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自古便是炎黄子孙的疆土，虽明代不幸被葡萄牙强占，但骨子里，仍是炎黄子孙的烙印。

1999年，这片土地终究还是归回了祖国的怀抱。

如今，一提起澳门的经济支柱，便是那光鲜亮丽的博彩业。

在博彩业的背后，何鸿燊的赌王家族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然而，在何贤面前，他不过是个小角色。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何贤，黑白两道皆能通吃，既是政界的巨头，也是商界的领袖，澳门人称他“无冕总督”，他才是真正的“澳门王”。

赌王何鸿燊的大哥，曾救了十几万人命，儿子还是首任澳门行政长官

早年漂泊，逐步起家

何贤仅在私塾受教三载便早早辍学，踏上了求生之路。

年仅十三，他已在外漂泊，首站广州，于一家上海人开设的杂货店担任小帮工。

在那里，他每日与货架和账本为伍，学习世间的买卖之道。

三年磨一剑，何贤的眼界已非昔日可比，他的心中孕育着更大的梦想。

后来何贤迁至顺德陈村，幸运地成为一家商店的掌柜。

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掌门人”，管理着仓库的出入，客人的要求，掂量着每一笔账目的得失。

店主对他赏识有加，视若己出。

进入二十年代末，何贤回到广州，怀揣父亲赠予的两百银元，这是他的起航资金。

他不甘于庸庸碌碌，而是选择以勤补拙，每日往返于繁忙的银号和烟云缭绕的茶楼酒肆，担任经纪人。

他信守诚信，脚踏实地，逐渐积累了一批忠实的客户，而他自己，也在这行业中深耕细作，渐入佳境。

不久后，何贤携手业界两位重量级人物——何善衡与马子登，这二人分别开设了“双记”与“科记”，皆是各领风骚。

三人心有灵犀一点通，共投一万元创立了“汇隆银号”。

后来，三兄弟的商业版图从内地延伸至澳门，开启了新的征途。

何贤一抵澳门，其为人处世与做生意的手腕，便使得地方上的几位显贵对他另眼相看，以至于不久便迈入了人生与事业的黄金时期。

澳门的富商马万棋，与号称“赌王”的傅老榕合作经营的大丰银行，声名远播，规模庞大。

马万棋长年掌管银号，却因一场病魔缠身，眼光独到地选中何贤为自己的左膀右臂，让他出任大丰银号的司理，何贤因此踏入了澳门的金融核心。

那时，澳门正面临货币短缺的困境，迫切需要增印纸币。

然而，用以印制纸币的特殊纸张，唯有香港方能取得。

自1941年末香港沦陷后，日军封锁了港澳间的海面，形势异常严峻。

在这危急关头，何贤不计个人安危，接下了前往香港偷运印币用纸的重任，竟然奇迹般地完成了任务，为澳门解了燃眉之急。

这一举动让时任澳门经济局长的罗保对他赞赏有加，何贤的名声因此在官方圈子内迅速崛起。

何贤与兄长何添、本地商人梁昌及钟子兴等人，合力组建了“和安黄金公司”。

得益于何贤的交际手段和前述的英勇事迹，公司很快获得了黄金经营的特许权。

随着国际金价的飙升，和安黄金公司的业务迅速扩张，十年间生意兴隆，何贤因此跃升为澳门的巨富之列。

华人代表，澳门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自诩“中立”，因此虽然日军侵占了广东与香港，却未曾跨足澳门。

这一地缘政治的奇异布局，使澳门变成了四面环海的“孤岛”。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风潮”时期，澳门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了一角极为特殊的角色。

何贤就在这动荡的岁月中渐露头角，逐渐成为澳门华人社群中的佼佼者。

一九四三年的冬月，日军在澳门的特务机关内部发生激烈的冲突，一名海军特务将陆军特务之一击毙于荷兰园。

此事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的内乱，日本陆军特务机关怒指澳葡政府保护不力，紧急封锁了澳门。

封锁带来了供应中断，物价猛涨，市民生活陷入困顿，澳门政府的尝试与日军交涉，却屡遭拒绝。

在这关键时刻，何贤与几位澳门知名富商，如高可宁、傅德荫等人，肩负起“华人代表”的重任，前往关闸与日军展开斡旋。

原来，日军之所以封锁澳门，并非得到了上级的明确授权。

在何贤等人的坚持下，日军寻找退场的机会，最终推出其特务机关的头目黄公杰来与何贤等人对话。

何贤不卑不亢，以其坚定的态度，与日军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锋，双方终于达成一致，日军同意解除对澳门的封锁。

何贤在关键时刻拯救了十几万澳门居民的生命和生活。

不久之后，澳门葡警与日军驻澳特务机关再次发生对峙。

这一切的祸根，起于一名叫黄公杰的日军特务头目。

他在澳门的东亚酒店长期占据一间房间，将其改作办公室，日常里则是聚集一伙无赖，对澳门市民进行勒索敲诈，无恶不作。

其手下更是恃强凌弱，甚至连葡萄牙警察也不放在眼里。

一日，黄公杰的手下因争抢三轮车的座位，竟然在大街上与葡警发生肢体冲突，此举激起了葡警的公愤。

情绪激动的警方随即派出重兵，将东亚酒店团团围住，局势一触即发。

而黄公杰，也不甘示弱，调动了数十名武装至牙齿的特务，武装防守在酒店内，誓与葡警火并。

此时，澳门当局的经济局长罗保见状，意识到若任由情况发展，澳门恐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他试图出面调停此事，但黄公杰以其是葡国人的身份为由，拒不允许葡方人员进入东亚酒店。

无奈之下，葡方只得请出何贤。

何贤闻讯赶至东亚酒店，不畏艰险，进进出出，在双方之间穿梭，一边向日军表明葡警的决心和力量，一边向葡警说明无谓的冲突只会加剧双方的损失。

通过他的智慧与勇气，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

自此之后，何贤的名字在澳门乃至日军中都无人不晓。

他不仅被日军视为“华人代表”，澳门政府及市民也同样认为他当得此名号。

在1947年，两广地区遭逢一场毁灭性的大火，烈焰吞噬了无数家园，人们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此时，何贤担任澳门总商会副理事长，他见此情形，立即号召澳门各界伸出援手，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赈灾活动。

在他的感召下，连通常冷漠的葡萄牙社群也纷纷开展捐助，连代理总督也毫不犹豫地捐出了三万元大洋，以示支持。

1949年，国共内战尾声之际，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如同乌合之众般逃至澳门，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抢劫、纵火，无恶不作，严重扰乱了澳门的社会秩序。

那时，市面上武器横流，杀气腾腾，何贤见状，决定以高价收购这些流落民间的枪械，他深知这些武器若落入不法之徒之手，必将酿成大祸。

他将收集到的所有枪械无偿捐赠给澳门警方，此举大大加强了当地的保安力量，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何贤的为人处世，总是温文尔雅，待人接物总带着几分疏朗而不失威严，使他在澳门社会的地位逐渐升高，乃至每位新任的澳葡总督一抵达，便能迅速与何贤结为挚友。

在澳门这片风雨飘摇的土地上，葡萄牙官方若想治理好这片土地，必须依赖当地华人的力量，而何贤正是这样一位关键人物，他的智慧与胆识，使他成为了澳门不可或缺的纽带。

何贤的名声不仅限于政界、商界，连普通百姓也对他赞誉有加。

他乐于助人，解人忧虑，因此被澳门民众深深敬仰，亲切地称他为“贤哥”。

更有甚者，由于他在澳门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力，有人戏称他为“影子总督”，甚至有人尊称他为“澳门王”。

儿子是首任澳门特首

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葡方不甘心于现状，在新建起的西洋式关闸北方约30米处，悄无声息地设立了一个岗亭，意图将边界再北移。

至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逾三载，澳葡当局仍未将岗亭撤回至关闸以南，彰显了其一贯的拖延态度。

1952年7月25日，一场由误解引发的武装冲突在这岗亭附近爆发。

驻守岗亭的葡国黑人士兵与我方边防军士兵，在一次日常对峙中，情绪失控，葡方士兵竟向边防军开枪射击，我方士兵立即还以颜色。

交火随即升级，双方互召援兵，战事连绵两日，造成了双方均有死伤的悲剧。

中方对此极为震怒，立即向澳葡政府发出严正的通知，指出葡方不仅无端侵入中国地界，更是首先开火，责任全在葡方。

在随后的8月27日，中方作出强硬回应，宣布封闭通向澳门的关闸通道，此一行动，直接切断了澳门依赖中山县的蔬菜水果及粮食供应，使得澳门顿时陷入了物资短缺的困境。

在此强大压力之下，澳葡当局迅速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无法单方面维持局势，不得不与澳门的华人代表何贤等人进行沟通。

经过长达20天的僵持与沟通，葡方终于接受了谈判的建议。

在8月23日下午5时45分，澳门经济局长罗保，带着一份葡方的“道歉书”，在澳门华人代表何贤与马万祺的陪同下，穿过关闸，向中方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在何贤与马万祺的斡旋下，双方经过十五轮紧张而缜密的谈判，虽葡方未能登报公开道歉，但在其他两项要求上全部照做。

葡方不仅将岗哨移回关闸南面，还同意向中方支付人民币四万四千三百七十三点三元的赔偿。

这场被后人称为“关闸事件”的对峙，由于中葡双方没有正式邦交，葡方在无法直接与中方官员接触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何贤这位“华人代表”来进行沟通。

何贤在此事件中的表现，显示了他卓越的外交能力与社会影响力。

他频繁地在关闸两边穿梭，有时一天之内竟需三进三出，极力调和双方的矛盾，最终促成和平解决冲突。

此后，何贤的声望愈加高涨，甚至被澳门的华人市民亲切地尊称为“华人澳督”。

后来在马万祺家族撤出大丰银号之后，何贤独自担起了银行的领导重任，成为“大丰”的不二领袖。

这家银号于1971年10月正式注册，升级为大丰银行，旋即成为何氏家庭产业集团的“旗舰”。

何氏集团业务遍布广泛，其触角不仅限于金融业，更延伸至印染、造纸、火柴制造、石粉加工、钟表生产、地产开发、黄金交易、酒店经营、公共交通、自来水供应及石油等众多行业。

尽管何贤掌握着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他却始终保持着侠义之心，乐于助人，对待公司员工极富人情味，深得人心。

1983年12月6日，何贤在香港逝世，令整个澳门社会哀痛。

何贤的遗体在香港举行了公祭仪式之后，被运回澳门。

在澳门新口岸码头和广场上，近万名市民自发聚集，以沉重而庄严的仪式向归来的何贤表达最后的敬意。

当天，澳葡总督高斯达亲自到码头迎接，显示了何贤在澳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

澳门政府为何贤举行的祭奠仪式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各政府机构下半旗3天以示哀悼，全体政府机构停止工作1天，使公务员有机会参与仪式，向何贤表达最深的敬意。

中央领导人如叶剑英、李先念、彭真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纷纷发来唁电，对何贤先生的爱国精神和为国家社会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为了纪念他为澳门与祖国做出的贡献，澳门人民在新口岸区兴建了一个占地12600平方米的何贤纪念馆。

何贤生有六子七女，其中，何厚铧尤为出众。

他曾任澳门立法会副主席、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于1999年5月荣幸当选为澳门回归后的第一任特首，继承了何贤的政治与商业遗产，继续在澳门及更广的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参考资料：

“华人澳督”——何贤

芮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