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16日上午，已经失去自由的张学良在戴笠一众军统特务的护送下，来到奉化溪口雪窦山的中国旅行社雪窦山分社。
从这天开始，这个地方就成为张学良幽禁生涯第一个居所。
这个地方应该是蒋介石费了一番功夫精心挑选的，也因为这个缘故，这家旅行社在十多天之前便草草的结业，随后大批军统特务涌入，将此地从内到外都收拾干净，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方圆几里地范围内的人也全部都迁走了，还在山上驻了一个连的宪兵把守。
戴笠在临走之前，特意留下了30名特务严密监视，并嘱咐行动队队长刘乙光，务必要照看好张学良。
刘乙光后来也没想到，这个任务自己一执行就是25年。也因为看守张学良有功，刘乙光不断得到晋升。
当然，张学良对刘乙光的看守是很不满意的：
“刘乙光把我张学良看作江洋大盗，唯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让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
不过，这也其实能够理解，毕竟无论是谁，处在这样一个严密看管的环境里，都不会产生快乐的情绪。
所以时不时地，张学良也要闹腾一下。
一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张学良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欢欣鼓舞，因为他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原因，就是要抗战。为此他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了封请战信。
可没想到的是，这份请战信送出去以后，就石沉大海，再无任何消息。
张学良这才意识到，蒋介石是铁了心的不会放他。
希望破灭以后，张学良颇有些破罐子破摔的意味，所幸安下心来要在雪窦山常驻，为此还拿出500英镑，请人在附近买了地皮，计划造两间雅居住。
既然要长期住，自然是要住的好一些。
不料雅居都盖起来了，张学良却没办法住进去。
原来消息传出去以后，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给张学良传过话去：
“你张学良大胆，竟擅自作主，离群索居，谁来负责你的安全呀？”
张学良也很无奈，只好就此息了搬出去的想法。
也不难看出，张学良在幽禁期间，虽然生活条件十分优渥，但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自主，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雪窦山周边60里的范围内，出行只要稍远距离，就要经请示报告后才能动，另外还有张学良所有往来的信件、电文等等，也都要经过严格审查。
蒋介石当然是怕张学良擅自与外界接触，所以才有这样严格的控制，生怕出现各种意外。
甚至于就连张学良订阅报纸，还是经过蒋介石特别批准同意的，当然这些报纸也仅仅只限于一些管控比较严格的新闻类报纸，至于其他的，想也不要想。
张学良虽然对蒋介石的“安排”很不满，但在如此境地之下，也只好忍气吞声。
不过对经常“克扣”他东西的刘乙光，张学良就没那么好的脾气。
1947年12月，时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在台湾休假，曾对陪同自己的台湾警备司令的彭孟辑提要求，希望能见一见被关在台中新竹的张学良。
彭孟辑虽然犹豫再三，但最终还是同意。
张治中如愿见到张学良以后，两个老朋友之间话也特别多，但说的最多的话题还是有关“自由”的。张治中还宽慰张学良：
“国内总要和平的，国共终于要恢复和谈了，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就是你恢复自由之时。”
张学良一听这话，虽然也很高兴，但一想起旁边还站着刘乙光，心中就很不痛快，他请张治中传达给蒋介石、宋美龄自己两个要求。
第一个就是希望自由，甚至可以哪儿都不去，就住在蒋身边，第二个要求，就是赶走身边的刘乙光。
“刘乙光带着家眷，还有几个孩子，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名为照料生活，实际上干涉的地方很多，孩子又吵，使我既不方便，又不安静。希望刘乙光搬出我的房子，他的生活由他自己管理，以保持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二整个抗战时期，因为日军进攻的很频繁，张学良也为此转移了许多地方。
1944年冬，日军打到了贵州独山，距离张学良幽禁的贵州就只有120公里，国民党当局赶紧安排张学良秘密转移到桐梓小西湖躲避。
也因为抗战形势始终不是很好，张学良心情很是郁闷，即便他所住的地方环境优美，但始终也提不起兴致。
直至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张学良的心情才好了许多。
其实不要说张学良，即便是像刘乙光这样的特务，也认为抗战已经胜利，张学良必然会被释放，所以都对他很客气，这其中也不乏一些人打着小算盘，想着讨好张学良，以便于将来晋升。
张学良自己也很会做人，一次他拉着警卫中队长张亚群和其他警卫一起喝酒，酒酣耳热之际，张学良当场就承诺：
“只要委员长给我机会，将来各位的前途自是不必忧虑。你们关照过我张学良，我自然也绝不会对不起兄弟们。”
不过，张学良自己也没想到，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会极大的影响了他后来的发展。
一次，张学良在湖边钓鱼，突然出现了一群人吵吵嚷嚷的向他冲了过来，就连守卫也管不住，急的都掏了枪。
“都安静，都安静！”
眼见吵嚷越来越近，张学良也无心钓鱼，一面阻拦，一面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兵工厂的工人在桐梓县同两家伤兵医院的伤兵因事起了争执，后来在街上大打出手，兵工厂死伤7人，伤兵死伤12人，一家酱油铺全部被砸。也因为闹事的两方都互不相属，桐梓县也没办法解决，只好又上报到省里与兵工署，可过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人答复。
出乎意料的是，这伙人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张学良就在附近，于是各自纠集起来，就到张学良居住的小西湖过来，请他出面主持公道。
我们无法得知张学良听到这件事时是什么心情。
不过，张学良一听这伙人是专门来找他的，立马就上了心。
张学良制止了众人争吵，把在场所有人都斥责了一顿，虽然张学良是落架的凤凰，但到底身居高位多年，说话做事自有一种威严在里面：
“这成何体统！现在抗战胜利了，大家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国家才是，怎么能同室操戈，久不解怨呢？这事我要管一管，我就不信有人不服裁决。”
一听张学良亲自要管这件事，在场的人都欢呼雀跃，只有刘乙光等大小特务面面相觑。
刘乙光心里很清楚，看似眼前这件事只是小事，但涉及到张学良以后，很有可能上达天听，万一惹得蒋介石不高兴，自己一群人都得跟着吃瘪。
更重要的是，眼下抗战即将胜利，张学良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自由了，刘乙光考虑自己在这个档口得罪这样一个大人物，实在是有些得不偿失。
就这样，本来还要再劝一劝的刘乙光，可是一看张学良兴致勃勃的样子，立马就把话咽回了肚子。
之后，刘乙光通过桐梓县政府，安排了双方会商，并要求会商时由县长、两家伤兵医院的院长和兵工厂公证课课长，各代表一方参加调停。
会商当天，张学良亲自抵达现场，要求两方代表各自用15分钟时间发言，双方陈述完了以后，张学良做了最后的裁决：
“兵工厂打死打伤7人，两院死伤12人，抚恤、安埋各自负责。打烂南门酱油铺，限期10天，由伤兵医院赔偿四十块大洋。”
张学良行事果断，雷厉风行，很快就把这件事情给平息了下去。
事后就连两个伤兵医院的院长也忍不住感慨：
“没想到张学良这个人，如今还是这么威风。”
三张学良处理贵州兵工厂工人与伤兵闹事，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却是他自被幽禁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
在过去九年多的时间，张学良几乎不与人接触，特别是到了抗战末期以后，因为要到处转移，就连一些常上门的老朋友也都不来了，张学良一度气闷。
能够有件小事让他处理处理，已经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变数了。
不过，张学良自己并没有想到，自己看似只是处理了一件小事，在蒋介石眼中却成了件大事。
抗战胜利后，各方面要求会见张学良的人可以用车载斗量来形容，特别是一些在旧部和东北各界人士，蒋介石本就为此心烦，却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过虽然如此，蒋介石对探视张学良的人做了严格的规定：
“政府里的，军队里的人，尤其是原来东北军的人，不能去。”
1945年2月，东北元老莫德惠在征得同意以后，赴桐梓探望张学良，在得知莫德惠要来后，张学良兴奋的几乎一晚上没合眼，一大早便伫立在窗前。
莫德惠到来后，同张学良一番畅谈，还给他带去了不少旧部以及东北老人的信，末了还从怀里掏出一块金表：
“这是蒋先生托我给你的。”
张学良也忍不住一阵激动，他其实早就给蒋介石准备好了礼物——托人从瑞士买来的一块欧米加钟表公司百年纪念的金表。
张学良是在含蓄的提醒蒋介石：
“我关押已经期满，应该可以释放了。”
可事实再一次让张学良失望了。
蒋介石从来就没有打算信守承诺，他对张学良的防范只有更严没有更松。
特别是经过州兵工厂工人与伤兵闹事一事后，蒋介石更加认定，张学良是一头猛虎，不可轻易放虎归山。
当时，社会各界要求放张学良的声音很多，蒋介石也不可能置若罔闻，但他早就想好了一套说辞。
1946年1月10日，蒋介石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派邵力子作为自己的代表就此事向众人解释：
“我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而‘乃如父子的私情’，我管束张学良，完全是出于爱护之心。”
张学良在贵州桐梓，一等就是几个月，始终没有利好的消息传来，无奈的他最终也对蒋介石彻底失望。
蒋介石虽然不准备杀张学良，但也绝不准备放，他暗中吩咐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命他在江西兴国县阳明洞外面修建一处住所，表面上是为自己修建行营，但实际上是准备用来关押张学良。
蒋介石后来还专门视察了兴国阳明洞的住所，并对王陵基说了这样一句话：
“张汉卿住过贵州修文的阳明洞，再来住江西兴国的阳明洞，对王阳明的学问体会肯定更深。”
王陵基对此心知肚明，只是没有点破。
不过，张学良并没有在这里住过，因为在处理外贵州那件案子以后，他就被转移到重庆戴公馆，不久之后又被蒋以在南京见面为由骗上了飞往台湾的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