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指示，山东军区抽调了大批干部战士浩浩荡荡的开赴东北。

当时，时任滨海区第二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的谷牧也很想随大部队到东北去，还专门找罗荣桓（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申请。

应该说谷牧的确是一个好的干部苗子，而且是一个在东北完全用得上的人。

谷牧1936年时曾被派往东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任东北军第112师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与万毅将军、张学思将军有很好的交情，所以当他听闻万毅、张学思、吕正操各自率领一部分原东北军起义的部队开赴东北时，谷牧也心痒难耐。

没想到的是，当谷牧找罗荣桓说情时，罗荣桓却给他泼了盆冷水：

“曾经想带你一起去东北，后来考虑山东地区今后的斗争任务将更加艰巨，也得有一批骨干，你在山东工作多年，地方上的情况熟悉，留下来是合适的。”

罗荣桓是一个威严且厚道的长者，他的讲话颇令谷牧信服，没办法，谷牧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仍然留在山东。

不久之后，陈老总率领新四军主力开赴山东，谷牧所在的滨海军分区，也划归新四军指挥。

不过，谷牧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前线打仗的事情，他多半都操心不上，主要还是经营根据地。

1945年9月，华中局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华东局，主要领导华东分局以及山东分局工作，谷牧先是调任华东局秘书长，不久之后又调任华东局直属的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当时，谷牧出任该职务，主要是为了执行华东局指示，放手在根据地大规模开展土改工作，并负责组织地方武装配合正规野战军作战以及后勤保障工作。

值得一提的时，在当时战争环境下，谷牧是主动申请调离机关，下到一线最艰苦的根据地去工作的，并且要求回自己比较熟悉的滨海地区开展工作。

陈老总那时还笑盈盈的开玩笑说：

“你走了，秘书长的工作谁做？”

谷牧严肃的回答：

“已经同魏伯和同志（时任民运部长）商量好了，他表示可以接任。”

陈毅摇摇头：

“你是早有准备噢！好吧!我们可以研究一下。”

谷牧回到滨海地区以后，很快就把当地工作做起来，按照陈老总指示，谷牧放手发动群众，不仅在当地组织了11万多人的民兵，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当时，国民党军不仅沿着胶济、津浦铁路北上，还企图依靠海上登陆来配合，谷牧领导滨海地区武装力量陇海路东端沿海一带开展游击战。四个月的时间，先后击退了国民党军五次进攻。

1947年1月，华中、山东野战军合并成立华东野战军之际，滨海地区发生了郝鹏举起义又复叛的事儿，当时被派去郝鹏举部工作的朱克靖等同志不幸罹难。

当时，郝鹏举叛变以后，不仅加害了派去他部队工作的干部，还要把滨海地区我党的干部一网打尽，好在谷牧从一开始就认定，郝鹏举心怀鬼胎，对他的宴请以借口搪塞，这才幸免于难。

谷牧将郝鹏举叛变的消息通报华东局以后，陈老总迅速派来华野二纵抵达滨海地区，白塔阜一战，郝鹏举部全军覆没，其本人也被我军生擒，后来死在我军战士枪下。

除去指挥地方武装作战外，令谷牧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支前工作。

谷牧后来回忆：

“整个解放战争(还有抗日战争)中，同其他解放区一样，滨海地区的人民，特别是广大翻身农民，在支援前线方面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当时，地方的一切工作最终都要落实到支援前线上，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

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成立后，通过宿北、鲁南战役后，我军实力大大增加，但随之而来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的策略，改重点进攻，当时延安与华东是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两个地方。

华野在前线作战，后勤保障工作也就成为一个重中之重。

谷牧记得很清楚，差不多也是在1947年年初，陈老总在赴前方指挥所的途中，专程到滨海地区强调支前工作。

“山东的仗越打越大了，后方的支前工作必须跟上，做到要兵有兵，要粮有粮，要民夫有民夫，要担架有担架。这个任务，首先要由滨海地区负责。因为鲁中、鲁南地区经过长期的战争破坏，再出更多的人力、物力支援前线，确实有困难。滨海地区基础好，我们又长期住在这个地方，你们要全力以赴，把支前工作做好。”

考虑到仗越打越大，谷牧成立了滨海地区支前委员会，后来又改称支前司令部，全盘按照军事化管理。

谷牧的这个支前司令部，可不仅仅只是一个机关单位，下设组织、物资、运输、宣传教育几个部门，另外还有一个军粮运输队，运输队下设四个支队，动员的民工就有两万多人，小车1.7万辆。

就以人数来论，谷牧指挥的“大军”也不亚于华野一个纵队司令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运输队也是按照军事规模建制的，下设各团营连，每逢战时就需要筹备各种物资，包括粮食、衣帽鞋袜等等。

谷牧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很详细的谈到这一点，只是略微举了几个数字。

比如，从1946年底至1947年3月，滨海地区为支援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先后共动员民工53.3万余人次，运送粮食2800万斤，制做锅饼、煎饼140万斤，群众捐献咸菜、咸鱼、粉条、花生、黄豆共4.66万斤。

又比如，在淮海战役期间，滨海出动民工57万人，加工粮食3700多万斤，运粮3500多万斤，做军鞋60多万双，缝面袋20多万条，抢修道路1800多里，抢修桥梁194座。

令谷牧最感动的是，在支前的过程中，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因为当时我军部队转移频繁，所以有时候位置并不固定，特别是在战时状态下，支前部队就要追着部队的尾巴把物资硬顶着送上去，不仅要面临沿途道路不通畅，有时还会遭到敌机轰炸，不少支前的民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可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坚持把物资送到一线，有一粒粮食就要送一粒粮食。

谷牧后来也忍不住在回忆录里感慨：

“三年解放战争，是一场靠人民倾尽全力支援前线才打胜了的战争·，也是人民自求解放的战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的事业是无法完成的。”

谷牧还回忆起了一件有关饶漱石的事儿。

解放战争初期，饶漱石任华东局书记，但他人最初不在华东，而是在延安，因为当时饶漱石已经调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

当时，由于华中与山东分处两地作战，华东局很难有效的领导工作，直至1946年12月，饶漱石才赶赴山东，负责华东局的工作。

令谷牧有些意外的是，饶漱石后来转移到滨海地区后，就把谷牧批评了一顿。

谷牧一开始也不明白为什么，直到后来才了解到，原来是为了滨海军分区储存的两个团的冬装的问题。

原来就在1946年12月，傅秋涛率领两个团的兵力来到滨海（傅秋涛当时任鲁南区党委书记、鲁南军区政治委员，主要任务和谷牧差不多，发动地方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并负责支前工作）。

当时已至隆冬，而傅秋涛率领的两个团的战士身上竟然还穿着单衣，谷牧有些不忍心。

本来按照这个情况，谷牧、傅秋涛应该立即请示华东局，然而当时华东局已经转移，饶漱石人也不在，联系不到。

谷牧思考再三，决定先把滨海军分区储存给战士们的棉衣拿出来，优先支援傅秋涛，还把华东局存在滨海军分区的一批联合国善后救济物资拿出来，给傅部营以上的军官每人做了一套军装。

以谷牧的想法就是，这本来就是后方支前工作的一部分，并不算是原则上的大事，可没想到的是，饶漱石抵达滨海地区后，第一时间就查问，还批评谷牧：

“你无组织、无纪律，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你敢动用华东局保存在你这里的物资，谁给了你这个权？你又请示报告准？”

谷牧连忙解释了自己这么做的原因：

“第一，给傅秋涛部的军装是我们军分区部队支援的，所谓动用华东局物资，只是拿了一些呢子、那些东西，敌人打来也会被抢走的;第二，我们要请示的，但电台和你联系不上，不知你当时到哪里去了!我们总不能看到主力部队挨冻而无动于衷？”

饶漱石当时在气头上，根本不听谷牧解释，还声称要撤掉谷牧的职务。

谷牧认为，不应该看着自己的部队手动挨饿，一味死板的守着规矩不支援，在当时情况下，他也说了气话：

“我服从组织决定，等着你们的通知！”

不过事实上，谷牧一直没有等到华东局的处分决定，所以他后来一直在工作岗位上，后来还陆续出任了新海连特委书记兼新海连警备区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1949年1月，淮海战役落下帷幕后，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徐州贾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谷牧再次见到了饶漱石，会后他主动汇报：

“饶政委，两年前你说要撤我的职，我一直在等待命令！”

没想到的是，饶漱石只是摆了摆手说：

“算了算了，这些事儿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