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华盛顿会议上，一场关乎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悄然上演。

美国成功拆散了英日同盟，但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竟也获得了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地位认可。

那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时期，经济发展犹如一辆高速疾驰的列车。

蒋介石第一次游历日本，亲眼目睹这惊人的进步后，内心深受触动，不禁发出感慨：

十年不见日本建设猛，未不知吴国何日乃能真与此耳。

这一声叹息，饱含着对日本快速发展的惊叹，也隐隐透露出对自身国家发展的急切期盼。

但在这看似繁花似锦的背后，日本社会实则弊病丛生。城乡之间宛如两个世界，城市在工业化浪潮中蓬勃兴起，而广大农村却依旧深陷贫困与落后的泥沼，发展严重失衡；

分配制度形同虚设，贫富差距犹如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少数大资本家和贵族如同贪婪的巨兽，牢牢把持着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过着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

而那些有知识、有文化、满怀抱负的平民精英，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四处碰壁，找不到施展才华的出口，报国无门的愤懑在他们心间郁积。

更为致命的是，日本政府对军队的掌控力日益式微。军队如同脱缰的野马，自行其是，军国主义思想在军队内部疯狂滋长。在这种混乱局势下，不安分的势力开始在社会各个角落滋生蔓延，日本国内的统治危机一触即发。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的殖民利益也因中国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遭受重创。

时任日本陆相的与原一成痛心疾首地哀叹：

帝国在长江流域培植多年的利益和企业已全部萎缩，日桥常年努力而获得的权利和资产也被迫放弃。

内忧外患之下，日本的政局摇摇欲坠，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在日本国内矛盾激化、海外利益受损的双重困境下，若槻礼次郎内阁风雨飘摇，最终倒台。陆军大将田中义一挺身而出，接手这一烫手山芋。田中上台后，迅速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这场会议如同一个罪恶的策源地，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由此诞生。

田中奏折中的那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震惊世人。尽管日本官方对此奏折矢口否认，史学界也长期争论不休，有人质疑它是否真为田中义一亲笔所写，甚至有人将矛头指向另一个甲级战犯铃木贞一。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日本后续一系列丧心病狂的扩张行径来看，这份奏折所勾勒的侵略蓝图无疑与现实严丝合缝。无论它出自谁手，其所承载的侵略野心和扩张政策实实在在地主导了日本之后的对外行动。

日本军方起初的想法简单而粗暴，妄图凭借武力直接“杀过去”，将中国广袤的土地据为己有。然而，他们也深知，在国际舞台上，英美列强绝不可能坐视日本一家独大，独占中国这块肥肉。

于是，日本的政客们迅速转变策略，决定重拾“以华制华”的老把戏，在中国大地上寻找新的代理人，妄图通过扶植傀儡，间接操控中国局势，实现其蚕食中国的野心。

同一时期的中国，正深陷军阀混战的无尽深渊。北洋时代，日本为了在中国谋取最大利益，在中国扶持了两股势力，皖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妄图将中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皖系军阀在连年混战中逐渐分崩离析，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奉系军阀张作霖，这位在东北大地跺跺脚都能让地皮颤三颤的“东北王”，在面对日本的诸多无理要求时，却难得地坚守底线，打起了“太极”，常以装糊涂、推脱敷衍等手段应对，不肯轻易就范。

日本见张作霖这棵“摇钱树”不太听话，便将目光转向了下野的吴佩孚，妄图拉拢他成为新的傀儡。但吴佩孚一身铮铮铁骨，对日本的威逼利诱断然拒绝，让日本的如意算盘落了空。无奈之下，日本只能又将希望重新寄托在张作霖身上。

吴佩孚

彼时的张作霖，处境艰难，如履薄冰。

南方的国民政府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引领下，凝聚起强大力量，誓要推翻军阀统治，打倒张作霖，统一全国；而奉系内部也是暗流涌动，矛盾丛生。即便如此，张作霖在关乎民族大义的原则问题上，从未有过丝毫动摇，坚决不向日本的侵略野心让步。这也使得他与日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更大的冲突即将爆发。

1928年1月，下野四个月的蒋介石宣布复出。彼时的中国，北伐大业尚未完成，国家仍处于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蒋介石深知，若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继续北伐。于是，他迅速与冯玉祥、阎锡山、桂系等各方势力达成共识，国民党各派暂时放下成见，停止内斗，齐心协力，决定二次北伐，剑指奉系军阀，先将这一割据势力铲除，为统一之路扫清障碍。

从右往左;张树元、杨宇霆、卢永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梁鸿志，后排：吴光新

但北伐之路，谈何容易，首当其冲的便是军费难题。蒋介石在上一次下野前，为筹措资金，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用上了绑架、随意给人扣上通匪帽子等下三滥手段，强迫江浙财阀捐款，然而效果却不尽人意，还引发了诸多不满。此次复出，蒋介石吸取教训，决定采取更为“巧妙”的策略。

他让财政部长宋子文牵头，与江浙财阀的几家大银行展开谈判，说服他们买下国民政府发行的公债，随后再由银行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通过金融手段盘活资金。

作为回报，蒋介石投桃报李，将大批财阀领袖吸纳进入国民政府担任要职，如棉纱大王荣宗敬出任中央银行理事，虞洽卿出任中央银行监事，大盐商徐静仁出任财政部财政处处长。通过这一系列操作，蒋介石成功将自己与江浙财阀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为北伐大业解决了燃眉之急。

1928年4月7日，解决了军费后顾之忧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地誓师北伐。北伐大军如汹涌潮水，沿着京、浦、京汉、正太三条铁路线浩浩荡荡北上，首当其冲的便是盘踞在山东的张宗昌和孙传芳两部。

这两人的部队，看似人多势众，实则外强中干。张宗昌所部纯粹是杂牌拼凑而成，人员鱼龙混杂，编制混乱无序，毫无纪律可言，战斗力更是低得令人咋舌；孙传芳在龙潭之战后，虽拼死拼凑了五个师妄图负隅顽抗，但新拉来的这些壮丁，士气低落，毫无斗志，如同惊弓之鸟。

孙传芳

面对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且兵力达60万之众的北伐军，他们连招架之力都没有。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4月10日攻占台儿庄，14日又顺利占领临城，孙传芳率部反扑，却不想老巢济宁反倒被北伐军趁虚而入，张宗昌派兵增援，也被北伐军轻松击退。孙传芳见大势已去，无心恋战，率残兵败将向济南方向狼狈逃窜。

兵败如山倒，孙传芳这一退，张宗昌也顿时没了斗志，5月1日，二人无奈放弃济南，向德州方向仓皇撤退，北伐军顺势攻占济南。

眼看北伐军节节胜利，即将一统全国，日本方面彻底坐不住了，决定赤膊上阵，亲自干涉中国内政。4月19日，田中义一通过驻上海总领事馆向国民政府发出强硬警告：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

面对日本的嚣张威胁，北伐军将领白崇禧态度坚决，主张强硬还击，绝不退缩。而蒋介石却陷入了两难境地，

他一方面在回电中故作强硬姿态，宣称“日本出兵不足妨碍北伐之进展，绝无因外兵终止革命之理也”；但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中却瞻前顾后，畏首畏尾。

5月2日，日军第六师团五千余人如恶狼般开进济南，与北伐军爆发激烈正面冲突。当天晚上，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内心惊恐万分，生怕引发全面中日战争，竟不顾民族大义，决定对日军的挑衅采取不抵抗政策。

他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下“不屈何以能伸，不与何以能取？”

这般自欺欺人的话语，为自己的懦弱行径寻找借口。

5月3日，日军见北伐军示弱，愈发肆无忌惮，公然不顾国际公约，如恶魔般冲入国民政府驻山东交涉署。他们残忍至极，将公署主任蔡公时的耳朵、鼻子割去，又割掉舌头，挖去眼睛，最后将其拖至院落，与公署内的其他十余名外交人员一同用机枪扫射而亡。

这等惨绝人寰的暴行，震惊中外，就连驻济南的英美领事都看不下去，出面调停。

但日军却蛮横无理，不仅拒绝接受调停，反而还变本加厉地威胁国民政府，要求在12个小时内下令解除济南城内的中国军队武装。蒋介石在犹豫再三后，再次选择了隐忍，命令北伐军主力撤出济南，仅在城中留下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团。日军趁济南城防空虚，在城中烧杀劫掠，无恶不作。

据亲历者回忆：“日军与中国人不论兵民及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这场济南惨案，导致至少约5000人惨死，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百姓流离失所。

蒋介石的一忍再忍，换来的却是日本的得寸进尺。

5月16日，日本内阁通过关于维持满洲地区治安措施的方案，明确划出底线，坚决阻止北伐军出关，同时妄图趁火打劫，向张作霖大肆攫取垂涎已久的权益。面对日本政府的步步紧逼，蒋介石再次选择退缩隐忍，他命令自己的黄埔系各军撤至徐州以南，这一决定，意味着他彻底放弃了对北方的控制权，将大片国土拱手让给日本。

蒋介石放弃北方，那攻打北京的重任又该落在谁的肩上呢？

起初，蒋介石寄希望于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打算让他们沿京汉线北上攻打北京，为此，蒋介石还慷慨地将富庶的山东让给了冯玉祥。但这一决定却漏洞百出，他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1926年3月，冯玉祥的国民军曾在塘沽与日本海军有过激烈炮战，双方结下梁子。如果冯部北上，必然会引发日本的强烈反弹，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冯玉祥不合适，阎锡山又实力有限，无力单挑奉系。权衡再三，就只剩下了桂系的第四集团军。

5月19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齐聚石家庄开会，经过一番激烈讨论，最终决定采取三路出兵的计划：以第一、第二集团军担任津浦线防务，第三集团军担任京绥一线防务，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防务。就在北伐军紧锣密鼓调整部署之时，张作霖那头也与日本彻底闹掰了。

与日本彻底决裂后，张作霖意识到局势危急，决定联合英美制衡日本。然而，他万万没想到，日本军方早已磨刀霍霍，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5月20日，日军第十三、第十四师团如鬼魅般向沈阳快速移动，另有2000日军马不停蹄地前往锦州、榆关一带布防，妄图一举武力吞并东北。

日本政府在关键时刻的退缩，让关东军内的右翼分子极为不满，他们狂妄自大，认为政府太过软弱，于是决定擅自行动，先斩后奏，策划了一场惊天阴谋——除掉张作霖，制造既成事实，再迫使政府就范。5月30日，在日本和北伐军的双重巨大压力下，张作霖深感大势已去，决定退出北京，返回东北老家，以求东山再起。

临行之前，张作霖凭借多年的江湖经验，察觉到日本可能会对他不利，于是故意变更了两次出发时间，试图迷惑敌人。但此时的奉系内部，早已被日本特务渗透得千疮百孔，毫无秘密可言。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在沈阳皇姑屯被关东军精心安置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最终因伤势过重，于当天不治而亡。张作霖遇刺当天，张学良便得知了这一噩耗，他强忍悲痛，当即下令奉军主力加紧退出北京，同时自己化妆成伙夫，秘密潜回沈阳，稳定局势。

在张家父子权力交接的空窗期，关东军贼心不死，见有机可乘，妄图再次上演“下克上”的闹剧，集结18000人在沈阳南郊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故意制造纷争，只待奉军开火，便以此为借口武装占领沈阳。好在张学良沉着冷静，并未中计，没有给予回应，这场阴谋才未能得逞。

6月18日，张学良正式对外公布张作霖死讯，并宣布继任奉天督办。在经历了一番艰难抉择后，7月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表达了自己的坚定意愿：决心投靠国民政府。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自然是求之不得，此时的他已决定偏安东南，无心也无力再插手北方事务。

12月29日，张学良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他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及热河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这一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北洋时代彻底结束，中国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开启了新的历史篇章。回顾那段波澜壮阔又充满血泪的历史，日本的侵略野心、中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无数仁人志士的抗争，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时刻警醒，唯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文字来源@老威观史 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