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两度被捕敌怎样折磨都不屈服,出狱后被死死盯梢,十年无法出门

晚上回忆这百年 2025-01-07 11:38:34

谢用昭,1904年生,四川荣昌县石河乡(今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人。

1918年,谢用昭就读于县立高等小学堂十三班。驻防荣昌的军阀部队郭铭燕部士兵殴打学生,重伤多人,广大师生非常愤慨,组织请愿团到县衙门请愿,谢用昭被推为代表之一。在专横跋扈的军阀监兵面前,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令师生瞩目。

1926年,车耀先在川军罗仪三师担任团长驻防荣昌,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谢用昭经车耀先、裴紫琚(共青团员)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左派),积极参加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荣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7年春,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和地方军阀勾结,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向集会群众开枪镇压,打死打伤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数百人。

惨案消息传到荣昌,革命群众群情激愤,在中共荣昌支部的领导下,在荣昌南校场组织了抗议集会,声讨王陵基的罪行,并通电声讨反动的南京政府。谢用昭在这个集会上发表激昂演讲,揭露反动派的罪行,呼吁群众团结起来同反动派斗争到底。

在旧社会,各行各业都有行帮公会,统筹行帮有关的事益并举办一些公益事业。荣昌屠帮历来都很团结,许多乡镇的屠帮购置了一些店房来办屠工子弟学校。

在谢用昭的筹谋下,屠工帮会在全县宰杀的生猪中抽取部分经费,在火神庙办起了屠工小学,由谢用昭任校长。屠工小学校旗左上角有18颗五角红星,代表全县18乡镇。屠工小学的建立,使得在旧社会没有地位的屠工子弟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一举动深受广大屠工的拥护。

1928年冬,荣昌教育局为了控制屠工学校,派人接替屠帮自选的教育委员,受到屠帮的坚决抵制。谢用昭帮助屠帮取得了这一斗争的胜利,保持了屠工小学的自主地位,因此受到屠帮从业人员的尊重和信任。

1929年3月,为巩固组织,对付以后的外来干涉,谢用昭帮助组建全县屠帮大会,撰写并印发《荣昌县屠帮大会筹备处宣言》:“大局久变,党国失统,民权沦丧,军阀土匪乘势割据。……外侮频逼,内弊叠生,除纳税政府而外,另受地方土豪之苛取,以致生计沦落,凄惨呻吟……”

这个宣言把屠帮这样一个封建行帮组织赋予了反帝、反封建的新内容,谢用昭也成为荣昌屠帮大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9年春,荣昌县公安局长尹炟(即尹耀卿)勾结团练局长叶运鸿,擅自在屠宰附加税上每只猪加征银元2角,同时巧立名目对茶馆、食店、烟馆、栈房等一律征收重税,妄想购买和制造武器,拖起队伍投靠军阀,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

5月,在谢用昭的领导下,屠帮大会拟出“快邮代电”,要求取消增税决定。电文由谢用昭代表屠帮交与荣华石印馆印刷,呈文县府据理力争。被拒绝后,屠帮发动全县屠工举行抗议集会,罢工罢市。

5月18日,尹炟率众逮捕了石印馆负责人李荣登,19日又逮捕了屠帮会首谢兴发、张泽江二人。

捕人事件发生后,屠帮大会立即通知各乡镇派出代表到县城开会商定对策,200多到会代表集中住于县屠工学校和西街一家栈房里。代表们组成劳工请愿团、宣传队,印发《荣昌县屠帮劳工请愿团宣言》。

《宣言》称“我业屠劳工,贫寒彻骨,不能担此重负,何能隐忍承受,故处此积威之下,不能不作伸张民权之运动”,力斥尹炟横征暴敛,任意逮捕屠帮负责人张泽江、谢兴发的罪行,发动全县知名人士张春台等150人向全国各地发出快邮代电,揭露尹炟等罪行。

由于全县屠工罢工罢市,肥猪纷纷外流到比邻的隆昌县、内江县、安岳县、大足县、永川县等地,严重影响了全县屠宰税收入。

荣昌屠工罢工罢市的抗捐斗争得到县内外各界人士的有力支持,6月17日重庆《新蜀报》称:“荣昌县公安局长尹炟,勒抽肉税,激起屠工罢市,业志昨日通信,兹探将该尹局长,见公民亦起而反对,空气不佳,深恐影响饭碗,乃要求商会某君,出作调人,如屠商能照常营业,彼愿让步,仍照原案抽收。屠商已达圆满目的亦不愿走极端,昨全县屠商,已一律恢复营业。”

重庆的《商务日报》《民力日报》等都加以报道声援,此外还得到了省屠工会的帮助,荣昌地方反动势力自身的矛盾也因此激化。

罢工罢市到第6天,荣昌县政府只好同意屠帮大会的全部条件,撤销增税规定,释放被押人员。国民党荣昌县党务指导委员会就此“弹劾”荣昌县政务委员会,公安局长尹炟下台,苛捐停止,荣昌屠帮的抗捐运动取得了胜利。

荣昌县特支密切注意了抗捐运动的发展,从各方面配合和支持抗捐运动,并从中考察了谢用昭。1929年9月,吸收谢用昭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天荣昌县委成立,谢用昭任县委委员。

1930年,在党的领导下将屠帮大会改组为荣昌县屠工会,谢用昭担任主席并担任屠工小学校长。

屠工小学也因此成为党的活动基地,党的县委机关即设于此。屠工小学从教师到工友很多都是党的骨干。校长谢用昭、教导主任方曙霞、教师钟兆群、刘家和,工友刘家国等都是党员,教师夏体吾、谢明媛是共青团员。

6月,在“立三路线”推动下,四川全省将所有的党委会改组为行动委员会,准备在全省各地发动起义,配合全川各地十七路红军夺取成都、重庆、自贡等中心城市的计划。

7月,省委派程子健到荣昌指导工作,荣昌县委改组成行动委员会,县委5名常委扩大为9名,谢用昭为常委之一。程子健要求荣昌在此期间发动起义。

后经研究,认为当时荣昌党所领导的群众力量还比较薄弱,缺乏军事骨干,起义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决定在1930年南昌起义纪念日集中全县力量开展宣传工作,分别组成12个宣传队,每队负责二至三个乡,沿途口头宣传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所有的标语均由屠工小学印制。

8月1日凌晨,在全县许多重要场镇,出现了不少“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在荣昌引起了震动。2日,荣昌县政府派出大批军警搜查了荣昌男中、女中和屠工小学。搜查屠工小学时,在教师夏体吾房里搜出进步书籍,谢用昭、夏体吾二人被逮捕。

谢用昭在狱中坚贞不屈,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敌人拿不出谢用昭和夏体吾是共产党员的证据。荣昌当时属24军防区,谢用昭的胞兄谢伯凯在国民党24军当营长,他通过24军旅长李玉书、副旅长王学渊将谢用昭押解到内江释放。

出狱后,谢用昭请求调往苏区工作或去苏联学习,这个请求得到四川省委同意,但县委书记钟兆群认为谢用昭走后荣昌的工作无人能替代,于是谢用昭听从组织安排,继续留在荣昌工作。

1930年荣昌党组织负责人钟兆群调至川东特委工作。1932年川东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荣昌县委和川东特委、江巴中心县委失去联系。谢用昭、刘家国等同志千方百计到各地寻找党的关系,不久即和泸县中心县委建立了联系。

1932年以后,刘湘在全省普遍建立“清共委员会”,加紧了反共清共活动。曾任荣昌县委书记的钟兆群被捕后叛变,导致荣昌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1934年5月,曾代理荣昌县委书记的刘光明自首叛变,谢用昭再次被捕。

在狱中,无论是敌人的严刑拷打、软硬兼施,还是叛徒钟兆群、刘光明当面质证劝降,谢用昭都始终不承认自已是共产党员,严守了党的机密,不久获释。

在1934年荣昌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后,坚守共产党员气节的谢用昭、刘家国等多次共同商讨寻找党的关系。刘家国等人曾在贵州遵义和当地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了联系,但始终未能找到党的组织。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谢用昭和刘家国一起去重庆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找党,因没有组织手续未能接上组织关系。

两次被捕入狱后,谢用昭已成为敌人重点监视的人物,处境十分危险。为了摆脱叛徒、特务的监视和纠缠,谢用昭辞职离开县城,转到乡下隐蔽。

1938年春节,谢用昭的老同学胡阅江(中共党员)来访,一进厢房,抬头就看见门上贴着一副对联:“数着残棋江月晓,一声长啸海天秋。”他对谢用昭的心意明白了几分。

踏进谢用昭的寝室,胡阅江环顾四周,见书架上摆放的多是线装古书,不见新派刊物,于是有意地问谢用昭:“安天下,当前首要任务是什么?不打倒日帝,我们的天下,都象东北插上太阳旗了。”谢用昭义愤填膺地说:“想读书,想读书,就是想能够多读些理论新书啊!可是城里叶吞口(即叶运鸿)扭倒我盯梢,我几乎出不了门。”

1948年秋,中共荣昌地下党组织研究决定恢复了谢用昭的党籍。1949年12月荣昌解放,谢用昭参加了和解放军的会师大会及接管工作,不久到川东区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调川东行署作秘书,1950年9月调回荣昌县委统战部工作。

土改时谢用昭被错划为地主成分,下放回家,在接受群众斗争时,腰被打断,不能参加农村劳动。土改结束后,县长桂永厚帮助谢用昭迁移进城,安排在朱桥村小教书。

十年动乱时期,谢用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坚信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停地向有关部门写申诉信,希望有一天可以重新为党工作。

由于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他背负沉重包袱,积愤成疾,于1977年8月含冤去世。

1985年5月30日,中共荣昌县委经过复查,对原处理予以否定,恢复谢用昭1929年9月入党的党籍,并计算工龄。 202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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