓紧指导上海等地的情报系统，不惜运用各种手段， 粉碎国民党特务阻挠，紧急情况下，哪怕组织武装对抗，也要把宋庆龄、张澜、黄 炎培、罗隆基等爱国人士安全转移出来，绕道而行，护送到北平。

经过各方努 力，费尽心机，虽说不无挫折，但最终完成了任务。我党情报系统与党的地下组 织相互配合，在香港等地做了许多工作，数百名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与海外的代 表们，按期到达北平，高兴地参加了大会。

若干年后，我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时，著名女作家谢冰心老人高兴地对我说，她与老伴吴文藻先生(抗战胜利后， 国民党政府派驻日本代表团的重要成员，著名的社会学家),当年从日本回国到 达解放区，第一个见到并请她们吃饭的，就是家父李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