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幼嵘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许幼嵘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41团知青；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专稿组翻译，其间赴河南淮阳“五七干校”劳动学习，后被借调至交通部路桥公司伊拉克摩苏尔“四桥”项目担任翻译；调入中央编译局文献室英文处，任业务副处长，其间在英国Keele大学做访问学者；1989年由外交部干部司借调，中央编译局批准，前往纽约联合国总部。先后在联合国大会事务部中文处以及制稿校对科中文股工作，并在资深编辑和主管任上退休。

英国Keele大学校园

80年代中期，我到英国Keele大学公费留学，是当时校园里唯一来自中国大陆的访问学者。我的到来很快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关注。到校后不久，几乎每个周末都应邀到不少老师家参加聚会宴请，但其实是进行国情介绍，无论是工党、保守党、自由党，还是其他党派人士，他们对“文革”前后的中国都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大家听得认真，问得深刻。而和我最谈得来的，是一位名字叫阿兰-霍尔的教授。

阿兰来自苏格兰一劳动人民家庭，深知劳动人民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境遇，早期曾加入过工党。他毕业于牛津大学，知识渊博，专门研究古文字，对历史和人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告诉我，他家里藏有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并对我谈到的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作为古文字研究专家，对中国充满好奇与向往，热爱我们这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英国Keele大学图书馆

阿兰老师的同事、好友和学生都对他非常尊重，而我和他认识则完全属于缘分。没有任何人介绍，也不是在任何社交场合，我与阿兰老师相识，是在他的一次讲座上。当时我看到学校通知有一场关于古文字的讲座，很有兴趣，于是前往聆听。阿兰老师的讲座，有不少学生参加。第二个环节是问答互动，我举手提了问题。阿兰老师后来说，其实还没等我提问，他就注意到了我，说我是一位神情专注的亚裔年轻人。

讲座结束后，阿兰老师立刻走过来问：“你从哪里来？”一听是北京来的，他的眼睛都亮了，马上又问：“你现在住哪里？”并当场邀请我有空到他家喝茶聊聊。几句寒暄就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毫无陌生感，后来交往起来，更有一种“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感觉。

阿兰老师的专业不是我所关注的国际关系和英国文学，但我们的话题却非常广泛：从古希腊到现代中国，从反战到两强争霸，从丘吉尔到毛主席，从英国历史到殖民地遗留问题，特别是谈到了香港问题和麦克马洪线的问题。他对英国的殖民主义政策进行了批判，说英国在各个殖民地总是遗留领土争议。他的观点听着是那样的熟悉又十分犀利，实属难得。我们常常是一瓶酒、一壶茶，二人谈得既平和又互有启发。这种东西方的人生偶遇和缘分，是如此的奇妙和偶然，这种精神上的碰撞和思想联系又是如此的密切和必然。后来，很多周末，我们都能聚在一起喝茶聊天、谈天说地。

阿兰教授（中）及夫人与同事（左）在一起。

他的夫人硕士毕业后相夫教子，做的一手好点心，两个半大孩子也欣然加入，真如同亲人一般。都说英国人的家庭是座堡垒，一般人很难深刻介入，但阿兰老师一家对我却是敞开怀抱、举双手欢迎。

记得有一次阿兰老师住院动手术，他太太邀我一起去一家公立医院探望他。到了病房，阿兰老师就他的病例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英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利弊，建议我好好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健保制度。但这一切直到我入职联合国，才有了切身体会。

他所描述的公立和私立医院的差别；政府医保和商业医保的不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公务员按工资或退休金比例缴纳保费，虽然各异，但医疗待遇相同……凡此种种，毕竟与我当年在国内所经历的免费医疗实在相去甚远。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连队有卫生员，可以在第一时间治好荒友们的小病小伤、开具病号饭条子，我们团部师部医院则有技术精湛的医生，看病完全免费。等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后，也都是公费医疗！

作者于英国Keele大学留学期间留影

1986年年底，我即将结束留学生涯。就在回国服务的前夜，与阿兰老师交谈很是尽兴。我们互道珍重后，说好第二天就不用“十里相送”了，因为我奉学校之邀开办的中文班有位学生自告奋勇要开车送我到长途汽车站。阿兰老师和我行至他家院门外，双手紧握，允诺鸿雁传书保持联系。

第二天，我就踏上了经伦敦回国的路程。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于伦敦短暂逗留期间，阿兰老师竟不幸突发脑溢血猝亡，而我却一无所知！直至回国后，才收到阿兰夫人和其他教授的来信和讣告，我才得知这一噩耗，真是难以置信，悲痛万分：谁曾想，50多岁的鲜活生命竟然说走就走！我俩在他家门口的道别竟成永诀！这让人不禁问一句，老天怎能做出如此残酷的安排？

当时已身在国内的我，无法前往参加阿兰老师的告别仪式和追思会，只好将无比悲伤化为无力的文字，写信安慰阿兰夫人和孩子们，也表示自己为未能有机会从伦敦返回大学参加葬礼而追悔莫及。

几年前，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我收到了留学时的另一位好友、社会学系Gordon老师的来信（他是我的同龄人，当年的周五晚上，他有时连招呼也不打就来请我外出聚餐聊天，一般都点炸鱼、薯条加啤酒）。令人欣慰的是，他通报说，阿兰教授的至交故友一起为他编印了一本文集，讲述他一生上下求索的历程（阿兰教授属于英国的新左派Neo—Leftist，也被誉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在思想界所起到的承前启后、引领和倡导作用。

虽然阿兰教授人已经不在了，但这几十年他一直活在英国思想界，更活在我的心里！他的精神也一直与我同在！如果他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到了今天的地步——物质丰富、经济发展，他会感到高兴，但他也会为新出现的诸多问题感到忧虑，也许还会和我讨论中国应该如何避免踏上老牌工业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

与阿兰老师的缘分和交往是如此的不一般，当时和现在的感觉依然同样的刻骨铭心。后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与老外的这种深刻的思想交流竟再也没有了。呜呼！谨以此文纪念38年前不幸去世的挚友阿兰老师！

- 未完待续 -

【作者：许幼嵘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