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希圣，周恩来誉之为情报战线“开山祖师”。

此人，乃我国军事密码破解之先锋，于反“围剿”中破敌密电数以万计。

长征途中，其以一己之力，冒充蒋介石电令，巧妙转移敌军，红军因此避过乌江之困。

叶剑英盛赞其能解“天书”，称毛主席用兵之妙，多赖曾希圣提供的锐准情报。

1935年9月，党中央北上决策，特令叶剑英保证曾希圣等情报骨干安然北上。

到了1962年，曾希圣要被杀头，毛主席亲言：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他，长征不可想象

在1962年初的北京，举行了一场 “七千人大会”，气氛之紧张几乎让空气都凝固。

曾希圣，在这样的会议上座位都没有，不得不自行寻找一把椅子，孤零零地坐在会场的边缘。

会上有人主张开除曾希圣的党籍,有人提出要杀头。

这时毛主席发话了:“没有曾希圣,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杀头之议,不要再提了!”

曾希圣为何能让主席出此言语？他在长征中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曾希圣，被周恩来誉为情报战线的“开山祖师”，在中国军事密码破译领域中堪称一位先锋。

他在反“围剿”期间的表现尤为显著，成功破解敌方密电达数万份，极大地助力了红军的战略转移与调度。

在那长征的崎岖路上，曾希圣的作用尤为关键。

正是他独辟蹊径，巧妙地冒充蒋介石发出电令，误导了国民党的军队，从而为红军避免了在乌江可能发生的血战。

叶剑英对他的评价颇高，赞他能解如“天书”般复杂的密码，强调了毛主席之所以能够神机妙算，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曾希圣提供的精确情报。

在1935年9月的党中央北上决策中，叶剑英受命确保情报系统的核心成员，包括曾希圣在内，安全北上。

这体现了曾希圣在情报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他在红军中的不可替代性。

为红军寻得一线生机

1933年深秋，蒋介石发起了猛烈的第五次“围剿”，对中央苏区及红军展开了全面进攻。

敌军由石城、长汀至会昌、兴国、古龙冈、宁都等地，形成了密集的包围网。

红军在持续了近一年的激烈抵抗后，终因力竭，不得不作出艰难的决定——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4年的金秋十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及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连同民工，共计8.6万人开始了他们伟大的战略转移，即历史上著名的长征。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长征中，曾希圣与钱壮飞共同领导了一个技术团队，包括30多名技术人员和5部电台，还有警卫分队、运输队与炊事班等数十人。

他们被编入野战军第一野战纵队第二科，这一部队因代号“红星”而得名“红星二科”。

在朱德、周恩来等高级将领的带领下，他们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之路。

长征伊始，曾希圣面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红军的撤离和连续的行军打仗，二局失去了固定的驻地，这给连续的情报收集和敌情监视带来了巨大困难。

如何确保在持续移动中仍能有效地监控敌情，成为了他必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确保情报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曾希圣巧妙地设计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案：他将侦查人员和设备分为两组，采用轮流交替的方式进行行军。

第一组先行一段距离后停下来开启设备进行情报接收，而第二组则在完成侦查任务后迅速向前移动，待第一组完成任务后，接替前行，如此循环往复。

通过这种方法，红军成功保持了全天候的敌情监控，无论是电报的侦听还是密码的破译，都未曾间断。

中央红军历经艰难险阻，突破国民党军的三重封锁，持续向湘桂边境进发。

11月24日，一个显赫一时的情报揭示了湖南军阀何键向各路国军发出的命令。

此情报一出，红军高层立刻察觉敌军意图在湘江设下死局，于是紧急下令全军加速西行，以求先发制人。

紧接着的几日内，即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州至兴安一带，经过连续五天五夜的苦战，终于突破了国民党军设下的第四重封锁线，勇猛抢渡湘江。

这场湘江之战，不仅是对红军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更是摧毁了蒋介石企图在湘江东侧围歼中央红军的阴谋。

然而，胜利的代价极为沉重，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仅剩3万余人。

面对接踵而至的困境，红军领导层内部关于未来行动的争议也愈演愈烈。尽管博古、李德坚持认为红军应北上湘西以寻求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毛泽东却提出应转向贵州。

这一策略分歧在12月12日湘南通道城的紧急会议上达到高潮。正当会议中争论不休之际，二局破译出敌军第一兵团总指挥湘军刘建绪部的密电，揭示了敌军企图在红军北上湘西途中将其聚歼的布局。

此份情报不仅进一步验证了敌军的险恶用心，也极大地影响了红军的战略决策。

在铁证如山的敌情面前，博古终于放弃了支持李德的立场，与会领导一致同意毛泽东转向贵州的提议。

在通道会议上，由于二局所提供的及时精准情报，使得红军得以避免更大的灾难，为中央红军乃至整个党中央挽回了一线生机。

长征途中的眼与耳

后来，中央红军不仅四渡赤水，更在毛泽东的决策下，顺利跨越金沙江，从而巧妙地把蒋介石策划已久的包围圈化为泡影，使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能望江兴叹。

中央红军一边行军，一边打仗，走到哪里，战斗到哪里，依旧坚持着敏锐而果敢的姿态，继续在广袤的中国西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红军的行列此时仅余两万余人，子弹、粮食均告匮乏，情势岌岌可危，而形势的严峻也给曾希圣所部的情报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云南的蜿蜒山路、密布的森林与连绵不断的雨季，使得无线电信号的接收变得极为困难。

然而，困难只是开始。

当红军深入云南之后，由于情报部门的核心人员陈仲山不幸被俘，情报机构的破译能力不慎泄露，这使得蒋介石迅速调整了加密策略，令曾希圣的情报工作倍感压力。

国民党军队开始每日更换密码，每十天更新一套新的密码，这种密集的密码变换让原本已经疲于奔命的红军情报系统雪上加霜。

然而，逆境中的曾希圣并未放弃，他带领的二局同志们发挥出惊人的毅力和智慧，绞尽脑汁，克服重重困难。

为了应对复杂的地形干扰，曾希圣命令警卫班和运输班的战士们，协助技术人员将接收天线安装得更高，甚至不惜将天线架设到险峻的山顶，以此来增强信号接收能力。

油料短缺的情况下，他们节衣缩食，同时四处搜寻，努力找寻补给。

面对敌人密码的频繁更换，曾希圣亲自下场，与曹祥仁等同志通宵达旦地钻研破译技术，即便是行军途中也从不间断思考，常常因过于专注而从马上跌落，但他从不因此而有所怠慢。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立刻成为了蒋介石的追击目标。

薛岳的部队和滇军，在川军的配合下，获命于金沙江南岸构筑防线，企图将红军围歼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地带。

紧接着，杨森也被指派守备大渡河，以确保红军无法南下。

在这紧迫的战略背景下，5月15日，曾希圣递交了一份关键情报给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领导，详尽描绘了敌军的动向和部署。

此后，曾希圣和他领导的二局再次凭借其高效的情报网络，多次向红军总部提供了敌军追剿部队的调动情况。

这些宝贵的情报成为了红军的生命线，使得他们得以在敌军到达之前，迅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并一举攻占了天全和芦山。

6月中旬，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终于翻越大雪山和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

这场懋功会师，使得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超过了十万人，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革命力量。然而，这一壮丽景象的背后，是对未来战略方向的严肃思考。

中共中央认为，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更贴近抗日前线，有利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而与此观点截然相反，掌控着红四方面军大权的张国焘却主张全军南下或西进，以规避国民党的军事压力。

在这关键时刻，曾希圣和二局的成员们紧盯国民党的军事动态。

6月29日，周恩来基于二局提供的精准敌情和两河口会议的精神，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7月中旬，中央红军攻下松潘附近地区。然而，曾希圣的最新情报显示，胡宗南的主力已在松潘集结，薛岳部也已进驻平武，与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各部则占领了懋功等地，显示红军已失去了松潘战役的先机。

尽管情势严峻，张国焘却仍然拒绝执行党中央的决策，依靠他控制的八万人马，试图强行要求红一方面军南下。

在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心中既羡慕又忌惮，了解到曾希圣以及他领导的二局在长征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后，心生一计，欲将曾希圣招揽至己方。

然而，因为早先的历史恩怨——长期关押并残忍杀害曾希圣的兄长曾中生的阴影，使得张国焘的诚意无从显现，终不得不作罢。

在这种复杂的党内氛围中，中共中央与总部机关对此类动向保持高度警觉。刘伯承总参谋长，对曾希圣便交代过：“你无论如何要跟着中央走，不要跟着张国焘走。”

遵循党中央的决策，曾希圣随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历经腊子口的严峻考验，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封锁，翻越险峻的六盘山。

1935年10月19日，他们终于抵达陕北的吴起镇，标志着漫长而艰苦的长征历程的胜利完成。

在中央红军的长征过程中，曾希圣及其领导下的二局不仅物理上随军纵横十一省，行程两万余里。

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精神和战略层面上，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对敌的侦察和情报工作。

他们的任务不仅仅是“走”，更重要的是“打”——完成情报收集的任务。

据统计，在长达一年零九天的行军中，二局破译了来自各敌方的180余种密码，及时向各红军部队通报侦破的敌情，极大地促进了红军的战略决策和行动的有效性。

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曾希圣和他的团队以其卓越的情报工作，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支持，确保了红军能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继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奋斗。

到1938年12月，随着形势的发展，曾希圣应工作需要离开了军委二局，调任中央社会部。

在新的岗位上，曾希圣继续以其卓越的才智和坚定的信念，为党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考资料：

《乌江引》 庞贝

“红色密码之父”曾希圣

张映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