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22日，晋察冀军区在河北涞源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
会议一开始还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下进行，时任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主持了会议，并总结了之前大同集宁战役失利的教训。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时任军区副司令员兼二纵司令员、政委的郭天民拍着桌子站起来表示：
“一下子裁掉这么多部队，敌人打过来不吃亏才怪。傅作义占领了张家口，也都是你聂司令员太过轻敌了。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你看见他们什么时候有和平的诚意？你这是盲目乐观！”
郭天民之所以言辞激烈，主要是因为晋察冀军区过去为了响应中央号召，为全国和平计，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员整编，导致军区实力伤到了根本，以至于在后来的作战中屡屡失利。
当然，我们以高于历史的眼光去看，两人之间的争论其实无关对错，毕竟当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
就事论事，郭天民当时反映的问题，不少晋察冀军区的干部也都很赞同，只是并不如他表现的那么激烈。
一有一个历史细节，不少人都说，郭天民在此次会议上被聂老总当场撤职，郭天民后来在晋察冀的一段时间，基本上离开了一线。
一直到1947年4月，刘少奇、朱老总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指导工作，郭天民当场就提出要调到晋冀鲁豫军区工作。
朱老总本来还想着多劝，可郭天民主意已定，朱老总也很无奈。
郭天民就此转入晋冀鲁豫军区，后来追随刘邓挺进大别山。
郭天民原本任二纵司令员，刘道生任政委，两人关系一直比较好，
郭天民后来离开二纵以后，聂荣臻本想留刘道生出任察哈尔军区政委，但刘道生后来也没有选择留在晋察冀军区，后来带着一批干部到了冀热辽军区，因为张家口失守，冀热辽军区实际上已经被隔断，后来聂老总向中央请示，把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下辖。
刘道生就此脱离了晋察冀系统，转而隶属于东野，后来陆续出任八纵政委、军区政治部主任。
二纵没有了军政两位主管，这可不行，毕竟二纵是晋察冀军区主力纵队，需要有个得力的人接手。
1946年12月，原晋察冀军区三纵政委李志民接到军区命令，调任二纵政委，李志民到军区报到时才知道，一纵司令员杨得志也被同时调二纵任司令员。
军区为他们还特意调派了一辆吉普车，专门把他们送到二纵。
应该说明的是，此次晋察冀军区调整的并非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二抗战胜利以后，晋察冀军区所属各军区分别组建了野战军与地方军，像冀察军区、冀热辽军区、冀中军区、冀晋军区都编了两个纵队，加上当时留在晋察冀军区的原晋冀鲁豫军区一纵，总共9个纵队。
不过为了和平考虑，晋察冀军区后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复员整编。导致了晋察冀军区后来实力大减。
不少晋察冀军区原来的老人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次大规模的复员整编，毫无疑问，此次复员整编，对军区实力有很大的影响。
九个主力纵队缩编为四个，这其中还包括一个原晋冀鲁豫军区一纵（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
聂老总大概也是觉得，一纵是客居作战，没好意思对这支部队进行裁员整编。
这个晋冀鲁豫军区一纵原本是要到东北的，后来滞留在晋察冀军区，到了1946年12月底，这支部队就被调回了原军区。
一纵被调回晋冀鲁豫军区后，晋察冀军区的兵力就更加淡薄，当然对于聂老总而言，军区最大的问题不仅仅是战斗力缺乏，而且也缺乏能带兵打仗的将领，特别是在郭天民离开以后。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聂老总不得不提出请求，把一纵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曾思玉留了下来。
就这样，杨得志接了郭天民的缺，出任二纵司令员，李志民接替刘道生出任二纵政委，曾思玉调四纵任副司令员。
值得一提的是，聂老总为能给军区留下几员战将，是费了不少功夫的。
比如郑维山，郑维山本来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当时已经接到命令，调任晋冀鲁豫，准备挺进中原，本来郑维山都已经答应，欢欣鼓舞的就要到晋东南去报道，聂老总急了，请朱老总出面劝说，这才把郑维山留下来。
恰好当时晋察冀军区决定成立野战军指挥机构，杨得志升任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原三纵司令员杨成武调野战军任第二政委，郑维山接了杨成武的缺，出任三纵司令员。
相比之下，李志民的调整算是比较小的。
不过，即便如此，在时隔多年后，李志民回忆起初调二纵时的经历，曾坦言“不轻松”。
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虽然从番号上排行第二，但实际上这支部队是晋察冀军区第一支纵队，二纵的前身就是冀察军区部队。
郭天民从1944年7月起就担任冀察军区司令员、刘道生任任中共冀察区党委书记、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也因为在军区工作时间长，资历老，所以军区很多事情上都是两位首长在安排。
按照两人职务分工，郭天民在军区主要分管作战，包括后来野战纵队以及部队的组成，刘道生主要负责干部人事安排等等。
毫不夸张的说，冀察纵队乃至于后来的二纵战斗力之所以如此强悍，很大程度上都仰赖两位军区首长。
郭天民、刘道生性格上都很强势，而且说一不二，有意思的是，两个如此强势的人，在同一个单位居然配合的很好，相互之间都没有龃龉。
也因为两人关系和睦，二纵在晋察冀军区野战部队里，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那一种。
两人分工很明确，郭天民很少在人事上做安排，刘道生也极少参与与作战有关的工作。但在绝大多数大方向事情上，两人见解一致。
1945年重庆谈判后，晋察冀军区决定遵照中央指示进行复员整编工作，郭天民与刘道生在这件事上看法一致，认为一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靠不住，反对大规模的进行复员整编工作。
不过，因为聂老总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郭天民与刘道生的反对并没有作用，但他们在暗地里都进行过一系列抵制复员整编的工作，包括留下大批能征惯战的老兵在部队，积存可供部队使用的物资等等。
总的来看，也正因为有郭天民、刘道生这样性格鲜明的战将，二纵才有一定的实力水平，哪怕是后来经历了复员整编，二纵实力仍然拿得出手。
三二纵在大同集宁战役后损失比较大，后来为了保卫张家口，又被急匆匆的调到了怀来。
当时，国民党当局本来想经怀来偷袭张家口，没想到碰上了郭天民率领的二纵以及一纵一部分，十几天仗打下来，国民党军三个整编师，愣是未打过怀来，自身还伤亡了数万人。
就连聂老总也没想到，郭天民能以二纵两个旅的兵力，就能顶住敌人三个整编师。
以至于敌人当时给郭天民取了个外号叫“郭铜墙”。
当然，二纵之所以如此能打，除了郭天民布置得当外，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也源于他抵制了军区下达的复员整编的命令，悄悄留下了一批物资以及能打仗的老兵。
更让人动容的是，郭天民自己并没有吃独食，而是把多留下来的部队，暗地里还给杨成武的三纵以及张家口的教导旅也做了补充。
也因为这个原因，郭天民、刘道生两人在二纵的影响特别大，这无疑给杨得志、李志民接替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李志民后来回忆：
“当时我们心里都明白，此去担子不轻，所以一路上谈的全是怎样把这支部队带好，多杀敌人，多打胜仗，不辜负领导的信任。到二纵队之后，我们一起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了解分析部队的情况， 随后他抓行政管理和军事训练，我抓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
杨得志、李志民在到二纵司令部的路上，就在不断地聊，该怎么去带好这支部队，毕竟郭天民、刘道生在这支部队影响力很大，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消弭的，纵队干部战士上下都很有意见。
李志民一上任，就在全纵队开展政治教育工作，力求在最短的时间里，重新唤醒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在杨得志、李志民的紧密配合下，二纵的战斗力得以保全。
当时，正值晋察冀军区重整野战部队，杨得志后来调任野战军司令员，二纵由陈正湘接任司令员。
应该说在朱老总的引导下，晋察冀军区野战部队也建立起来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思想，部队的作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与发展。
至1947年清风店战役后，二纵的实力已经有了质一般的飞跃。
相比之下，李志民在二纵任职的时间特别长，对于这样一支主力纵队，李志民始终怀有特别的情感。后来他在回忆录中，有相当篇幅都是介绍在二纵任职时期的经历。
1948年5月，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合并成为华北军区后，华北军区共成立了三个野战兵团，当时二纵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中，参加太原、兰州、宁夏战役。
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后，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李志民升任第二十兵团政治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