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资深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坦曾说，地理条件注定居于大国边缘的小国，随时都有某种程度的焦虑，这种地缘焦虑在国际关系当中十分普遍。比如新加坡最直接的焦虑对象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顾虑印度尼西亚，印尼则担心澳大利亚的影响。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东南亚来说，地缘焦虑的主要对象是中国、美国、一定程度上还有印度。

就像人类害怕猛兽，不是因为猛兽有杀人的想法，而是因为猛兽有杀人能力一样，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域外强国的实力本身就足以构成焦虑的理由。这种焦虑不因国际形势、意识形态、政权性质、外交政策而转移。

从古至今，东南亚大小政权的中国焦虑，造成了这样一种后果：他们需要依靠空间和信息上的相对优势，与中国博弈，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与此同时，又得和中国保持合作，想办法利用中国的影响力。这种不对等博弈的结果，就是看上去飘忽不定的行事风格。

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政权的中国焦虑，不能简单地用好事或者坏事来评价。它是一个客观因素，国际政治生态中的小国对大国产生焦虑，就像自然生态中的辣椒进化出辣椒素一样。正常理解“中国焦虑”产生的机制是适应它、利用它乃至破解它的前提。

在广义的东南亚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中国焦虑患者名字叫做夜郎国。托成语“夜郎自大”的福，夜郎国有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西南边疆政权之一，知名度比肩南诏、大理，远胜同时代的滇国（昆明）以及后来的明清西南土司。但是夜郎人真的像“夜郎自大”故事里传说的那样无知吗？真相并非如此。

“夜郎自大”这个典故出自《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是滇王与汉使者言曰：

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说“汉孰与我大”这句话的不只有夜郎的君主，还有滇国的国王，说明这很有可能是一种挑衅性质的外交辞令，或者是司马迁站在汉朝角度，对两国表态的一种总结。更关键的是，当夜郎国君说出这句话时，他的身份已经是汉朝册封的夜郎侯了。

对此，《史记》也已经做了详尽的记载。在“夜郎自大”事件发生之前的汉武帝建元6年，夜郎国君多同就已经答应汉朝“约为置使臣，使其子为令。”也就是接受汉朝的羁縻统治了。如果夜郎真的对汉朝的强大一无所知，那么他就不太可能接受汉朝，即使是名义上的统治。

事实上，夜郎人说“汉孰与我大”的背景是，夜郎拒绝配合汉朝对付自己的贸易伙伴南越国。南越国灭亡之后，夜郎很快就逃进了汉朝。但在汉朝的立场来看，夜郎的行动是一种大起大落、左右摇摆，但是从夜郎的角度出发，这些行动是由客观现实和理性判断驱动的。

夜郎并非不清楚汉朝的实力，但他同样明白，由于地理阻隔和信息不对等，汉朝也很难动员力量来对付他。军事行动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这意味着得不偿失；但也导致人民要为千里之外、八竿子打不着的对外战争买单。而且受限于古代的地理条件，资源和信息流通效率低下，一场边疆战争消耗的人力、物力往往不可胜数。

例如，清朝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战，为了对付几个土司，清廷就消耗了上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两年以上的财政收入。如果不是因为乾隆时期财富充裕，这种战争就不可能打得起来。

正是基于对这种不对等性的清晰认知，中国西南部的大小势力才对中原王朝采取一种弹性极大的交往策略，从极尽恭顺到正面叫板都有可能，但更多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虚伪。

关键在于，这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博弈。西南政权非常清楚中原的实力，但是无法确定中原愿意以及可以拿出多少实力来对付自己。宋朝的农志高、明朝的杨应龙、陆川土司，他们发动叛乱时，没有哪个妄想入主中原。

他们的目标都是扩大势力范围，并且得到承认。虽然他们最终失败了，但是西南政权成功取得招安的例子并不少见。事实上，侬志高、杨应龙、麓川土司也都有过及时收手，实现招安的机会。

焦虑的本质是博弈中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的来源就是中原王朝愿意以及能够拿出多少资源对付自己。所以中原王朝相对自身的实力越强大，不确定性的区间就越大。这种不确定性最终转化成了西南边疆，乃至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焦虑”。

所以夜郎自大的本质并不是无知，反而是知道的太多了。只是夜郎国在一场玩弄不对等性的博弈中，要价太高。不幸赌输之后就成了所谓的“自大”。

公元 1428 年，明朝的宣德皇帝收到了一份来自越南的表文。不久前，黎利手下的安南义军，击败了占领安南的明军，越南进奉的这篇表文，表示明朝军队崩溃的原因是，看到大象之后受到了惊吓，发生了踩踏事件，所以死了不少人。安南祈求明朝宽恕罪过，重新建立朝贡关系。

宣德皇帝当然能看出这篇表文的虚伪，但是为了应对永乐末年以来逐渐浮现的财政危机，明朝君臣认为结束战争的时候到了，中国在越南 20 年的统治就此终结。

向明朝表完忠心之后，黎利转头就发布了一篇《平吴大诰》，宣称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这篇文章把宣德皇帝称作“狡童”，也就是奸诈的小屁孩儿。

文章里还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明朝军队的惨败。《平吴大诰》中的狂妄作风，建立在博弈胜利的基础之上。当然明朝的力量依然远远强于安南，但是明朝已经没办法，也不愿意拿出足够的资源来对付安南。

这就意味着安南的胜利。如果越南人在博弈中失败了，《平吴大诰》只不过是又一个版本的“夜郎自大”罢了。但是既然胜利了，那么说再多豪言壮语也不过分。

但是，评估《平吴大诰》的语言再华丽，也掩盖不了越南人持久的中国焦虑。不对等博弈依然在持续，中国临近而强大的存在依然是无法消除的事实。以安南为代表的古代东南亚国家，和中国西南的大小政权一样，普遍采取摇摆不定的夜郎模式，在持久的不对等博弈中探索中国的能力边界。

15 世纪的马六甲苏丹国拉拢到明朝的支持，才和暹罗分庭抗礼，一跃成为东南亚第一海上强国。但是这并不妨碍马来人在《马来纪年》当中，阴阳怪气地说，受了马来苏丹朝拜大礼的明朝皇帝染上怪病，不得不喝下苏丹的洗脚水才能治愈。暹罗传统上重视同中国的关系，也是和明清王朝关系最好的东南亚国家之一，但他也总是不顾中国的警告，向马来亚方向扩张。

曼谷王朝建立之后，却克里王朝谎称自己是先王郑信的后代，而清朝也就睁一只眼一只眼加以承认。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知道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古代东南亚国家和中国之间，一直保持着心照不宣的平衡。

这种状态正是地缘政治不对等博弈的结果。13 世纪入主中原的蒙古元朝，曾经试图打破这种平衡，不识趣地要求东南亚各国接受元朝派遣的官吏，想把名义上的宗藩关系变成事实上的统治。对于这种打破默契的做法，安南、爪哇、缅甸等国纷纷表示拒绝。

爪哇的星诃沙里王朝在元朝使者脸上刺字羞辱，缅甸干脆杀掉了元朝使者和战俘，甚至直呼蒙古人为“鞑子”。这种看似夜郎自大的行为，其实是不对等博弈规则被打破后，必然出现的摊牌。结果怎样呢？

安南、爪哇，凭借主场优势，击退了强大的元朝军队，只有缅甸战败、赌输了。但是不久之后，元朝就被迫放弃了缅甸。毕竟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云南都是尚未消化的土地。

明清时期，缅甸和中国的不对等博弈还在持续。在 18 世纪的清缅战争中，缅甸贡榜王朝以一己之力对抗中国，西南五省的军队，还打了个平手。东南亚国家的“中国焦虑”，同样适用于欧洲人建立的殖民政权。

出于对华人人口日益增长的恐惧，17 世纪的西属马尼拉发生了反华事件。但是，菲律宾殖民地没有中国商人，就根本没法运转。于是西班牙殖民者很快就向华人张开了怀抱。

17 世纪中叶，听说台湾的郑成功打算入侵菲律宾时，西班牙人怕得要死。中国的一个地方割据势力，对于东南亚殖民政权来说已经是个巨大的威胁。1940 年，荷属东印度发生了屠杀华人的“红溪惨案”，荷兰人也陷入了严重的“中国焦虑”。

后来了解到，清朝对这次事件的态度是：“海外华人自绝王化，咎由自取。”荷兰人才放心下来。这种“中国焦虑“、”夜郎”模式，贯穿了数百年的东南亚历史。

在长期的不对等博弈当中，为了争取和保卫自身的最大利益，东南亚政权只好保持猜忌、试探，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在恭顺和自大间摇摆。这种小国与大国相处产生的焦虑，在世界各地的地缘政治当中无处不在。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地缘焦虑又演化出了更加激烈的形式。

20 世纪 10 年代，有泰国民族主义之父称号的国王拉玛六世，决定向自己体内流淌着的华人血统开战。由于担心辛亥革命的影响，通过华人传播到曼谷，拉玛六世下令禁止华人进入政府部门，并限制华文教育。20 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历史低谷。

但是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由于中国革命的强大影响力，以及海量华人移民的存在，“中国焦虑”依然持久存在。20 世纪下半叶的英属马来亚、泰国和缅甸，担心革命的幽灵随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电波一路传播，变得不可收拾。直到 70 年代末，中国答应关闭广播，这些国家才放心下来。

但也就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越南对中国的挑衅和试探，遭到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夜郎自大”的故事，又在自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越南身上上演了。那么，这种地缘政治焦虑不对等博弈，就是完全无法破解的事实吗？

也未必。工业革命以一种翻天覆地的方式，改造了人类的世界。经济史学家把古代世界叫做“马尔萨斯-李加图世界”，这个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存在任何可持续的指数增长。

一切增长都会被土地利用制约，为人所口数量平衡。所以古代世界必然是一个零和博弈的世界。

工业革命打破了马尔萨斯的魔咒。

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仍然存在，但是世界已经不再是你多吃一口，我就得饿肚子的无增长状态了。博弈更多是为了争夺增量，而不是瓜分存量。这就意味着破解不对等博弈或许有了新的方向。

21 世纪的中国，向东南亚的伙伴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古代国家之间围绕土地、人力、商业垄断权进行的无穷无尽的零和博弈，已经成为历史。虽然不对等博弈依然存在，但是这种博弈不再指向挖角互害，而是如何共同创造、合理分配新的财富。

这是现代和古代国际关系的根本不同。

工业革命之后 200 年，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从北大西洋回到亚洲。在历史机遇面前的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探索一条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朝贡体系等一切旧制度的新交往模式。巨龙已经脱离了云雾的束缚，无论是汉朝式的自负还是夜郎式的自大，都将随着零和博弈的结束，被摆尾的神农一扫而空。

大家新年快乐！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