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是一则家喻户晓的传奇典故，在包括《封神演义》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中，凡是涉及姜子牙归周的场景，都无一例外的会呈现姜太公直钩钓鱼遇文王之事。

虽然姜子牙投靠姬昌的过程在历史上说法不一，但“垂钓”说无疑流传最广、影响最大，这是因为这则典故出自司马迁的《史记》：

“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以钓鱼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蠇，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

吕尚、姜尚、太公望，指的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姜子牙，吕是氏，姜是姓，太公望则是尊称。《史记》关于姜子牙归周的这段记载，体现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姜子牙穷困潦倒，不得不在渭之阳垂钓等待周文王上门求贤；第二层含义是姜子牙归周是天意，既印证了周文王的行前占卜，又反衬了文王的礼贤下士。

抛开其中掺杂的天命论因素，我们不禁会产生一个疑问：姜子牙只是在河边钓了个鱼，为什么周文王遇到他就当场断定这个人就是“霸王之辅”呢？

不同于后世的自上而下的大一统，商朝的统治模式为内服+外服制，内服指的是商王直辖的王畿，而外服则是众多实力各异的邦国，这些邦国以称臣纳贡的方式，成为殷商王朝的组成部分。

所以，真正维系这种政治结构的是殷商强大的实力，而非法理，这也是商朝历代国君总是在征伐其它方国的原因所在。毕竟，商朝的中央国地位也是从夏朝手中取得的，在此之前，商族也只是夏朝治下的邦国。

同样，周人与商而言，也同样有着从邦国跃升为中央国的梦想，周国也从来没有想过安分地做殷商属国。《诗经》中曾提到“（周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也就是说，早在周国的奠基人公亶父在位时，周人就已经有了灭商的打算。

此后，季历在位，周人试探性地攻打位于晋冀一带的“燕京之戎”、“余无之戎”，结果引发商王文丁不满，季历被处死。

季历死后，继位的周文王姬昌居然直接向商朝发起了挑衅（《古本竹书纪年》：“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战争结果是周军大败。纣王继位后，又将周文王囚禁在了羑里长达7年。

可见，商周的恩怨纠葛由来已久，周文王所需的“霸王之辅”，显然是能帮助他灭掉商朝的重要辅助力量，在仍然以宗族血缘为纽带的商周时期，这个辅助力量必然是某个族群或邦国，而非某个个体。

但周文王遇到垂钓老翁姜子牙时，不仅喜出望外，而且还“载与俱归，立为师”。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礼贤下士的事情，只有在春秋以后才会发生，而在此之前的中国，宗法制度极为森严，非贵族甚至连上战场的资格都没有，又遑论一个70岁的老翁骤然成为国君之师呢？

而姜子牙的种种表现，也与他“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身份极为不符。

首先，姜子牙接受过比较严格和比较正规的教育，史书说他“多兵谋与奇计”，并有兵书传世，这绝非一般平民所能具备的；

其次，在文王被囚禁羑里时，西周的散宜生、闳夭“素知而吕尚”，如果姜子牙当时只是朝歌一个屠牛卖浆之徒，这两位西周重臣又怎会知道太公名号跑去求计问策呢？

第三，牧野之战时，姜子牙是周联军的主要指挥者，不仅能够“左杖黄钺，右把白旄”，而且还能亲乘战车主力“冲驰帝纣师”，这也绝非一个普通的垂钓老翁所具备的能力。

清华国学院经史学家杨筠如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钓徒是战国时的说法，全本于战国的背影，太公的出身决不如《史记》所说。”

事实上，殷商时期的中央政权组成，除了王室成员外（如比干是纣王的叔父，微子启是纣王的庶兄），诸侯邦国的君长也往往在中央王朝任职（如大臣蜚廉就是嬴姓诸侯国的君主），而从“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这段记载来看，曾在殷商任职的姜子牙，其背后必然代表着某个地方邦国的政治力量，绝非孑然一身的单纯智者。

果不其然，陕西考古工作者在岐山孔头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意外发现了一处与周公庙遗址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高级贵族采邑（家族墓群）。

经与周公庙遗址对比可知，该处墓葬无殉人殉牲（说明并非殷商贵族），墓向为东西向（表明并非姬姓周人）。根据钻探范围估计，整个墓地约有墓葬900座。

10号墓及附近先后出土的青铜爬龙和师[宇皿]钟，铭文刻有大公、墉公字样，大公及太公，墉公则是姜太公次子，考古发现证实，此遗址为姜太公家族墓。

殷末商初，姜子牙位列周国重臣，灭商后，又受封齐国国君（按周朝制度：姜子牙虚领齐国国君，实由长子就封齐君，次子陪父留守），在周朝大本营有与周公同等地位的墓葬群，并不算什么稀奇事。

但经考古判定，孔头沟遗址商时期聚落的第1段始建于殷商晚期，而姜子牙和次子却都活到了周成王年间。这也就意味着，姜子牙归周时，其家族已经在岐山一带聚居并有庞大墓葬群。机缘巧合的是，临近的扶风一带刚好也是传说中的太公望故里，即炎帝部族后裔的古吕国。

综上可知，姜子牙不仅有着贵族出身，而且其背后所代表的是姜姓、吕氏部族政治势力。所谓的太公垂钓、文王访贤，不过是姬姓、姜姓部族联盟的美好化表达罢了。

事实上，姜子牙之所以有着“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等不同职业经历，以及众说纷纭的故里之辩（东海上人、汲县、霍县），其背后的隐喻，恰恰是姜子牙频繁往返于各地串联诸侯、搜集殷商军事情报的活动轨迹，也是古吕国在数次迁徙中形成的众多姻亲方国对反商联盟的支持。

对此，《鬼谷子》和《孙子兵法》就看的非常明白，说“吕尚三入殷朝，三就文王，然后合于文王”，“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周文王看中的，正是姜子牙对殷商军情的熟知以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对东方诸侯的巨大影响力，而这也是小邦周能最终战胜大邑商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