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率领武装力量侵入南疆，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并将其势力扩展至北疆，占领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盆地等地。
其政权以排满、反汉、卫教（杀异教徒）等口号煽动民族仇杀，并相互攻伐，使新疆陷入割据纷争的混乱局面。
此外，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并向周边扩张，控制了包括塔城、额敏河、精河、库尔喀喇乌苏在内的广泛地区。
英、俄两国为各自的利益，支持阿古柏的侵略，不仅提供大量军火，还分别与其签订了《英阿条约》和《俄阿条约》，承认其在南疆的统治地位，并获得通商、驻使等特权。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关于防务的争论愈演愈烈。
在清政府内部，对新疆的防卫政策出现了激烈的“海防”和“塞防”争论。
身处旋涡之中的左宗棠该作何选择，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但我们更应该知道其渊源。
“海防”？还是“塞防”？
日本侵占台湾后，东南海防形势骤然紧张，要求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
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停兵撤饷，把西部的军费转用于海防，甚至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
左宗棠对此予以严厉驳斥，指出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新疆必须收复。
左宗棠认为，新疆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全。
他指出，北京定都以来，蒙古一直是北方的屏障，使得内地安定无虞。
祖先开疆拓土，建立了新疆的军府，以保卫京师。
因此，收复新疆是保卫蒙古，进而保卫京师的重要步骤。
如果新疆不稳，蒙古也难安定，不仅陕西、甘肃、山西等地会受到威胁，甚至北京也难以安宁。
此外，左宗棠指出，收复新疆的关键在于乌鲁木齐。
新疆南北两路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
北路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路自阿克苏迤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所谓的富八城。
而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和哈密迤南至阿克苏四城，地势险峻，中多戈壁，是所谓的穷八城。
军事上，北八城广阔而南八城狭窄，北可制南，而南不能制北。
因此，清朝乾隆年间先定北路，再及南路，用富八城的财富养兵。
如果此时停兵撤饷，敌人必进逼，不仅陇右堪忧，北路的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地也难安定。
左宗棠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认为西方国家暂不会在沿海挑起战争，而关外的敌情却极为严峻，收复新疆刻不容缓。
俄国侵占伊犁，势将久占不归，如果清军迟迟不行动，敌人将愈发强大，必须全力西征以挫其气焰。
海防虽重要，但经费相对充足，而塞防经费不足，官兵欠饷甚多，即使停兵撤饷，对海防也无大益，而对塞防却有极大妨碍。
总之，左宗棠认为“塞防”和“海防”应当并重，不应偏废。
他强调，新疆的收复事关国家大局，不能轻言放弃，并以自身的责任感和爱国心表明决心。
左宗棠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不计个人得失，展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
他坚定主张保卫新疆，维护国家的完整和安全，体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责任和担当。
整顿军制
在“海防”和“塞防”的激烈争论中，清政府深刻认识到新疆存亡事关大局和人心，决定采纳左宗棠的建议，出兵新疆。
1875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指挥“陕、甘百战之师，乘锐出关”收复新疆。
然而，西征之路面临重重困难，正如左宗棠所言：“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
首先，左宗棠整军经武，组建了一支英勇善战的西征军。
当时，清政府在甘肃、新疆一带的统兵大员多为腐朽昏庸的满洲贵族，他们平日里克扣粮饷、贪污成性，战斗时畏敌如虎，虚报战功。
部下则兵员冗滥，缺额甚多，战斗力很差。
面对这种情况，左宗棠首先整顿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的部队。
成禄早在1867年被命令率军进驻哈密为景廉后援，但他畏缩不前，借口粮运不济，滞留甘肃高台。
1870年9月阿古柏匪帮侵占乌鲁木齐，清政府严令成禄出关增援景廉，成禄却置若罔闻，滞留高台，克扣军粮，所部空额甚多，实际存兵不过五六营。
左宗棠严劾成禄，清政府将成禄革职拿问，其所部十二营经过汰弱留强，并成三营，归景廉节制调遣。
其次，左宗棠奏请清政府批准，对领兵督办兰州防务的穆图善部队进行整顿，只留下穆图善率领的吉林、黑龙江马队千余人，其步兵则概予遣散，以节虚糜。
此外，驻扎在新疆的景廉、金顺、文麟等部队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整顿，将景廉、金顺的部队汰弱留强，暂归并为25营，后来继续裁并为19营。
对于文麟的部队，除吉林、黑龙江马队外，其余一律裁汰遣散，以彻底解决冗员问题。
再次，左宗棠对其所指挥的主力湘军进行大规模整编，剔除空额，遣散老弱。
他规定凡不愿出关西征者一律遣送回籍，整编成军后不准擅离营伍，违者重惩。
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左宗棠严格整肃军纪，融洽军民关系。
他严令部队官兵不得骚扰百姓，违者严惩不贷，并宣布不许官长克扣勇丁粮饷，如遇此情事，准许勇丁“呼诉”，上级定然代为作主。
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左宗棠集结了一支约七八万人，由汉、回、满等族爱国官兵组成的士气高昂的强大部队。
这支军队的组建，反映了收复新疆、解放被阿古柏匪帮铁蹄践踏下的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是中华各族人民的共同期望和目标。
借钱出征，筹备军饷
西征需要大量的军饷，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
左宗棠所需的军饷总量巨大。
西征军共130营，官兵约七八万人，每年需要饷银600余万两，再加上出关粮运经费，每年总计需800余万两。
然而，甘肃和陕西两省显然无法提供如此庞大的军费。
甘肃每年丁粮收入仅20余万两，陕西的地丁收入也不过40万两。
因此，清政府命令各省协饷支应，包括山东、山西、四川、福建、浙江、广东、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等省份以及江海关、粤海关、浙海关等。
然而，这些协饷常常无法及时到位，再加上李鸿章为“海防”与左宗棠争饷，使得西征军饷问题更加严重。
面对这种困境，左宗棠采取了多种方式筹措军饷。
1874年冬，左宗棠上奏清政府，指出军需紧迫，要求苏、浙、粤三省督抚转饰关道出票，督抚加印，向洋商借款300万两。
1875年4月，他向怡和洋行借款100万两，丽如银行借款200万两，年息10.5%，期限三年，由各海关关税担保。
尽管如此，西征军饷缺额依然严重。
左宗棠在奏章中严正指出，如果各省不立即拨解西饷，军需无款支销，前途局势难以预料。
他还借商款60万两应急，但表示如果失信于商人，筹借之路将被切断。
他请求清政府允许借洋款1000万两，由各省关税收入分十年扣还。
清政府认识到西征经费若不解决，新疆收复无望，统治地位将动摇。
因此，户部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银200万两，并准许借用洋银500万两，各省提前解拨300万两，以足1000万两的军费。
1877年6月，左宗棠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500万两，年息10%，由各海关关税收入担保，分七年还清。
1878年，左宗棠再次筹措军饷，通过买办商人胡雪岩向华商借款，并设立乾泰公司。
最终，华商与汇丰银行各出175万两，总计350万两，解决了急需。
左宗棠因西征向洋商借款共六次，总额达1595万两，占西征军需总额的15%。其中1385万两，占借款总额的87%，用于收复新疆的军费。
在清政府财政困窘的情况下，左宗棠通过借外债来解决西征军饷的燃眉之急，体现了他在保卫边疆事业上的坚定决心和实际行动。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左宗棠在筹备西征新疆的过程中，除了军饷外，还面临军粮采购和转输的巨大挑战。
甘肃和新疆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大漠戈壁，地广人稀，加之兵燹之后，人民流离失所，土地荒芜，粮食采购与运输难度极大。
左宗棠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购粮和转运是西征用兵的关键，事关全局。
面对军粮采购的困难，左宗棠需要为七八万名将士每月提供400万斤军粮和50万斤马料。
湖广和四川的粮价虽然便宜，但运输成本高昂。
西征军帮办袁保恒建议主要从甘肃的凉州、甘州、肃州等地采购，并用骡车运输，左宗棠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甘肃在兵燹之后，生产尚未恢复，能采购到的粮食非常有限，强行搜刮军粮会导致“夺民食”，影响民生。
左宗棠强调，甘肃战乱十年，民间牲畜被抢，百姓苦于长期供应军粮，生产凋敝，无法持续支撑军需。
他告诫部属，不能因为军粮而造成民生困苦，否则“无民安有军食”。
在运输工具的选择上，左宗棠认为骡车不可行，因为骡车运载有限而消耗巨大，沿途无水无草，难以维持长途运输。
他指出，骡车运输的粮食往往还未到达目的地就已被骡马吃光。
因此，他认为关外砂碛之地应以驼运为宜。
驼能负重500斤，日行70里，食料需求少，适合在无水无草的环境中行走。
左宗棠总结道：“转运以驼为宜，次则驮骡，次则骡车。”这种运输方式符合西北的实际情况。
军粮的采购方面，左宗棠决定在甘肃采购一小部分，主要在化等宁夏、包头、归地采买。
此外，他还在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采购少量粮食，直接运往古城或巴里坤。
值得一提的是，俄军中校索思诺夫齐也协助左宗棠在俄境内的斋桑湖采购了部分粮食，运至古城。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876年3月，哈密存粮积贮达2000余万斤，古城和巴里坤各积贮粮食1000余万斤，俄国人索思诺夫齐运至古城的粮食约400万斤，巴里坤运往数百万斤。
通过多方努力和合理的运输策略，左宗棠有效地解决了西征军的军粮问题，为平叛战斗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不仅展示了他在战略筹划上的卓越能力，也体现了他对西北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应对之策。
左宗棠将收复新疆看作自己毕生夙愿，再次说上一句“左公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