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有一家十分著名的老字号——鹤年堂。这是一家和同仁堂齐名的药店，正所谓“吃丸散膏丹到同仁堂，吃汤剂饮片到鹤年堂”。鹤年堂是明朝初年，由一位元代贵族家庭出身的穆斯林学者丁鹤年，在明成祖永乐三年创立的。
说起来，鹤年堂的历史比北京的故宫和天坛还要悠久。因为鹤年堂的总店位于北京外城西部，所以后来也被称为“西鹤年堂”。因为鹤年堂的这家总店位于清代北京著名的刑场——菜市口，所以就留下了传说：说每当菜市口行刑杀人的时候，当天夜里，就会有人到鹤年堂敲门，要购买刀伤药。
所以在北京也就有了“去鹤年堂买刀伤药”的俗语。
当然了，我们今天要聊的既不是鹤年堂，也不是刀伤药，而是甲骨文——这种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汉字。虽说甲骨文是出土于河南，但其实甲骨文的发现，和鹤年堂还真有着不小的渊源。
据说在清光绪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99年，这年夏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不幸染了疟疾，在家卧床休养，然后家人就从鹤年堂给他买来了治疗疟疾的中药。王懿荣自己以前自学过中医，粗通医理，所以每次吃药之前，他都习惯自己先检查一遍药材。但是这会，王懿荣从家里带回来的药材里发现了一种新的东西：他发现其中一包药材都是各种动物的骨骼碎片组成的，而且其中不少大块的碎片上，隐约还可以看见很多奇怪的刻痕。
王懿荣这个人不仅仅粗通医理，而且熟读四书五经，所以能力足以出任国子监祭酒，同时，他还酷爱收藏古玩，是一个著名的金石学家。他的博学，是连两代帝师翁同龢，以及留下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那句话的潘祖荫都交口称赞过。
王懿荣一看这些东西，凭着自己精湛的金石学造诣，就感觉这些兽骨上的刻痕，像是有人故意刻上去的文字。如果真是那样，那这种刻痕很有可能是一种十分古老的文字。于是他就把去买药的家人叫来，问这是什么药材。
家人看了看，想了想之后说，这种药材叫“龙骨”，是专门用来静心安神的一种特效药，全北京城只有鹤年堂才有。
王懿荣听完之后，立刻抱病亲自跑到鹤年堂，买下了店里所有的“龙骨”，而且他还给鹤年堂掌柜的留下了十两银子，告诉他，如果再有人来店里送龙骨，就让他把龙骨送到东安门外锡拉胡同的国子监祭酒府上。
国子监祭酒重金收购“龙骨”的消息传出去之后，等到这年秋天，还真有一位叫范维清的山东潍县的商人带着龙骨来到王懿荣的府上。这个范维清其实是一个古董商，他常年和自己的同族侄孙范寿轩一起，在国内各地收购古玩，然后到京津一带贩卖给各种达官贵人、有钱的收藏爱好者。
当时，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就经常有人古物出土。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因为河南安阳是商代古都——殷城的所在地。不过100多年前的古董商人，可没有这种知识。
范维清祖孙二人只是知道，那个地方经常有古董被发现，所以经常去安阳的小屯村收购古玩。然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们就发现当地出产一种药材叫“龙骨”，上面刻了很多看起来很奇怪的符号。范维清他们虽然没有什么正经的金石学知识，不过做了这么多年的古董商，耳濡目染也是积累下来了不少常识。
他们凭着职业本能觉得，如果把这些龙骨作为收藏品卖给官宦人家，那利润一定要比当药材卖给药铺高得多得多。
于是他们就收购了一批龙骨，北上去贩卖。可惜的是，这些“龙骨”的销路并不是很好，几乎无人问津。
倒是有一位天津的县学生王襄独具慧眼，一眼就认出这些“龙骨”价值非凡。只是这个时候的王襄还只是一个年轻的穷学生，根本负担不起购买龙骨的开销，所以只能买下了其中几块回家研究。于是，范家祖孙又转道去了北京。
在这儿，他们听说了国子监祭酒大人正在四处收购“龙骨”。于是，他们立刻登门拜访。祭酒大人王懿荣看见了范维清带来的龙骨，十分满意。
他决定再做一次之前在鹤年堂的千金买马骨的故事。相比于药铺每斤几十文钱的价格，王懿荣用二两银子的天价，买下了范维清带来的所有带有完整字符的“龙骨”。不仅如此，王懿荣还亲笔给范家题写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后来还成为了范家每年过年都要拿出来悬挂的传家宝。
不过后来在文革期间，范家后人为了避祸，忍痛焚毁了这副对联。
在王懿荣的引荐下，范家祖孙又通过当时赋闲在家的原直隶霸昌道端方，结识了颇受端方器重的文坛领袖，东文学社的负责人罗振玉。据范家浩然回忆说，范寿轩和王懿荣、端方都交情深厚，甚至可以不经文房禀报就直接进入他们的私宅。
不过，作为商人，范家人还是留了个心眼。面对王襄、王懿荣和与罗振玉等人的追问，他们并没有如实告知，这些龙骨其实是在安阳的小屯村购得的，而是谎称龙骨来自于河南汤阴，希望如此能够垄断在京师贩卖“龙骨”的货源。
我们再说王懿荣经过几次，经过范家购买了上千片“龙骨”。经过研究，王懿荣认定这些都是龟甲和兽骨，上面的符号应该是用刀刻上去的，而且其中巨大的裂痕应该是高温灼烧所致。
然后，他对于这些“龙骨”的刻痕进行反复的拼合，排列和推敲，认定这些龟甲兽骨上的刻痕就是一种文字。再结合史籍中关于商代占卜的记载，这些龟甲兽骨上的刻字，王懿荣判断应该是一种商代使用的文字，是一种比当时已知最古老的周代大篆，还要古老的文字。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甲骨文。
不过很可惜的是，王懿荣并没有将他对甲骨文的研究继续下去，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第二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身为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在得知了慈禧太后，已经带着光绪皇帝逃离北京的消息之后，留下了“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于止知其所止，此为近之的”誓言绝笔之后，和家人一起投井殉国。
后来，清末的著名文人，小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从王懿荣的后人手里收购了王懿荣当时收集的甲骨文残片5千多片。后来同样为甲骨文所着迷的罗振玉在拜访刘鹗的时候得知，王懿荣当时收集的甲骨文都在刘鹗手中，于是他就劝刘鹗将这些甲骨影印出版。
正是在罗振玉的劝说下，刘鹗从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出了1058片影印成书，以《铁云藏龟》之名分为六册出版，成为了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书籍。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点也被罗振玉探查出来了。
罗振玉亲自前往安阳小屯村，不仅收集到了大量刻有甲骨文的龟甲和兽骨，而且还收集到了不少其他商代的文物。然后，罗振玉把他这次的查访收获，包括殷墟地带的地形，甲骨以及其他文物出土的情况，全都记录在册，以《洹洛访古游记》之名出版，成为了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墟的著作。
之后，罗振玉利用收集到的甲骨，参照《说文解字》，将甲骨文与周代的金文和大篆相互比较，考证辨认出了大量的甲骨文单字。
而且罗振玉还利用字形的变换规律，以及历代此书中记载的汉字通假关系，总结、归纳，阐述了不少汉字的渊源和之后的变化规律。1910年，罗振玉发布了《殷商贞卜文字考》，公布了他考证辨认出来的300多个甲骨文的单字。之后，在1915年，他又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再次认定了500多个甲骨文单字。
不仅如此，罗振玉还在1916年将他收集到的但是未能辨认出来的1000多个甲骨文单字，以《殷墟书契待问编》之名公开发行，供学术界一同讨论。
在他的这几部著作中，罗振玉首先提出了对甲骨文按照占卜内容进行分类的观点。他将甲骨文按照占卜的内容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卜雨八个大类。为之后的甲骨学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来自于同乡好友兼儿女亲家，著名学者王国维的帮助。正是这位和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当时“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的王国维，将甲骨学从单纯的文字演化研究扩展到了史学界。
王国维首先发现，在甲骨文中有很多表示天干的字符。再结合《史记》中的记载，商朝的君主的名字，很多都是以天干的名字来命名的。于是王国维便以甲骨文，考证出了一份更为准确的商朝君王的世系表。
这份有甲骨文佐证的商朝王室世系表，更正了《史记》中不少错误的记载。比如按照《史记》中的记载，被商朝尊为“中宗”的，是商朝第九代君主太戊。而《史记》中的这个说法，则来自于更早的古籍《尚书》。
但是之后出土的“汲冢书”中的《竹书纪年》里记录，商中宗应该是商朝的第十四代君主祖乙。经过王国维的细心研究，在甲骨文卜辞中找到了证明《竹书纪年》记载正确的证据。除此之外，像是商朝诸王的在位顺序，王国维也在《史记》的基础上，根据甲骨文中的卜辞作出了很多修正。
正是在此基础之上，王国维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也就是说，用“地下之新材料”来补充“纸上之材料”，将考古学和史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相辅相成，互为佐证。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史学和文献学研究的一个新纪元。
从此之后，当时在中国风靡一时的，以否定古籍记载为主的疑古派，开始逐渐转变为以古籍记载为基础，寻找考古学证据的“释古派”。不过随着之后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投湖自杀，罗振玉在雇主宣统帝溥仪的召唤下，弃学从政，入直南书房，他们二人对甲骨文的研究便也到此戛然而止了。
之后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基础上，继续将甲骨学发扬光大的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
1928年，中国的中央研究院成立了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聘请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来担任所长。然后傅斯年就邀请董作宾一同参加历史语言研究所。之后，在傅斯年的主持和大力支持下，董作宾亲自率领了一支考古队前往安阳，对安阳殷墟进行了一次长达18天的试探性挖掘。
这次发掘，一共出土了800多片带有甲骨文的甲骨，以及其他很多骨制，陶制，和铜制的各种文物。而这次考古挖掘，也被认为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端。
此后，中研院史语所，在董作宾和留美人类学家李济的主持下，先后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正式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商代文物，也极大地丰富了甲骨学的研究素材。
正是在这些新资料的支持下，董作宾在1945年出版了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编纂而成的《殷历谱》，被当时的学者称赞为“古学之最高峰”。
同时，在此期间，因为参加南昌暴动而被通缉的中共地下党员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也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古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轰动了当时的中日史学界。郭沫若也因此成为了和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齐名的甲骨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
因为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所以人们通常也将这四位大师合称为“甲骨四堂”。尽管他们之中的不少人，在政治操守上都存在着极大的污点，但是他们对于甲骨文学乃至于中国考古学，奠定的关键基础和做出的巨大贡献。却是不能因此而抹杀的。
除这四位之外，和王懿荣同时发现甲骨文价值的学者王襄也在甲骨学领域著作颇丰，贡献巨大。后来不仅是在安阳的殷墟，在河南其他地方，甚至是周边的山西、陕西、河北、北京等省也出土了不少刻有甲骨文的甲骨。这其中甚至还包括了被鉴定为周代的甲骨。
因此，现在在传统的以研究商代甲骨文为目的的甲骨学中，还演化出了一个新的分支——西周甲骨学。如今，自 1899 年以来累计出土的刻有甲骨文的甲骨残片已有大约 10 万余片。不过，这其中也难免有一些后人出于各种目的而伪造的“伪刻”。
其实，对甲骨文的伪造从他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早在当年刘鹗出版的《铁云藏龟》一书中，影印的甲骨残片中就有五片在刻字的规矩和形态上完全不符合殷代甲骨文的特点，应该属于“伪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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