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党与我国的强大无疑让每一个中华儿女都感到自豪。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的成长历程并非毫无曲折，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它凝聚着许多血泪教训，值得我们永远引以为戒。

回望历史，我们有四次因微小疏忽而引发的悲剧，它们如同一面面镜子，映照出党的发展道路上的艰辛与坎坷。这些悲剧，既让我们痛心疾首，又让我们深刻反思。

那么，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有哪四次因细小疏忽而导致的重大悲剧呢？

1926年，段祺瑞垮台，北京落入了张作霖手里。

一天，北京孔德中学里，正在上课的李葆华被人匆匆喊了出来，来人是李葆华父亲的好友沈尹默，他十分严肃地对李葆华说：“转告你的父亲，要他一定加倍小心，张作霖这个红胡子是杀人不眨眼的啊！”

李葆华的父亲正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是当时国共两党北方地区最高负责人。

段祺瑞政府时期就已经多次派人搜查了李大钊在北京的住所，还派兵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

而张作霖比段祺瑞更加狠辣，他掌权后北京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连《京报》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社长林白水，都被以“宣传赤化思想”为罪名残忍杀害了，北京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慌内，人人自危。

眼看北京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大量国共两党的大部分领导干部都纷纷离京南下，但李大钊却依然挂心着他在北京的工作，不愿离开。苏联共产就建议李大钊搬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

李大钊在重重危险中，尽最大努力开展秘密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在将近一年内，仅北京一地，共产党员就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也由20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共青团员也有了很大发展。

同时，他还建立了农民协会和武装，秘密发展农民运动，还写了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甚至将这些言论扩散到军队中，以图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

李大钊的所为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但也让北洋军阀恨得牙痒。为了抓到李大钊，军警日夜不停地监视着他的旧办公室、宿舍、会议室、刊物编辑部及其他革命活动场所。

9月，一位名叫李渤海的中共地下党员在街上散发传单时，不慎被警察抓住。当地的警察署长对他进行了严刑拷打和“多方劝导”后，李渤海终于经受不住酷刑，供出了李大钊隐匿在东交民巷俄国大使馆的情报。

当时的中华民国还受《辛丑条约》限制，中国军警不得随意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更不准携带武器进入，因而李大钊住在那里暂且还是安全的。但即便如此，张作霖依然不甘心，派出大量特务，扮成人力车夫、小商贩，每日在苏联大使馆区域打探消息。

受治外法权限制，北洋军阀不能直接带兵进入东交民巷，李大钊也认为张作霖不敢公然违反与帝国主义签下的条约，因此他也一直没有撤退。

不料早已看不惯中共、以及苏联共产的西方列强，竟默许了奉军派人进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区的搜捕行动。

1927年4月6日清晨，按照张作霖的密令，分成12个小组的警察、宪兵和特务如狼似虎般直扑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实施蓄谋已久的疯狂搜捕，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被捕，只有大儿子葆华与同学结伴外出，小儿子寄养在他处，才躲过了一劫。

在狱中关押22天之后，李大钊被带上了绞刑架。

李大钊的牺牲，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最大损失，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悲痛。

1927年4月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与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硬将包藏奸心，正和帝国主义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的蒋介石说成“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使党和人民处于无戒备的状态，以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得逞。

当时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北伐部队从湖南集中，攻克汉口，一路横扫，直逼武昌。在这样节节胜利的态势下，陈独秀也发现了蒋介石因北伐胜利而渐渐坐大、独裁。为了防止蒋介石势力过大，中共中央9月17日召开会议，决定“取第二办法”，即让汪精卫复职，形成汪蒋合作。

得知消息后的蒋介石，面上虽不显，却早已怀恨在心。他一边阻止汪精卫回国复职，一边在北伐途中怂恿、默许反共的暴力活动。枪杀共产党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捣毁省市党部、工会和农协，解散工人纠察队等惨案，其背后推手就是蒋介石。

郭沫若评价那时的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但陈独秀终究还是文人出身，秀才遇到兵，是有心也无力，他所能做的只能是通过文章，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蒋介石的真实的本质。

北伐军将进上海前，陈独秀与国民党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主席吴稚晖有过一番对话，吴稚晖问道：“列宁的共产，行在中国要有若干年呢？”陈独秀毫无防备地回答：“二十年足矣！”吴稚晖转头就将这事告诉了蒋介石，还说中共扬言国民党寿限，只有十九年。

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北伐军进驻上海，汪精卫也从法国回到上海。他一回国，就被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围住，大谈共党欲分裂北伐部队之野心。

在此之前，蒋介石独裁的意味已经很明显了，但为了北伐，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务必要暂时避免同国民党起冲突，就算是蒋介石发动政变，也不能公开与对方发起战斗。因此，当汪精卫向陈独秀转述与蒋的谈话时，陈独秀只能听信汪精卫的话，发了一份联合宣言，解释谣言表明态度。

陈独秀作了君子保证，但奈何蒋介石是个小人。

4月7日，蒋介石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的锦旗送到工人纠察队，五天过后，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通缉、追捕、杀戮中共党员，而中共党员却因为那份联合宣言，以及蒋介石的伪装，掉以轻心，大量同志被杀害，甚至陈独秀的两个儿子也因此丧命。

陈延年是陈独秀的长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转入地下，着力于浙江、江苏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领导广大干部和党员与蒋介石的反共屠杀政策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1927年6月26日下午，国民党抓获了两名中共党员，其中一人是中共的秘密交通员，知道省委机关地址。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开会，陈延年在会上被任命为江苏省委书记，当得知交通员被捕的信息之后，会议立即就解散了，但陈延年等人因为担心文件，又掉头回去，不料国民党军警很快便包围了整个办公机关，陈延年等四人被捕。

好在陈延年肤色黝黑，体格健壮，容貌颇似黄包车夫，又常年身着短衣，他自称是雇佣的茶房，名叫陈友生，国民党的特务也没识破其真实身份。

党内为了营救陈延年，请人帮忙找到了当时在公共租界和华人地区律师界声望很高的律师吴凯声。吴凯声探遍了上海各巡捕房、警察局，终于找到了装成烧饭师傅的陈延年，但由于陈延年被军警包围时拿起桌椅搏斗，击伤两军警，因此警方要给他吃点苦头，一时不愿放人。

吴凯声知道这案子越拖越易露马脚，于是向军警塞了点钱，又委托一名与闸北区警察局长是同乡的郑毓秀律师，去疏通关节放人。

本来若吴凯声那边一切顺利，陈延年过几日便能被释放，但却苦在吴凯声这边的消息却未能同步至党内，与陈独秀是世交的汪孟邹得知陈延年被捕，心急如焚，又去请求胡适帮忙营救，遗憾的是汪孟邹并不知道陈延年伪装了身份一事，恳求胡适营救时，说出了陈延年的真名。

胡适以为陈延年是以真名被捕，要捞人不易，就写信给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吴稚晖，请其相助。他觉得吴稚晖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赴法留学，两人皆是老熟人，应该会帮这个忙，却不知二人在法国时就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了。

看到胡适的来信，吴稚晖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去贺信：“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

在被捕的第九天，陈延年就被国民党残忍杀害了。

《挺进报》是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创办的机关报，是一张在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发行，进行秘密斗争的红色报刊，为宣传中央政策，传播解放战争胜利消息，揭露敌人的欺骗宣传，团结教育党员人民的使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川东地下党斗争时期，《挺进报》对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力量认识不足，盲目扩大发行，引起了国民党的高度重视。

为了彻底毁灭《挺进报》，国民党保密局制定了“红旗特务”计划：让特工在地下党的联络地点——文成书店伪装成学生，一连数日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使店员兼地下党员陈柏林认为这是一个追求革命的进步青年。

当他把这个“学生”推荐给上级联络员任达哉时，任达哉又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擅自做主，对曾纪纲进行当面考察，结果双双遭到逮捕。

被捕后的陈柏林，殉难于11·27大屠杀。而任达哉，则在严刑逼供后供出上级书记许建业。

许建业被捕后，想到家中还有三份党内文件以及十几份工人入党申请书，怕敌人抄家发现，病急乱投医，竟信了看守“给钱就能帮忙办事”的话，付了对方3000法币，让他去找一位叫刘德惠的人，让刘把自己家中的东西处理掉。

然而，这个看守拿钱却没有办事，反而还将情况上报，导致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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