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诺千金营救落难西路军战士，救下不少于200人，终因此牺牲

高金城是牧师，也是医生。

他虽非共产党党员，却坚定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竭尽全力帮助共产党人。

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甘州福音堂医院成了掩护，也成了战场。

高金城与妻子牟玉光放下个人安危，奋不顾身。敌人环伺，枪声不断，他们却坚持救治红军伤员，用尽一切办法救助被俘人员。

近300名西路军的战士重获自由，重新投身革命行列。

他一诺千金营救落难西路军战士，救下不少于200人，终因此牺牲

高金城是一位牧师，也是一位医生，他的名字早已在甘肃河西的山川大地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917年，他首次踏上甘肃大地，足迹遍布兰州、凉州、甘州和肃州等地。

他为当地百姓治疗疾病，在各地开设医院，培养了大量的医务人员。他的医术，赢得了城镇里的尊重；而他的仁爱，却打动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长期与百姓打交道，他对贫苦劳苦的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经常为他们免费治疗，甚至为求医的农民提供食宿。

那些在他照料下重获健康的人，无不为他口口相传，称他为“活菩萨”。

在一次为乡村百姓治病的途中，他来到洞子渠与马子渠一带。

当地农民提水浇地，吃力不讨好。高金城细心观察后，发现是由于地势高低不平，水源无法流到农田。

见状，他毫不犹豫地建议县长修建水渠，动员群众积极参与。

最终，修成了一条数里长的水渠，改变了数百农民的生活，也让“龙渠”这一名称流传下来。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派遣学徒到工地为修渠工人提供医疗服务，解决了工人的实际困难。

高金城的行为，不仅仅让他在甘肃、凉州、肃州的百姓中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让他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

当地居民为表达感激之情，特意赠送了两块匾额，上面刻着“济世救人”等词句。

1922年，上海的基督教代表大会如期召开，高金城应邀参加。

返程途中，他途经开封，便决定停留在曾经学习过的医院，继续帮助工作。

就在此时，冯玉祥的部队与河南督军赵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许多伤兵被安置在这家医院治疗。

冯玉祥看他医术高明，随即邀请他担任部队临时伤病医院的院长。

战斗结束后，高金城回到甘州，继续他的医务与布道工作。

然而，在甘肃的肃州，局势更加复杂。

当地军阀吴桐仁、道台齐连元、臬台朱赞等人，与马步芳的父亲马麟及其部下狼狈为奸，压迫百姓，行事残忍，屠戮无辜，街头与监狱内的死亡事件层出不穷。

高金城虽然与这些权贵有些交情，但他从未屈服于暴力与不公。

面对这些乱象，他坚决要求惩治罪犯，且不畏强权，时常将那些被压迫的穷苦百姓收容在医院，提供救护。甚至以牧师的身份，亲自前往监狱为伤病者治疗。

有一次，吴桐仁的手下无端殴打医院的马车夫，高金城愤而与他们理论。

权贵们企图以暴力压制，然而高金城不再忍让，带领群众举行示威，公开揭露吴桐仁等人对乡民的压迫。

还有一次，一位名叫马寿山的新疆商人，因为经营失败而被齐连元陷害，投进了监狱。

马寿山借着机会向高金城倾诉冤屈，高金城立即前往道台府，要求齐连元释放马寿山。

这些举动令当地的权贵愈加恼怒，竟然捏造了“劫监砸狱，放走犯人”的罪名，将高金城逮捕，并试图通过甘肃督办刘郁芬和省长薛笃弼将其处以死刑。

幸好最终经过朋友们的营救，高金城得以脱险。而吴桐仁等人，因害怕罪行败露，仓皇逃往新疆。

在河西大地，他的善行与义举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赢得了深厚的感情。

而正是由于在河西人民中的坚实基础，他才敢无畏地前往张掖，开展营救红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成功会师，标志着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争取国际援助，并为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奠定基础，中共中央军委下令红四方面军总部带领两万多名精兵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然而，战局的变化令计划发生了调整，红军部队被重组为西路军，承担起了接通“远方”（苏联）的战略任务，并深入河西走廊展开艰难作战。

西路军面临的是数倍于己的敌人。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路军与敌人展开了长达五个月的激战，战果显赫，成功消灭了马步芳的军队两万五千余人，为河东红军及友军提供了有力的支援。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西路军最终在祁连山遭遇失败，保留的仅有一支四百多人的队伍成功抵达新疆。

七千余名红军英勇牺牲，九千多人被俘，其中五千六百人惨遭杀害，四千人成功营救回延安。

此外，还有无数伤病员和失散人员流落在河西和青海地区。

中共中央对此深感焦虑，尤其是如何营救那些被俘、失散的红军战士，成了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1937年5月，兰州红军驻甘办事处与高金城取得了联系。

高金城此时已年过五十，却没有丝毫犹豫，立即答应承担起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使命。

他告别了妻儿，沿着祁连山脉，风餐露宿，穿越险峻的山岭，终于来到了张掖。

1937年8月7日，高金城终于到达张掖。

在这里，他以甘凉肃抗敌后援会主任的身份，广泛结交各界人士，尤其是地方官员和绅士们。

他的第一步便是恢复了福音医院，作为抗日救治伤病员的中心，向全城宣布接受抗日伤员的治疗。

同时，他还在大佛寺召开了一次抗日动员大会，会上他强烈呼吁国共合作，强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议释放政治犯，让他们参与到抗日战争中。

为了重新振兴福音医院，他找回了那些曾在医院工作过的学徒们，张明新、陈大伟、卢合林、张秀玉、傅从俭等人。

他们在高金城的感召下，纷纷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和药店，回到福音医院，与他一起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这是一次以大义为驱动的集结。

随着工作展开，高金城与流散的红军临时党支部建立了联系。

他把党中央的关怀传达给他们，告知西安事变后的新形势，并详细说明党在兰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情况。

在这种密切的合作下，他借口医院护理人员不足，成功从国民党第一百师师长韩起功那里要回了女红军王定国、徐世淑等人，并迅速展开了针对西路军伤病员的救治工作。

福音堂医院开设了二十张病床，专门接收红军伤员。

医院的后门设有隐秘的通道，红军战士进出时敲三声暗号，确保安全。

高金城不仅为伤员购买布衣和生活用品，还为能走动的病员提供路费，并附上他的名片，指引他们前往兰州，寻找八路军办事处。

对于无法行走的重伤员，他毫不犹豫地安排转移，绝不遗弃任何一个战士。

更值得一提的是，高金城还为流落在外的红军战士们配制了专门的冻伤膏药，指派自己培养的医生张秀玉逐街逐巷发放，让每一个红军伤员都能得到治疗。

福音堂医院的二十张床位几乎总是满员，治疗好的伤员被陆续送往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再经过转送，最终抵达延安。

后来为了寻找红军领导干部陈昌浩的下落，高金城不顾个人安危，带着药品和医疗器械，穿越了张掖、民乐、临泽等地的乡村，深入调查并了解红军战士的被捕情况。

他将所获情报——如张琴秋、黄鹊显、刘瑞龙、魏传统等人被囚禁的消息——迅速报告给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由中央政府协调营救。

1937年9月，高金城得知张掖南山藏有大量红军人员，他开始设法营救。

高金城面对敌人重重防线，毫不畏惧，冒着生命危险与民乐县红水区的区长兼民团团长孙振锋展开了紧张的谈判。

最终，他派人携带着100多张写好的传单，传递给红水区的流散红军。

这些传单详细说明了红军的改编计划，并告知红军战士们在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由朱良才接应他们的安全撤离。

红军接到传单后，纷纷开始向兰州进发。

当地的地下党支部也在高金城的精心安排下展开了行动。

根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6月初到10月底，张掖地下党支部共收容和营救了超过300名西路军的被俘、伤员及失散人员。

在高金城的悉心策划下，福音堂医院不仅成了救治伤员的场所，更悄然转变为张掖地下党秘密联络点和伤兵医疗站，成为了那个动荡时期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撑点。

在这个隐秘的医疗站，地下党组织能够安全召开会议，研究营救方案，策划下一步的行动。

而高金城还创办了一所孤儿院，专门收留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父母、流落街头的红军后代。

随着高金城的营救行动逐步展开，张掖的地下党支部成员和流散的红军逐渐离开，但高金城依然坚守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办医院，收容和照顾更多的红军失散人员。

他的行动引起了敌人的高度警觉和深切仇视。

马步芳将高金城列入了黑名单。

即便如此，高金城毫不退缩。他听到风声后，依然坚守岗位，认为自己的使命远未完成，依旧无所畏惧地继续展开营救行动，把个人安危抛诸脑后。

1938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四的晚上，高金城照例接收了十几名红军伤员，安排他们住进医院进行治疗。

然而，凌晨时分，韩起功派遣中校副官马兆祥前来，谎称韩师长因急病需要高金城出诊，将他骗到国民党一百师司令部。

高金城不知身边的危险，还是决定前往。

而恼羞成怒的韩起功在司令部秘密将他杀害，地点选在了张掖大衙门后花园。

高金城牺牲了，这一年他52岁。

高金城的坚持与献身，不仅深深影响了他自己，也在家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高金城的妻子牟玉光，不仅积极协助丈夫开展营救西路红军的工作，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许多力量。

她和丈夫一起，默默为党奋斗，直至高金城不幸遇难。

高金城的牺牲，反而更加坚定了牟玉光的革命信念，令她对党的感情愈发深厚。她毅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此延续丈夫未竟的事业。

然而，在历史的特殊背景下，谢觉哉劝她暂时留党外，以便更好地为党工作。

尽管如此，牟玉光的决心从未改变。

直到1980年，年逾八十的她再度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最终获得批准。

她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这是对丈夫遗志的延续，也是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深情告白。

如今，高金城烈士纪念馆入列第七批国家级烈士纪念设施。

他的故事，不会被遗忘。

高金城舍身营救西路军有关情况探析

陈殿才 吴宏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