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原华东野战军特种兵纵队骑兵团一大队大队长孟昭贤被选派到南京军事学院装甲系学习。

一个骑兵英雄，为何要专门到军校装甲系学习，这还要从建国初年说起。

华野特纵骑兵团起源是来自于抗战时期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组建的骑兵团，后来华野建立以后，归特纵指挥，淮海战役期间曾一度归野司直接指挥，开创过“骑兵打坦克”的光辉记录。

孟昭贤就是华野有名的骑兵英雄。

不过，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现代化军事的建设，骑兵作为一种古老的兵种，也逐渐进入历史。

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后，原华野特纵骑兵团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骑兵25团，1950年8月，骑兵25团全团下马，组建战车第26师53团，抗美援朝时期改成战车独立第六团，后来该团被编入坦克第六师，改称坦克第21团。

像孟昭贤这样的骑兵英雄，自然也要适应新环境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孟昭贤到南京军事学院后不久，很快就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孟昭贤上课后很快就发现，台上站着的教员有些脸熟，后来经他一再回忆才想起来，眼前这教员不是别人，正是他当年淮海战役时，在战场上生俘的敌战车手刘汉荣。

1948年1月6日下午3时30分，我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向陈官庄发动猛攻。在我军进攻下，被围的杜聿明集团顿时做鸟兽散。

杜聿明面对这一情况，也有心无力，只好在少部分人掩护下，仓皇逃窜。

当时，国民党军战车独立团一营（战车独立团全美式装备，蒋纬国曾任团长）接到命令，掩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突围，特别是杜聿明。

不过，他们一行人冲进包围圈后，并没有找到杜聿明，所以该营15辆坦克在副营长吴秀章的率领下，狼狈向驻马店方向撤退。

敌战车营15辆坦克一路横冲直撞，直接引起了华野的高度关注，后来这15辆坦克在途中被我军干掉了9辆，但仍然有6辆突出重围。

野司接到消息后，怀疑敌人这支战车营很可能藏匿了敌高级将领（也许就是杜聿明），立刻给特纵打了电话，要求特纵迅速派出骑兵团追击这股残敌。

骑兵团当时驻扎在河南永城西北夏邑县会亭集，担负战役警戒任务，随时追击溃逃的敌军，在接到特纵命令后，骑兵团下辖三个大队迅速出动。

当时，孟昭贤任骑兵团一大队大队长，大队下辖三个区队。

1948年1月9日早8时，骑兵团第三大队在张集最先发现了敌人的踪迹，随后尾随追击，敌人疯狂逃窜，不过追至火神庙后，敌人一辆坦克陷在沟里，随后被我军俘获。

剩余的敌人五辆坦克疯狂逃窜，逃至会亭集东门，迎头撞上了正在那里驻扎的骑兵团一大队。

当时，骑兵一大队一区队袁化先已经根据指示，出门搜索追击，一大队二区队副队长王广华率先发现了敌人行踪，立即向大队长孟昭贤请示，孟昭贤立即召集大队。

一大队两个区队朝着敌人坦克就追击过来，王广华更是带头猛攻，当时一区队听到动静后，也很快追击过来。

被围的敌人企图负隅顽抗，逃窜的同时，疯狂向我骑兵团扫射。

严格意义上从战术来讲，骑兵打坦克，无疑是吃亏的，即便是陈官庄战役结束后，敌人如丧家之犬一般逃窜，但坦克稍微挪动身形，我军战士就非死即伤。

孟昭贤虽然在战前就严令，尾随追击敌军不可过于靠近，以免敌人发挥火力上的优势，但如果不靠近敌人，敌人坦克机动起来，跑得速度也很快，我军骑兵虽然速度快，但马长时间奔跑，也有可能后继无力。

事实上在整个追击战中，我骑兵团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因为敌人毕竟在火力上占有优势，我骑兵团没有重火力，打起来牺牲很大，而且连续追击了十几个小时，马也跑的没劲儿了。

不过，相比之下，敌人斗志也全无，后来被我军一个一个追上俘获。

根据孟昭贤晚年回忆：

“从早上8时到黄昏20时，追敌坦克12个小时、100余里，俘获坦克6辆，上有平射炮6门，重机枪18挺，弹药4万余发，还有其他军用品，坦克上的48人全部被俘。我大队牺牲王广华、袁化先、王金亮、杜新民、蒋步宽、汤传厚、李振香、张怀忠、郭长青9名同志，伤张遵三、李学良、陈树齐等13名同志，另死伤10多匹战马。”

尽管此战骑兵团创造了一个奇迹，以“骑兵打坦克”，但不可否认的是，伤亡还是太大，特别是牺牲区队以上干部王广华、袁化先。

虽然我军战斗意志没有话说，但如果我军能有同等装备，在相同条件下，自然不惧敌人。

孟昭贤很幸运，因为在建国后不久，骑兵团整体就改建为坦克团。

不过，孟昭贤万万没想到，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自己的教员就是自己当年俘虏的对象刘汉荣。

刘汉荣当年是国民党军战车团一营的一名坦克驾驶员，他所驾驶的坦克在随大队逃至会亭集时陷入泥塘里。

骑兵团一大队二区队副队长王广华（后来牺牲在追击过程中）带着战士便包抄过去，因我军当时并没有对付坦克的好办法，王广华也只是甩了两枚手榴弹上去，但对坦克没有造成丝毫伤害。

后来没办法，王广华只好下马带着战士们爬上坦克，希望能找到一条缝隙撬开坦克们，但众人七手八脚的上去，找了半天，愣是没有撬开，只是破坏了坦克的潜望镜以及架设在上面的两条天线。

当时，刘汉荣仍然企图负隅顽抗，他在坦克内部操纵炮塔转了好几圈，就把王广华几人甩了下去，王广华也没办法，只好继续在外面用手榴弹炸坦克。

刘汉荣心里很清楚，现在这种情况，他没办法驾驶坦克继续逃，索性就钻出驾驶室，计划趁乱逃走，旁边王广华一见坦克里面钻出人来，果断开枪，子弹从刘汉荣腮帮子打进去又穿出来，他当即倒地不起，被王广华生俘。

坦克中其余人员后来在我军“缴枪不杀”的喊声中，竖起白旗乖乖投降。

孟昭贤虽然不认识刘汉荣，但对他们大队当年“骑兵打坦克”的事儿印象格外深刻，所以在见到刘汉荣的那一刻，他就人出来。

当时，孟昭贤就感到心里不痛快，一个俘虏凭什么来教他。

事实上，当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像孟昭贤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刘伯承元帅当年筹办南京军事学院时，曾一度为学校的教员人选发愁，因为我军过去历史上缺乏正规军事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而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高级将领，身上多数负有重任，无法分身兼顾教员重任。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刘帅决定吸纳被俘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和技术专家进入学校，担任各个兵种的教员职务。

像原七十四军中将军长邱维达、整编70师师长陈颐鼎都是原来被我军战场上俘虏的，后来当了教员。

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是原国民党军76军副军长黄剑夫，他儿子就是写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黄济人。

黄剑夫是黄埔五期毕业，中央步兵学校研究班第四期、峨眉山中央训练团将校班第十期。他还是原国民党军青年军207师师长，同样是黄埔五期毕业，洛阳守备司令邱行湘的妹夫。

要知道这些教员们所教的对象，都是当年在战场上把他们俘虏的人，这样的教学如何能使他们信服。

正如《亮剑》中李云龙与常乃超的情况一样，孟昭贤与刘汉荣之间也闹了别扭，尽管周围的学员和教员，甚至包括刘汉荣本人反复劝说，孟昭贤依旧不改对他的态度。

开国中将张震回忆起当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也曾提到过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学员和教员的关系。

特别是当年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有不少身经百战的开国将军，特别是在1955年9月以后，像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5人被授了上将军衔。

张震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这批学员的军衔远远要高于教员的军衔，那么双方见面后，是按照学院的规定，学员向教员敬礼，还是按照部队规定，军衔低者向军衔高的人敬礼。

系党支部还专门为此开了个会，并在会上强调：

“要按照刘院长倡导的‘尊师重道”的要求，放下将军的架子，牢记自己现在是“学员”，不是“首长”。面对教员，不管他是校官还是尉官，都是我们的老师每次上课，值班员都向教员敬礼、报告。”

在及刘伯承元帅的倡导下，学院养成了尊师重道的好风气。

回到孟昭贤与刘汉荣身上来，尽管两人从级别上来看，远远不如战役系诸多老将军，但孟昭贤闹情绪，一度引发了很大的风波，甚至还引起了学院的关注。

其实也不难理解孟昭贤的心里。

当年他们“骑兵打坦克”，牺牲是很大的，特别是俘虏刘汉荣的二区副队长王广华，当年他牺牲时被追授一等功，儿子才两岁，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

毫不夸张的说，一看见刘汉荣，孟昭贤可能脑子里就不自觉的会想起牺牲的老战友，想起他们孤儿寡母的生活，心里如何不气。

这其中的是非曲折，实在难算得清。

孟昭贤闹情绪后，学院对此事进行介入，并耐心的劝说他，刘汉荣也抱着诚恳的心态，积极同孟昭贤交流。

随着时间推移，孟昭贤这才解开了心结。

孟昭贤积极刻苦的学习装甲兵知识，后来成为我军之中著名的装甲兵高级将领。

骑兵团改编为战车独立第六团后，孟昭贤出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后来又调坦克独立第二团任团长，后来还出任过北京军区装甲兵技术部副部长、部长。

1960年，孟昭贤被授予上校军衔，并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1994年12月15日，孟昭贤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参考资料：

一、前辈的抗战之六：浴火后重生——抗战在永萧夏地区————孟昭贤（抗日战争纪念网）

二、战斗在永夏砀抗日根据地——回忆父亲张问智——孟秀玲转载张 璋 张 宁

三、牺牲在胜利前夕——怀念父亲王广华烈士————王 林 执笔孟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