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上，地下交通员功不可没，他们的身份长期隐藏在地下，做着和前线战场一样危险的工作。
在地下交通员中，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没有文化，也没有特殊的家世，在做交通员之前还只是以讨饭为生。但就是这样一位讨饭大婶，却能被破格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员。
她出身平凡，却能用“平凡”作为“保护色”打入敌人的内部，获取情报，配合铲除汉奸。这位传奇的女交通员就是朱文起。
边讨饭边传送情报朱文起1905年出生于山东，家境贫寒，20岁嫁给定陶县游家四子游兰馨。婚后，二人生活幸福，共养育了三个孩子。可一场饥荒打破了这难得的幸福。
1940年，山东发生严重灾荒，游兰馨死在了这年冬天。家中没有了顶梁柱，朱文起独自一人担起了抚养三个孩子的重任。但光靠她一个妇人如何能养活得起三个孩子，在农忙结束之后，她大部分时间都在领着孩子们在外讨饭。
朱文起夫家有一侄子，名叫游文斋，平日喊她四婶。游文斋为人刚强正直，在抗战开始后就参加了革命，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家族中人没少因此受到牵连，朱文起一家自然也受到了影响。
但即便日子过得极为艰难，朱文起从未说过一句怨言，还一直鼓励侄子跟着共产党好好干。游文斋也经常对她进行启发教育，告诉她只有在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才能够真正地站起来。
久而久之，朱文起也开始向往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然而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与共产党的缘分竟然如此深，成为了其中的一分子。
1941年的一天晚上，朱文起哄睡孩子们后也准备入睡，一阵激烈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朱文起正疑惑是谁，门外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四婶，开门啊！”朱文起连忙下地开门将侄儿放了进来。
只见游文斋风尘仆仆，四下观察无人之后关上了门。游文斋此次前来有重要的事请求朱文起，但又担心朱文起不答应，便先讲起了最近的革命形势。
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山东的革命形势就一直不乐观。先是不断的天灾，然后又是日伪军多次残酷扫荡，地下交通站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击，革命情报工作举步维艰。
游文斋深知革命情报工作的重要性，他担心如此以往下去迟早会成为革命胜利前进脚步的障碍，便想要另起一路，重新开启情报工作。
鉴于之前几个男交通员不是被捕就是牺牲的惨痛教训，游文斋另辟蹊径，打算采用女交通员的办法。就在敲定人选的时候，游文斋想到了四婶朱文起。
一来，朱文起是个妇女，平时以讨饭为生，敌人的警惕会有所下降；二来，朱文起办事利落，能说会道，人也非常机灵；三来朱文起有双“解放脚”，传送情报不成问题。
听到游文斋的来意后，朱文起被吓了一跳，她有些犹豫，毕竟自己大字不识一个，怎么能做得了如此精细的活？但一想到要为革命献一份力，朱文起的内心又充满了力量，她坚定地说：“行，你们年轻人都不怕死，我一个老婆子怕什么，只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死了也值。”
游文斋没想到四婶一口就答应了，十分欣慰。接着，他向朱文起详细介绍了地下革命工作的注意事项，然后喜爱那个鲁西南地委做了汇报。
从此，朱文起便一边讨饭，一边为革命工作传送情报。敌人无论如何也没能想到，一个不起眼的讨饭大婶，竟也是地下交通员。
如游文斋想的一样，朱文起确实是一位拥有大智慧的女性。她清楚的知道，即便自己有讨饭大婶这一身份的掩护，在这个紧要关头，敌人也不会放松对她的搜查。于是，她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隐藏情报的好办法，就是带一个针线包，将情报放在里面。
一日，朱文起正准备过日伪军岗楼，一个日伪军将她拦下，开始搜查她的随身物品。朱文起每次讨饭时都会挎一个篮子，装情报的针线包就在里面。
日伪军拿起装着情报的针线包问里面装着什么，朱文起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拿起针线包，眼疾手快从里面掏出几根明晃晃、长长的纳鞋底的大针，举在日伪军的眼前。
看着尖锐的针头，日伪军被吓了一跳，顿时搜查的心就消了大半，匆匆瞟了一眼篮子里面的其他物品，就放朱文起走了。
利用针线包，朱文起出色地完成了许多次任务，1941年，定陶特支根据她的表现，破格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得到组织的肯定后，朱文起更加卖力地传送情报，每一次遇到敌人盘查，她总能机智地应付过去。
1943年的夏天，游文斋交给朱文起一份紧急情报，要她一定要在第二天天黑前将情报送出去。这一次，无比凶险，情报的纸张数针线包根本放不下。无奈之下，朱文起只好用老办法，将情报藏在贴身内裤的口袋中，剩下的只能靠她随机应变。
到了敌人岗楼时，朱文起还是被敌人拦了下来，她和行人被挨个盘查搜身。但敌人搜查了半天，一点儿线索也没有找到，敌人不死心，又将她带到炮楼内盘问，并威胁说要把她交给日军宪兵队。
原来，由于朱文起经常来往这条路线，就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朱文起内心十分慌张，但她又很快镇定了下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闹起来。
朱文起几乎用上了全部演技，躺在地上一顿撒泼打滚，敌人一看很是头疼，又拿不出什么证据，只好把她放走了。
在天黑前，朱文起终于将情报传了出去，担心敌人对她起疑，她特地等到第二天才返回家中。
在抗战期间，朱文起传送了许多情报，经历了许多危险，但都被她化险为夷，最精彩的还是在歼灭罕见王子杰的战斗。
当时定陶县有一个非常猖狂的土匪，名叫王子杰，他烧杀抢掠，残害了不少老百姓。在日军进入山东后，王子杰便公然投靠了日军，成为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大汉奸。
王子杰仗着背后日军的势力，无恶不作，尤其四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给救国救民的道路造成了极大损失。
1945年，鲁西南军分区决定铲除王子杰，为定陶县抗日军民报仇。但王子杰部有3000多人，装备又好，我军并不占优势。若想用极小的代价铲除他，就必须从内部将其瓦解。
王子杰的警卫员秦锡爵便是中共地下党安插的内线，在其获取内部情报后，组织上就派朱文起作为接头人，传送情报。
朱文起听说王子杰十分好色，最近又想娶一房妻妾，便改变了以往讨饭大婶的形象，化装成一个媒婆，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王子杰的府邸，趁机与秦锡爵接了头，并获取了机密情报。
1945年，我军根据朱文起送来的情报，找到王子杰军队的破绽，将其包围后全部歼灭。然而王子杰却率领1000多名冲出了包围圈，藏匿着定陶城北十几公里的常店村。
当天，秦锡爵以巡查岗哨为名，将情报传递给地下党员孔耀坤，又交给朱文起要她送往25公里外的指挥部。
白天，朱文起已经跑了将近40多公里，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情报又传了过来。她不敢怠慢，挎起篮子再次出发。将情报顺利带到时，她累得瘫软在地。
最终，王子杰被逮捕，将其公审后枪决，朱文起又立了新功。
新中国成立后，朱文起的情报生涯也结束了。她响应党的号召回到了家乡，于1982年去世，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