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刘罗锅》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内阁大学士汪仲直出于维护乾隆皇帝家天下的“好意”，大搞文字狱，大肆罗织罪名，导致朝廷上下、百姓群体无人敢说、无人敢写。
眼里容不下沙子的乾隆起初对汪仲直的“忠心耿耿”照单全收，完全按照汪仲直的意思胡乱下旨，致使民间哑巴一片。就连朝中以敢于说话著称的刘墉都“乖乖”闭上了嘴，学起了鸡语打哈哈。
感到玩过头的乾隆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碍于“君无戏言”的体面，没办法自己推翻自己，于是想着法儿逗一日不奏三本不过瘾的刘墉开口说话，好让自己有个台阶下。
果然，经不住乾隆五次三番地挑逗，刘墉终于开口说话了，而且一张口就是惊天大雷：“内阁大学士就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广设文榜、罗织罪名，导致大清上下无人敢说、无人敢写，这是要绝我孔孟之道，实属十恶不赦。”
由此可见，孟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相当高的，不仅与儒学创始人、有着“万世师表”的孔子相提并论，而且也有独立于孔子之外的政治主张，比如“良知良能”，就为后世的王阳明采纳，创出了儒学分支——阳明心学。
孟子：适应能力超强的棒小伙，生存能力较孔子强多了
虽然历代士大夫和读书人都将孔子和孟子相提并论，但说句实在话，孟子的能力远在孔子之上。
首先，在对儒学的贡献来说，孟子就大于孔子。孔子虽说是儒学的创始人，但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冯时所言，儒学几乎照搬于周礼。孔子本人对此也不避讳，大胆承认：“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之德，可谓至德也矣。”
孔子之所以能凭借复活周礼和声名鹊起，主要原因是吃了一波时代的红利。在那个周礼即将崩盘的春秋早期，虽然无视周王正统、诸侯擅自争霸成为了时尚，但打心眼里还是认为这有悖于伦理道德，对周礼还是有颇多怀念。
就在众人对周礼还抱有殷殷之情的时候，孔子以周礼唯一正统传承人身份周游列国、开班讲学，大谈仁义道德，自然是拥护者众。假如他晚出生200年，他那一套全盘复古的学说必定被当作垃圾备受白眼。
孟子则不然，他虽然十分崇拜儒学，但也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发展，也不再无脑地提倡对君主的“忠顺之德”，反倒打出了“民为贵”的旗号，为儒学摘得“民本位”的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
其次，就适应能力而言，孟子也强过孔子。即便孔子吃了一波“周礼尚在人间”的时代红利，手下学生也多，但孔子的生活还是可用“一团糟糕”来形容。
政治主张不仅没被各诸侯国采纳，而且老是有人追杀自己。即便立有为民作主的人设，匡邑的老百姓还是对孔子恨之入骨，扬言要杀他。田里耕作的老百姓对孔子更是嗤之以鼻，斥责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枉为人师。”
天下搞不定，自己的小家总归能搞定吧。孔子娶了一个十分爱慕虚荣的老婆，按理说是上天给他送的绝佳教化对象。把老婆搞定了，他的那一套教化思想也就在实践中得到成功检验。
可惜的是，他不仅没能搞定老婆，而且为了迎合老婆不断增大的胃口，到处去谋官职，就连看管仓库这等粗鄙之人干的事，孔子也只能捏着鼻子干了起来。即便孔子十分辛苦，还是无法达成夫人愿望之万分之一，最后以被迫离婚收场。
孟子则不然，虽说他步了孔子的后尘，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治国思想，都未能得到采用，但官场失意、财场得意，日常开销方面还是绰绰有余，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在齐国备受礼遇，出场阵容也豪华：“后车数十承，从者数百人”。与孔子被驱逐形成反差的是：他所到之处都受到当权人物的热情款待。
若孟母不乱搬家，孟子不会与百姓为敌
孟子适应能力超强，早在孟母三迁的典故中得到充分体现：
孟子小时候家境贫寒，住在坟墓附近，常有人过来在坟前祭拜先人。小小的孟子看了之后，立马也跟着学起了祭拜之类的事。孟母一看小孩子怎么能学这些不高雅的东西，寻思着搬家。
孟子第二次住的地方是集市旁，到处都是经商买卖和屠宰杀牲的场景。小小孟子见了之后，也跟着学起了经商算术和屠杀，孟母见了，这个地方也不是教导小孩的好地方，于是再次寻思着搬家。
孟子第三次住的地方是学宫旁边，到处都是朗朗的书声和礼仪，小小的孟子学会了在朝廷上鞠躬行礼及进退的礼节。孟母一看欣慰道：“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这才安心住了下来。
孟母是欣慰了，但对老百姓来说却不是好事。因为原本适应能力超强的棒小伙，跟着商人经商和学习生活之道，并没有什么不妥，反倒能历练自己，拉近与百姓之间的距离，从而驱逐脑子里不切实际的幻想。
孟子能够提炼“民为贵”，立住儒家“民本位”的人设，跟集市生活的这一段接地气经历关系莫大。
可是自从孟子跟着私塾的老师学会了礼仪之后，就开始脱离实际了，转而以君主为核心，以治人为目的，站在了老百姓的对立面。
在滕国期间，孟子与农家许行进行了辩论。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很接地气，并且很有现代的平等思想。
可是此时已经被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观念洗脑的孟子，早已忘了之前集市底层生活的经历，转而大谈特谈“物之不齐”的道理，倡导等级制度，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此时的孟子，已然将自己列为高于人民一等的“劳心者”，可悲可叹。站在2000年后的今天，假如他的母亲不乱搬家，已孟子超强的适应能力，中华民族史上一位伟大的老百姓代言人必将横空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