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断言，司马迁为苟活于世，所以忍辱负重写《史记》。
然而，这只是道听途说、臆断。
这是因为，他没有读过史记。所以人云亦云。
当读过《伯夷列传》，就会找到司马迁写《史记》的真实原因。
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司马迁从父亲司马谈手中接棒，继续书写史记。但，只因殿前替李陵说了一句好话，就被老板汉武帝处以死刑。
在汉代，死刑是可以花钱赎罪，可是司马迁家里太穷，没有钱。
要完成父亲遗愿，就必须活下去。所以他选择了侮辱性极强的宫刑。
在当时，书写史书可不是容易事，不仅资料匮乏，要翻阅笨重的竹简，还要出去游历名山大川，访求古今之事。即费脑又费体力。
在修史过程中，司马迁网络天下轶闻，他发现：
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
民间流传许由、汴随、务光等人的事迹，为什么翻阅古书，都找不到他们的事迹？
为此，司马迁感到惋惜，这类人到底有没有？有传说为何又找不到史料记载？
而伯夷叔齐这类仁圣贤之所以传下来，是因为遇到大圣人孔子为他们写文立传。
孔子称赞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伯夷叔齐究竟何许人也？能够得道孔子这么高的称赞？
伯夷叔齐是殷商末年孤竹君的儿子。伯夷老大，叔齐老三。孤竹君年老时想让叔齐继位为王。
结果，孤竹君去世后兄弟互相推辞，一个说是父王遗愿，一个说遵守礼法、哥哥当王。
担心被孤竹国人“捉回去”当官，他们两个人先后跑掉，逃出孤竹国。
在路上，两人偶然相遇，便结伴而行。当时天下情形又差不多，但是去哪里呢？
他们打听到西伯侯姬昌有德、孝敬老人，就决定去投奔他。
可是，快到西岐边境时，就听闻西伯侯去世了，周武王正兴兵伐商，二人就朝着军队迎了上去。
他们拦住武王的马劝阻道：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何谓仁乎？
这就是说：你作为儿子，父亲死了，不让他入土为安，却在这里大动干戈，这算哪门子孝？作为臣子，讨伐国君，这能说得上仁？
这话很尖锐，就差指着武王的鼻子骂他不仁不孝。
武王听后大怒。想杀掉他们。但是，被姜子牙拦住了，说这两个人是仁义之人，不能杀，我们取天下后还要以二人为榜样。
随后，命令手下把他们扶到道旁，送走了。
等到周武王伐纣成功，“天下宗周”，伯夷叔齐却以此为耻，隐于首阳山“义不食周粟”，靠采薇为生，最终饿死。
他们临死前作诗《采薇》：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对此，孔子评价：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伯夷叔齐向往的尧舜禹那个时代，大同社会。但现实却是德行衰、仁义失、兵戎相见，他们反对周武王暴力，宁死不食周粟。
孔子很同情他们，求仁得仁，不念旧恶，为他们写书立传。
所以伯夷叔齐被流传下来。
而颜回在孔子的72弟子中，学术成就并不出众，论做生意，比不过子贡；说到打架，又比不过子路。
即便如此，孔子仍最喜欢他，从不吝啬赞美他。
因为，颜渊不耻下问，勤奋好学，身处陋巷，有时靠喝水充饥，也不改其乐。
孔子喜欢颜渊的品质，没有因为穷而躺平，积极乐观，努力向上，为人善良正直。
对此，司马迁略微抱怨，小人物想要名流千古流，让后世知晓，只有抱大腿、拉关系这个办法吗？
于是，他想改变这一现状，不想让小人物淹没在历史洪流之中，想让小人物也有出头日。
所以，司马迁说：
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
他要给岩穴之士、闾巷之人写传，写他心中的大义，哪怕不符合汉当时的社会道义，只要他们像伯夷叔齐有自己的操守、有节义，他统统都写。
而不是像孔子只写仁圣贤人，他要写不同的人生态度。
司马迁一改以往史书写帝王家谱的规则，写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货殖列传等等。
在他笔下，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爱憎分明的小人物：韩信、卫青、霍去病、张汤、巴寡妇清、郭家……
在《史记》我们看到万千种可能，也看到人性亘古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