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辈子都显得很忙，小时候难得见到他在家里的影子，我们长大后外出工作，更难得与父亲团聚。”
开国少将李德生（1955年少将，1988年上将）的儿子李和平多年后回忆父亲，对父亲的印象始终停留在“陌生”上，事实上也不只是李和平一个人这么认为，大女儿李远征在提到父亲时也是这样说：
“工作很忙、没有时间陪我们。”
李和平记得很清楚，自己平生唯一一次感受到父亲的温情是在1984年。
那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李和平在前线带兵，一次李德生到云南视察工作，特意打电话把儿子从前线叫到了昆明。
要说起来，李和平上前线，还是他向父亲主动申请的，后来在前线舍生忘死作战，立下过不少功劳，应该说李和平那时已经算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指挥员了。
可李德生到昆明后，先是对儿子鼓励了一番，然后用特有的温和的方式，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儿子。
父亲这个行为，在儿子李和平眼中是不多见的。
当然，也仅仅就是一刹那。
吃完了中午饭，李德生就迫不及待的把儿子“赶”到了前线。
一李和平记得，自己从懂事起，就知道父亲是军长，是部队的高级干部。
不过，即便如此，李和平也从来没在父亲那里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有的也只是严厉教育。
“父亲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具有极强的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绝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哪边势大往哪边倒。”
上世纪六十年代正值困难时期，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家里困难，就连像李德生这样的家庭，也时常面临吃不上饭的困窘，李和平就记得很清楚，当年家里粮食不够吃的时候，父亲带着他们开荒种地。
也因为经常拿红薯和豆饼充饥，李德生后来留下了腹泻的毛病。
尽管家里把更多的关爱给了孩子们，但李和平仍然能够感受到当时的艰难。
李和平回忆自己住校期间，早餐是玉米菜糊糊一碗，中午多一个一两重的玉米面窝头，晚上也是玉米菜糊糊一碗。这样的食物的量根本不够吃饱。
在北京上中学期间，李和平每个月的零花钱是一块，当然相比于普通家庭看似是不错，但不要忘记，就是这一块钱，要包含除了除了学费和衣服以外全部的费用。
李和平后来回忆：
“本来只给5毛钱，是我外婆做工作，才又多给了5毛钱。”
也因为经费比较紧张，李和平也不得不节省一些。
每到一个月最后一个周六，李和平会用这仅有的一块钱买一个小小的红糖月饼充饥，但这一块小小的月饼，对于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来说，基本上也只能是吃个感觉。
当然，有些时候难免会有“冲突”。
一次，儿童电影院正在上映苏联电影《非常事件》，这部电影上映时分上下两部，看一部是两毛五分钱，两部合计要五毛。
李和平那时很想去看这部电影，但两部加一起就要花掉一个月经费的一半，所以他为此很犹豫。
后来，李和平在电影院门口徘徊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到上部放完了，他还没拿定主意，几经思考后，他最终还是决定去买一个小小的月饼，放弃看电影的打算。
二李和平记得，父亲对自己的严格后来延续了很长时间。
当时，上级曾有过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动员自己的子女去参军，因为那时战争结束几十年，又要战备，老百姓不愿意打仗，农村的兵员很紧张。
也许是在父亲动员下，李和平初中毕业后，就去当了兵。
按照一般的思维，家里有个当军长的父亲，李和平参军以后自然应该是如履平地，但事实上根本不是那样。
李和平参军以后，在基层一干就是很多年，当了兵三年才入党，加上考察的一年就是四年半，远比一般人要慢，另外提干也很慢，其他人一年半就提干，李和平却足足干了四年半。
有趣的是，大学后来招收工农兵干部学员，李和平本来已经被部队推荐上去，结果名单拿到父亲李德生面前，直接就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
李和平在部队时军事素质出众，军司令部要调他去当参谋，结果又被父亲否决。
李德生的原话是：
“你们要让他在基层好好锻炼。”
李和平后来回忆：
“算上我在连队干的整整8年，我在团以下基层干了20年后，才经逐级考核推荐，到刚创立的国防大学第一期上了3年的军事专科大学。”
对自己的子女，李德生制定了“不准搞特殊化”的家规，家里任何人都不准动用他的权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李和平记得，自己提干以后，第一次回家，是妹妹到火车站去接，那是一个冬天，天上还飘着大雪。
兄妹两人见面以后，妹妹直接带着李和平到了最近的公共汽车站。
李和平当时就问了一句：
“怎么没带车过来？”
没想到的是，妹妹反而一头雾水的问他：
“带什么车？”
李和平无奈，也只好老老实实坐公共汽车回家。
家里子女都知道，父亲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配有好几辆车，但李德生不允许家里的子女动用，甚至还专门嘱咐司机，不准家里的人去用公家的配车。
李和平也是随着后来逐渐年长，才慢慢的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看起来对我们够‘苛刻’，但对于培养我们成为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则大有裨益，起码避免我们成为八旗子弟似的纨绔子弟。”
李德生虽然身居高位，但他自己在银行没有户头，所以也没留下什么财产，唯一让李和平印象深刻的是，家里有两三万本藏书。
李德生年少时参加革命，因为家里贫穷，所以没什么机会读书，他后来所思所学，全都是参军以后逐渐掌握的。
1932年，李德生在川北作战身负重伤，后来在医院养病期间接触到大量书籍，自此以后逐渐痴迷上了读书，读书后来也成为李德生一辈子的爱好。
李和平在回忆父亲时也称，经常看到父亲在写字台前读书，一边读还一边在纸上写写画画，哪怕是后来离休以后，仍然是孜孜不倦的学习。
李德生所留下的书中，政治理论、军事类的比较多，历史、地理也有涉猎，唯一只有小说相对较少。
三李和平回忆，自己结婚的时候，曾收到父母两封来信，拆开一看，全是批评的话。
差不多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李和平那时在南京军区任营长，率全营官兵驻扎在安徽凤阳、定远和滁县三县交界之处，那儿全是丘陵，条件比较艰苦，被李和平戏称为“三界”。
当然，也因为条件比较艰苦，李和平一个月60块钱工资根本就不够花，除了自己开销，他还要接济困难的战友。
那时，李和平要结婚，女方是尤太忠将军的二女儿尤兢，考虑到父亲一辈儿是相熟的老战友，自己一辈子结婚也是个大事，李和平就想“风光”一下。
想到这里，李和平鼓足勇气给家里写了封信，要求家里支援500元钱用于结婚。
李和平后来回忆时苦笑，这次钱不仅没有要到，反而还被父母狠批了一顿。
李和平先收到的是母亲的来信，信上狠批一顿，没想到隔了一段时间，父亲也写了封信过来，据他自己回忆，李德生一辈子没给大儿子写过信，这是唯一的一封。
“拆开信，里面全是对我的批判，批我想风光大婚的想法，是贪图享乐和虚荣、贪图特殊化的思想。一分钱没给，还被劈头盖脸一顿训斥。”
尽管李和平挨了训斥，但这个婚还是要结。
后来还是家里的老太太做主摆了一桌宴席，就请了一个客人参加，李和平记得，这个客人是父母的老战友，当时恰好在北京开会，因缘际会之下赶上了这顿宴席。
李和平记得很清楚，母亲也基本上没给他准备什么新婚的礼物，只是做了两床被褥，因为他自己参军，平常也就只有一床军被。
就这样，李和平草草率率的结了婚。
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后话。
李和平结婚以后，仍然延续过去的开销，一个月工资仍然是不够花，但他也没在向家里提要求，生怕在被父母批评一顿。
李德生对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却很关心部队的战士，从军长到总政治部主任，从北京军区到沈阳军区，从部队到国防大学，就一直延续这个习惯。
李德生不仅关心部队战士，还关心战士们的家属，基本上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到基层去视察，亲自去看基层干部战士们的情况，无论大小事无巨细，如果有任何问题，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李德生晚年时从来不对子女提过去战争年代的往事，所以也导致了子女多父亲的事迹几乎都不清楚。
1999年，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李德生当时在住院，听闻消息后震怒异常，后来接受《中华英才》记者采访时，老将军才提到当年这段往事：
“美帝国主义没什么可怕的，都是纸老虎，当年我在上甘岭不是把他们打败了吗？”
李和平这才知道，父亲不仅参与过上甘岭战役，还亲自指挥过，只是从来不提。
图|李德生在上甘岭战役中指挥战斗
不仅如此，李和平也是后来才了解到，当年上甘岭战役结束后，有关部门只注重宣传15军的功劳，却忽略了12军，有干部愤愤不平，但李德生对此却看得很淡：
“什么你们、我们，都是志愿军打的嘛！”
李德生后来还专门在12军指示，以后不准在上甘岭战役这件事上争功。
李和平后来谈到父亲这一点时仍然十分钦佩：
“父亲的另一特点是不争功不诿过，有功的时候，父亲会让给别人，有过的时候，父亲决不会推卸责任，往往是将过错、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