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行人生》是一部由徐峥编导并主演的电影，该片讲述了人到中年的程序员高志垒经历工作裁员及生活的双重变故后，不得不转行做外卖员，并在送外卖的过程中重新定义人生方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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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创作局限-

《逆行人生》继承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立足于现实，从现实生活中取材，力图还原现实，并将喜剧元素杂糅其中，在直面生活困境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人性的真善美，这也契合了当下温暖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但《逆行人生》在设定上存在一定的创作局限，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下现实主义创作的误区。

影片构建了一个过于理想的家庭环境，这个家庭中的成员为高志垒提供了情感上的支持，在他身后有一位默默付出的老婆，有一个理解父母的难处的女儿，尽管中途父亲对他从事外卖工作表现出了质疑，但最终也都得以和解，一双年迈的父母也愿意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避开了失业后家庭危机的处理，人物一味理解和附庸于主人公，这使得影片稍显做作，削弱了真实性和现实价值。

此外，患有糖尿病的高志垒，送了几个月外卖以后，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三次车祸戏后继续送外卖等等细节存在失真。影片结尾，高志垒开发的路路通被外卖公司的高层赏识的开放性结局又带有“精英主义”的裂痕。

本片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了外卖员群体的“困境”，是否成功搭载了中产与底层的平等对话的机会，有无切实地帮助或抚平复杂的，高低不平的外卖员的现实生活，这是近年国产现实主义电影面临的共同困境，艺术生产源自于现实生活，最终要回馈现实生活，不是“我今天要做一个现实题材的东西，摆出人生百态”，最后加工出一个社会英雄模范，避开了问题根源，盖住了大多数痛苦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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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瑜并存的人物塑造-

《逆行人生》聚焦于“外卖员”这一职业群体，将这一群体的真实生活置于银幕之上，塑造了众多鲜活的底层人物，为观众呈现出这一“最熟悉的陌生人”的生存状态。

首先是“老抠”，他人如其名、省吃简用，用胶带粘住一切，为了给他的孩子阳阳治疗白血病他需要不断的存钱；其次是蝉联单王的大黑，他沉默寡言，经常不按时吃饭，有胃病，但是他能记得城市里大大小小的通道，总是最快送达，他拼命赚钱的原因是想偿还因转单而导致残疾的朋友；

杨大山，一位年轻的外卖员，也是高志垒的“入行介绍人”，边送外卖边直播，期望赚够钱与女友结婚，他的形象也符合当下“网生代”年轻人典型特征。

影片在主人公和女性人物塑造方面存在显著的不足。为了便于塑造高志垒的“典”，这个人物身上叠加了许多能抓住当代观众情绪的苦难素材，包括大厂裁员、中年失业、求职失败、父亲住院、房贷断供、女儿学费没有着落等等，标签化人物无法引发普遍共鸣。影片中出现的女性外卖员晓敏，相较于其他男性角色完整的人物动机、叙事线索，影片并未过多交代她的社会关系，已知的只有她的孩子，对她着墨较少，因而让她的故事线略显单薄，女性叙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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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危机的生存之道-

《逆行人生》还未上映，就已经引发了不少的争议，网上复杂的舆论形势为影片蒙上了一层阴云。两极分化的口碑中，不乏认可电影现实主义表达的观众，但“歌颂苦难”“看演员演普通人”“回避行业矛盾”等评论也相继出现。

例如拍摄外卖员题材是否是对这一群体的消费，或是电影人作为“富人”，将镜头对准社会相对的非富人阶层，是否存在伦理道德性，或是针对现实主义的创作要求质疑影片的价值取向，也包括对导演徐峥本人四年前《囧妈》“背板”院线，选择线上流媒体发行的征讨，等等。这些都对《逆行人生》票房产生直观且巨大的影响。“过度解读、扣大帽子”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利于良好氛围、不利于产业健康发展的事情。

红线越来越紧，判断电影不再从内容质量本身出发，只会让内容创意更加受限，形成“XX正确压倒一切、不考虑质量”的恶性循环。过往大档期影片多陷入“黑水军”“偷票房”的口水仗，近年来，作为流量经济的代价之一，饭圈乱象蔓延到电影圈，舆情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从《我本是高山》的性别议题踩雷，到《雄狮少年》因主角造型“眯眯眼”被扣上“辱华”帽子踩雷，再到今年的“贫富、阶级对立”，以及政治大帽子，渐渐变成了“电影不能承受之重”。一切前期筹备、拍摄、后期制作，以及宣发团队的心血努力，都有可能因为“舆情危机”而毁于一旦。面对“戴着镣铐跳舞”的大环境，从业者唯有思考如何更好地规避风险，以及在舆情爆发后，如何引导“正向声音”发酵。

《逆行人生》以现实主义为旨归，尽管它陷入了“歌颂苦难”“浮于表面”的批评当中，也有强行制造戏剧冲突之嫌，但瑕不掩瑜，影片中依然闪烁着触动人心的人性的光辉。正如高志垒在表彰大华上所说的话：“我们已经足够努力了，我看到每个人都是很努力的，我们值得被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