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一个月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对内廷文物进行了清点，据清点报告记载，故宫的文物中瓷器最多，其次是书画，还有不同数量的金器、铜器、玉器等收藏多达117万件。次年，故宫博物院宣告成立。
1931年，抗战爆发，东北沦陷。随着日本关东军逐渐逼近北平，北京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部分文物分批南迁。从1933年至1944年，1.3万余箱故宫书画、铜器、瓷器、精品玉器及图书善本，颠沛万余里，最终奇迹般地化险为夷。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局势剧变，两党关系恶化，1948年底，国民党着手将当时收藏在南京的文物装箱运走，就这样大陆的珍贵文物开始流向台湾。几十万件华夏瑰宝漂流、离散，也让一些国宝“一分为二”，如今天各一方、隔海相望。
《清宫鸟谱》
——国宝小档案——
《清宫鸟谱》又称《仿蒋廷锡鸟谱》，是一套描绘鸟类的珍贵画册，共十二册。其中第一至四册被蒋介石国民政府运至台湾，目前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五至十二册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宫鸟谱》无论是从画作价值，还是在其他研究领域的价值，甚至其政治价值都相当之高，所以它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但或许有人不知道，其实这本画册，居然是个“明目张胆”的仿品。
《清宫鸟谱》的原作者叫蒋廷锡，是康、雍朝重要的词臣画家，官至大学士。他擅绘花鸟，并在与宫内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掌握了一定的西洋画技法，故其花鸟画既像宗法恽寿平的没骨花鸟，讲求设色施墨，不见笔痕线迹，又参用西洋画法，注重物体的明暗、透视及写实的视觉效果。
蒋廷锡曾经不断地向朝廷献上画作，仅被《石渠宝笈》著录的就有数十件，其中以《鸟谱》深得皇室尤其是乾隆皇帝喜爱，还将它藏入紫禁城东六宫区内的御书房内，以便随时观览。乾隆十五年，乾隆帝命朝画院供奉张为邦和余省，对蒋廷锡的原作进行摹本增减修正，才有的如今这套珍贵画册。至于原画，因为一些原因而流落民间，失去踪迹，世间上仅存的完整鸟谱图，便只剩下这个仿品了。
据统计，蒋介石当时从故宫运到台湾的文物共计5496箱。这数量一多，就必定会出纰漏。当时负责整个文物搬运的总负责人叫杭立武，虽然他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并不是古董研究专家。他之所以负责这个项目，是因为当年日军侵华时，他曾经作为难民营负责人，负责过文物南迁的事情。
但这次不同往日，搬运文物的时间更为紧迫，需要运送的文物更为庞大。而且，不仅要运物，还要运人。就是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下，《清宫鸟谱》被胡乱装箱带去了台湾。不过，他们带去的只有前四册，而剩余的八册鸟谱图则留在了大陆，现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
就这样，本来是一套的《清宫鸟谱》被分隔两地。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台湾还借由鸟谱图为主题发行邮票，来表达“两岸一家亲”的思想。
《海错图》
——国宝小档案——
康熙六年，喜好云游各地的生物爱好者聂璜在考察大量不同环境中的海洋生物习性后，将自己对生物的爱好和绘画特长结合起来，开始创作一部画册，并将这部书命名为《海错图》。全书四册，前三册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四册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海错图》是一本古代的海洋生物图鉴。作者聂璜出生在明末的杭州，是一位画家兼生物爱好者。他苦于自古以来都没有海洋生物相关的图谱流传，于是决定自己画一本。
康熙年间，他游历了河北、天津、浙江、福建多地，考察沿海的生物。每看到一种就把它画下来，并翻阅群书进行考证。还会询问当地渔民，来验证古书中记载的真伪。历经几十年的积累，终于在康熙三十七年完成了《海错图》。
书中有图 340 余幅，几乎涵盖了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大部分主要类群，还记载了不少海滨植物。并配趣味“小赞”一首，读来令人兴致盎然。如此巨幅长篇，可谓古代之最。
这是聂璜唯一的传世之作，之后他就从历史中消失了，此书也没了下落。雍正四年，这部书重现江湖。这一年的皇宫档案记载，是大太监苏培盛把《海错图》带入宫中，自此深受清朝历代皇帝喜爱。
乾隆皇帝小时候，更是把《海错图》当成了枕边书，称它“满足了自己对大海的想象”。若干年后，他把《海错图》收录在自己组织编纂的《石渠宝笈续编》中。之后，嘉庆、宣统等皇帝都很喜爱这部图谱。到了民国，故宫文物南迁。辗转中，全套四册书分了家，现在前三册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第四册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
——国宝小档案——
《富春山居图》被誉为“画中之兰亭”，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几经易手，并因“焚画殉葬”而身首两段。前半卷《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后半卷《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6月，前后两卷在分身360多年后，首度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
《富春山居图》
1347年，黄公望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四处游历的他再次踏足富春江。这天，明秀中透着幽趣，清丽中饱含灵气，在师弟郑樗(无用师)的请求下，黄公望铺开纸卷，落下第一笔，但他并未着急去画，只在闲暇时，兴之所至，便画上几笔。
1350年，82岁的黄公望颤颤巍巍地在画后撰写了一段百余字的题识，讲明了自己作画的缘由和经过。四年后，黄公望去世，而这幅《富春山居图》却成了不朽之作。
黄公望肖像
让《富春山居图》不完整的，是一个叫吴洪裕的人。万历二十四年，《富春山居图》被董其昌(晚明书画家)所购得。董其昌晚年又把它卖给了宜兴的收藏家吴正志。到清朝顺治年间，画作传到了其孙子吴洪裕手里。吴洪裕珍爱之极，恽南田《瓯香馆画跋》中有记：吴洪裕于“国变时”置其家藏于不顾，惟独随身带了《富春山居图》和《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逃难，始终不离左右。
吴洪裕想要让这件心爱的宝贝永远陪伴自己，在临死之际，他吃力地向家人吐出一个字：“烧！”之前他已将《智永法师千字文真迹》付之一炬，现在又要焚画殉葬。就在国宝即将付之一炬的危急时刻，人群里突然窜出一个人，“疾趋焚所，起红炉而出之”，愣是把画抢救了出来。他就是吴洪裕的侄子，名叫吴静庵。
画虽得救了，但起首部分已烧毁，幸存的长卷火痕斑斑，中间还烧出几个连珠洞，顷刻间断为一大一小两段，从此《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前段画幅虽小，但比较完整，被后人命名为《剩山图》；后段画幅较长，但损坏严重，修补较多，被称为《无用师卷》。
《剩山图》局部
《无用师卷》局部
康熙八年，吴氏将画转让给扬州收藏家王廷宾，后来就辗转于民间收藏家之手，长期湮没无闻。
乾隆十年，《富春山居图》被征入宫。乾隆皇帝见到后爱不释手，不时取出来欣赏。反复鉴赏琢磨后，他认为此画系黄公望真迹。这位34岁的帝王欣喜若狂，运足心力题上“神品”两个大字。此后一段时间，他不断在长卷的留白处赋诗题词，在画上题跋54次，长长短短印鉴累累，凡空隙处，几乎为之充塞，整个画面被破坏殆尽，后人笑为“毁容”。不过，乾隆在其上用心作诗的并不是真正的《富春山居图》，而是被后人称为“子明卷”的明末文人临摹卷。
子明卷
两年后，真正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来到了乾隆面前，不过因为先入为主的缘故，这幅真品被乾隆认定是赝品，从而逃脱了“毁容”的厄运。直到1816年，胡敬等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始得正名，洗去尘冤。
1938年，《剩山图》被著名书画家、收藏家、文物鉴定家吴湖帆收藏，1956年由他捐献给浙江省博物馆，自此成为“镇馆之宝”。而另一半《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却已漂洋过海、渐行渐远，如今也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馆。同一幅画就这样隔海相望。
三希帖
——国宝小档案——
所谓“三希帖”就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这三帖不仅是国宝文物，更是中国书法巅峰时代的缩影，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如今，《中秋帖》《伯远帖》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而《快雪时晴帖》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傅申先生在《乾隆与三希堂》一文中提到，自己常常认为“乾隆皇帝才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才是创办人”。因为不论是在今天的北京还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中，许多重量级藏品都是他收集的。而在乾隆的无数宝器中，最为他珍视的正是“三希帖”。为妥善收藏这三件稀世珍品，他还特意将书房精心改造一番，命名为“三希堂”。
乾隆帝的书房三希堂
“三希帖”之首——《快雪时晴帖》，原是东晋王羲之在大雪初晴时，写给友人的一封寻常问候信札。短短4行28字，却被前人誉为“二十八骊珠”，全书呈现出畅快、明朗的感觉。
王羲之撰写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而《快雪时晴帖》则被认为是仅次于《兰亭序》的又一件行书代表作。《快雪时晴帖》曾流经多人手里，但无人像乾隆皇帝这样热爱。此帖大约有220处盖章，乾隆皇帝盖的章就有172个，足以见其对此帖的喜爱，更表明了此帖的珍贵之处。
《快雪时晴帖》
《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是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作品。据说此帖原本有5行32字，后被割去两行，现仅存3行22字，其内容为：“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
王献之之所以能顶着父亲光环自成一家，关键在“改”。据唐张怀瓘《书断》中记载，王献之“幼学于父，次学于张(芝)。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创造出了一种不拘六书规范、省并点画曲折、务求简易流便的“破体”。在《中秋帖》中，可感受到王献之的一笔环转，通篇气脉通畅，情驰神纵，如江流潮涌，雄浑奔放。
《中秋帖》
在“三希帖”中，《伯远帖》最为特殊。王珣，东晋宰辅王导之孙，王羲之之侄。相比显赫的家世，王珣的书名不甚显要。直到唐朝，王珣都只被视作三流书家。但《伯远帖》最可贵之处在于是王氏家族唯一的传世真迹，而《快雪》《中秋》都是后人摹本。
明朝，《伯远帖》从御府流入民间，被视若珍宝，董其昌曾两次为其题跋，推重其“少见难觏”。与董其昌同时的书画家扬明时，也在一段题跋中说：王珣虽然名气不大，但我今天总算是“得睹真晋”，零距离感受到东晋书道的风流气韵。
其实，《伯远帖》书法成就并不低，最终“封神”在清朝。乾隆十一年，《伯远帖》入藏御府，乾隆非常喜爱，在上面题跋：唐人的书法真迹已不可多得，何况是晋朝！内府所藏的《快雪》《中秋》二帖，都是希世之珍，今又得《伯远》，三者可并驾齐驱矣。
《伯远帖》
“三希帖”的命运转折，发生在清朝灭亡之后，1924年，溥仪搬出紫禁城。此时，《快雪时晴帖》仍藏在养心殿，《中秋帖》和《伯远帖》则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的寿康宫，溥仪出宫时，敬懿皇贵妃便将二帖携出。溥仪必定也知晓“三希”合璧的珍贵，于是，借口还有一些随身衣物未曾收拾，第二天让宗室宝熙回养心殿代为收取。宝熙出神武门时，警官认真搜查，发现衣服中竟裹挟一个手卷，正是《快雪时晴帖》，当即扣留。
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快雪》作为镇馆之宝公开陈列。抗日战争爆发后，《快雪》又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随故宫众多国宝辗转南迁，1948年被带到台北。《中秋》和《伯远》则流散香港，直到1951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才被重金购回，藏入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乾隆外粉青酱釉地描金银莲纹粉彩镂空
三多瓜果内心绘青花缠枝花卉纹六角套瓶
——国宝小档案——
所没错，这套乾隆年间的瓷瓶名字确实这么长……它虽不是文物南迁时被带到台湾，但也历经坎坷最终分割两岸。此瓶原本为一对儿，是清督陶官唐英创造发明的新品种，在工艺和科技含量上都非常高。如今，一瓶收藏于台北鸿禧美术馆；一瓶藏于北京首都博物馆。
乾隆八年(1743年)，江西景德镇御窑外一片繁忙。为取悦圣意，督陶官唐英和其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瓶九种，呈献给乾隆皇帝，这对儿镂雕六角套瓶就是其中的一种。此套瓶内为青花瓶，外为粉彩，腹部雕刻六组镂空花果纹。成型工艺非常繁复，需多次上釉多次入窑烧制而成，套瓶瓶身纹饰和釉彩，洋溢着中西合璧特色，无论明暗或线条皆带着浓厚欧风，繁缛华丽、工艺精致，是唐英的得意之作。
宝瓶送到京城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对唐英大加赏赐，并将宝瓶赐名为“夹层玲珑交泰瓶”，民间多称其为六角套瓶。这一对宝瓶深得乾隆喜爱，并将其放置在圆明园之中，时时拿出赏玩。
一百多年后，大清国日益衰落。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窜入了珍藏着无数宝物的圆明园，大肆劫掠圆明园内的宝物，拿不动就砸毁破坏，甚至付诸一炬。英国公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克爵士也趁火打劫，抢走了这一对宝瓶。
后来，据此瓶底部所贴的收藏标记可得知，洛克爵士攫取套瓶后带回英国，后又售予了莫里逊氏。1988年5月，莫里逊氏将其中一件乾隆六角套瓶拿到香港拍卖。在香港苏富比拍卖场上，台北鸿禧美术馆以170万港币的价格，买下了这只精美的瓶子。
2000 年5月，另一只宝瓶也出现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同期拍卖的还有圆明园十二生肖中的猴首、牛首和虎首。时任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的秦公，委托身在香港的朋友代为举牌拍买，同场竞争的还有台湾大收藏家王定乾先生，在得知秦公竞拍此物的初心，又得知台湾已经有了一只瓶子的时候，王定乾主动退出竞拍。最终由北京市文物公司以2094.7万港元竞得。
后来，此瓶于秦公逝世六年多后，在北京市文物局主持下，捐拨给坐落在北京长安街的首都博物馆新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编辑：余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