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战是夏以前唯一被记载的通过战争实现改朝换代的古史传说，是确立中华文明发展方向的奠基之战。

交战的双方分别是黄帝为首的炎黄部落联盟和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联盟。在经历数次苦战之后，最终，黄帝击溃了一度占据上风的蚩尤，成为了天下共主。

据《史记》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有熊国君。”不过，黄帝和炎帝并非具体某个人，而是一个部落群体，这个部落的每一代首领都可以叫黄帝和炎帝。《帝王世纪》云：“炎帝之号，凡传八世”。

黄帝和炎帝部族均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对应的考古学类型为仰韶文化中晚期，在长期的繁衍过程中形成了姬和姜两大姓氏血缘部族。

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末代炎帝在位时期，黄帝部族东进，在河南新郑建立有熊国。黄帝部落的发源地目前还有争议，但历朝历代对黄帝的有熊国在郑地却并无异议。

2020年5月7日，河南郑州正式对外公布，在巩义河洛镇发现了迄今为止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群—双槐树遗址。经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3000年。

无论是规模性质还是出土的北斗九星、牙雕蚕等遗迹判定，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族的一处都邑是确凿无疑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槐树遗址发现了明显的地裂缝隙，与今本《竹书纪年》所载的“一百年，地裂，帝陟”相互印证。

显然，河南伊洛平原地区正是黄帝的根据地，这块上古时期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广袤平原，古国林立，黄帝正是通过对周边部族的征伐，确立了“霸权”。

蚩尤部族最初发祥地在何处，目前还没有定论。但《逸周书》曾记载：“昔天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可知，蚩尤当时的根据地在山东西南一带，势力范围囊括了河北河南、山东三省交界，考古也发现了在紧邻大汶口文化地区的确存在着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与炎帝同源。

黄帝与蚩尤交战的原因，历来有三种说法：一是蚩尤作乱，延及平民，黄帝怒而讨之；二是在炎帝臣服于黄帝后，蚩尤不听帝命，而自立为炎帝，与黄帝展开了帝位的争夺战；三是黄帝和蚩尤为争夺中原地区的食盐命脉—晋南盐池而爆发大战。

前两种说法带有明显的正义战胜邪恶的主观主义说教，显然是出自胜利者黄帝之后代编纂的缘故，至于第三种说法，目前也只是推测。但归根结底，黄帝和蚩尤的大战，无外乎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不同部族争夺生存资源的真实写照。

事实上，后世关于涿鹿之战的记载中，都有天灾的描述。如《山海经》中“蚩尤请风伯雨师”，“黄帝令应龙蓄水，请天女魃止雨”，“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苗族《蚩尤神话》中则有：“黄龙公（黄帝）兵将所到之处，雷雨大作，河水泛滥”。

上古先民把他们所遭受的特大旱涝灾害，当成了黄帝和蚩尤双方施法所致，并镌刻成记忆代代相传。根据中科院院士竺可桢绘制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曲线可知，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出现了“仰韶温暖期”，导致短暂的气候失常，其结果是引发洪灾和旱灾。

这才是黄帝和蚩尤爆发涿鹿之战的真实原因。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提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由于汉代全国只有一个涿鹿县，即今天的河北桑干河下游的张家口市涿鹿县，所以，黄帝战蚩尤的交战地在河北涿鹿就成了多数人的共识。

但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困惑，河北涿鹿距伊洛河的黄帝都邑距离超过了1600里，在河南的黄帝和在山东的蚩尤，为什么要绕道千里之外的河北进行决战？

唯一的解释只有一个：涿鹿之战的交战地并非涿鹿县。因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涿鹿一带，其生存环境远逊于中原农耕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黄帝和蚩尤部族是否具备千里行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另当别论，单就双方争夺的战略目标而言，河北涿鹿既非适宜的居住地，也非制霸诸侯的要地，更非出产盐铜等战略资源的地方。

于是，著名考古专家张忠培提出了全新的命题：“涿鹿之战”真实含义是“群雄逐鹿河洛”。所谓“鹿”即麋鹿，寓意对中原农耕区的统治地位。

果然，在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北斗九星遗迹上端的北极位置附近，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所在的北极方位，又相当于地中，正寓意着天命王权。

黄帝和蚩尤对河洛地区的争夺，才是涿鹿之战的真实写照，而交战地在中原而非河北，也符合“黄帝与蚩尤作战，九战九败，归于太山（指泰山），遇一妇人，人首鸟形，自称玄女，教授黄帝取胜之法”的历史记载，最终，在山东大汶口文化的少皞部落帮助下，黄帝击败了蚩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