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一种莫名的推崇，觉得他只虐官绅和富户，对底层平民好得不行。在他们眼里朱元璋仿佛不是一个集权的皇帝，而是一心为民的活菩萨。事实果真如此么？

实事求是的说，朱元璋对于天下臣民（皇族除外）基本做到了“一视同仁”。

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时认为，大秦只需要一种人 – 耕战之民。日常从事生产，为帝国积蓄资源。战时上阵杀敌，为君王征讨不臣和开疆扩土。朱元璋是这种“壹民理论”的忠实拥趸。

在他眼里臣民都是他朱明皇朝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就用在哪里。明白了这一点，就能理解朱元璋为何要推行堵死人生道路的“世袭户籍制度”了。因为臣民的人生有没有意义这件事，在太祖眼里完全没有意义。

欲望让人产生想法和动力，从底层一步步走上皇位的朱元璋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为了让臣民任劳任怨、安分守己，朱元璋从生活的方方面面掐灭民众的欲望和想法。

通过路引制度，将民众圈限在居住地生活，降低他们的流动性和沟通、组织能力。房屋、车驾、座椅、酒器、床榻等也按等级做出细致划分并规定使用限制，有没有钱去买并不重要，天生就没有资格去用才是关键。

为了让人少花心思在这些“身外之物”上，朱元璋连平民该穿什么衣服，甚至衣服的样式都对应做出了规定。

十四年，令农衣䌷、纱、绢、布，商贾止衣绢、布…

二十二年，令农夫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 …

二十三年，令耆民衣制，袖长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庶人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 …

《明史·志·卷四十三》

视民众为螺丝钉的朱元璋，最恨的人其实不是官绅富户，而是“逸夫”。逸夫不单单是居无定所的流民，凡不从事“士农工商”的人均属“逸夫”。对于明太祖来说，不论什么原因，一个人如果不能为他的皇朝做出实际贡献，那么他的存在就没有价值。

一里之间，百户之内，仍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拿，其逸夫或于公门中，或在市闾里，有犯非为，捕获到官，逸民处死，里甲四邻化外之迁。

《大浩》

想宅家里？杀；想从事第三产业？杀；想专司文学、思想研究？也杀。这并不是吓唬人，《大浩》里有朱元璋一次性处死苏州、松江两地2871名“逸民”的案例记录。

是不是只要安分守己就能在太祖治下安稳生活呢？

明朝建立后，因为持续了几十年的战乱导致不少地域百姓逃亡、人口流失严重。朱元璋当皇帝首次衣锦还乡后曾说，“吾昨往濠州，所经州县，见百姓稀少，田野荒芜。由兵兴以来，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不得以归乡里”。

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明太祖推出了涉及数千万人的浩大移民运动 -- 南人北调。只是这个功在朱明皇室千秋的工程，对于明初民众来说却是一部血泪史。

对于民众而言，迁徙不仅仅意味着背井离乡，还意味他们被无情剥夺了家庭积累几十年的资产 -- 田地和房屋。再加上朝廷给予的补偿微乎其微（主要为荒地），所以被迁徙的民众不论贫富，迁徙后基本瞬间沦为赤贫。

如迁徙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都凤阳，它的第一波移民还是以江浙富户为主体。但是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里有十甲而逋者八九，存者一二；地有千顷而荒有十九，耕者一二”。人都哪里去了，基本都加入丐帮了。

徙民如果不苦，凤阳花鼓也就唱不出“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和“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了。

如果是被迁往九边则更惨。不仅仅是边塞贫寒，还有很大可能沦为军户。这真是人在家中坐，戍边充军的锅从天上来。

即便是被迁往比较富庶的地区（河南、山东等地），由于朝廷针对徙民没什么长效的帮扶政策，这些徙民的生活也相当困苦。洪武二十五年，户部上报全国范围内的逃亡情况，“四方民穷财竭，逃亡过半，较籍所载十去四五”。

整个洪武朝发生近百起农民起义（根据《明实录》的记录统计，洪武至宣德六十余年里明朝共发生411起起义），不是大家都想向朱元璋学习、当皇帝，是太祖逼的民众不得不舍身犯险。

最后明初平民就算是未被强迁，也不见得就能安稳生活。

首先，太祖喜欢无视社会生产规律，推行“行政生产”，人为去规定生产范围和产品。例如他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至于会不会种、能不能种不重要，交税时交不出就自己花钱去买，“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命工部行文书教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阔五拢，每一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过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

洪武二十七年，太祖下了一道两千多年来最为详细的农令圣旨。不仅规定了怎么种，还为农户们列好了三年规划。皇帝是不忘农桑也好，日理万机也罢，对于平民来说，这又是几年的折腾和提心吊胆。

其次，明初的税赋徭役并不轻。

历史上的大一统皇朝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和经济，在立朝之初一般都会奉行低税轻徭的修养政策。但是明太祖朱元璋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很多皇帝不一样。

明朝建立后，太祖首先在苏、松、常、镇、嘉、湖六府执行重税政策，以全国4%的土地征收了22%的田赋（数据来源于《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后重税范围，又扩展到江浙全境。

其原因，一是，江浙土地肥沃、相对富裕，有加大征收的潜力。二是，江浙就在京师（南京）周边，考虑到运输成本，加大征收会让征税效率更高。三是，江浙原为张士诚旧地，加大征收既可惩罚这些“反民”，还可以防止他们积蓄钱粮反叛。

可以说，除了平民的承受力之外，什么都考虑到了。

例如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不讨论案情是否属实，以及被杀的数万人冤不冤。案结后太祖竟然要求纳税农户们补交那所谓被“贪腐”的田赋，搞得“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这是为民还是为了自己的腰包？

明朝在江南的重税政策，直到宣德朝才部分解除。一些人总说江南人不忠于明朝、不忠于老朱家，那也得看看谁先不把谁当回事儿的。

而且，重税政策不只局限于江南。在江西、陕西、山西这些粮食产区一样推行，只是方式更为隐蔽一些。在这些地方朝廷的税赋基数并未提高，但是要求纳税平民承担实物税相应的运输、调度成本。在那个人力为运输主体的时代，这种消耗往往数倍于粮赋本身。

以上还未涉及明朝平民的另一大组成部分“军户”，那更是血泪史。别的不说，明太祖当朝三十多年里仅仅是充军刑就增设200多条。所谓的皇朝中坚，在他眼里是妥妥的“贱籍”。

最后再回头看看所谓的太祖“虐官绅富户”。这确实是事实，但是太祖这么做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方便他虐平民。

从古至今，反抗、起义数不胜数。但是这些来源于庞大民众的反叛，为何鲜有成功呢？主要原因是它们缺乏有效的组织，难以稳定地将社会各类资源转换为战斗力。而能够提供这个组织的，在数千年中只有“士绅”。

朱元璋能最终称帝，并不在于他和红巾军拉开距离，也不是字面上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是他与元末的士绅们建立了广泛的合作。

所以明太祖登基后摧残官绅富户，只是为了摧毁臣民团结、组织、反抗的能力，方便他和朱家人凌虐天下臣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