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景岳
崔景岳，1911年生，陕西省旬邑县东涧村人，家庭贫苦。青少年时代，他受进步教师、共产党员许才升等人的影响，立志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5月6日，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党组织决定组织起义，派崔景岳、侯天佑、崔维俊等人提前潜入县城，与城内党组织取得联系，在起义队伍攻城时做内应。
7日，天刚麻麻亮，起义队伍到达坡头塬畔，崔景岳看见塬畔上火光升起，便和崔维俊几人互相掩护，手持斧头，冲到东城门下，砸开铁锁，打开了城门，起义的队伍涌进了县城。天近正午，起义队伍就控制了县城。当即成立了临时苏维埃工农政府，建立了红军渭北游击队。
国民党彬乾行署一面派兵镇压，一面用重金收买了起义队伍内部的败类刘兴汉等人。这些叛徒用造谣惑众、挑拨离间、威胁恐吓等伎俩，在起义队伍内部制造分裂，准备叛乱。
6月6日，天刚拂晓，叛乱分子逮捕了吕佑乾等起义领导人。8日，敌人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歧、王浪波等7人枪杀于张洪镇，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失败了。
与县苏维埃政府分配委员会委员长程百印、红军渭北支队第二连连长程双印、侦察队侯天佑等人一起，带领部分起义群众，转入山区，分散隐蔽，坚持斗争。 崔景岳亦在其中。
1930年冬，陇东驻军杨保城部在泾川办了一所军事学校，招收学员。崔景岳经党组织批准到该校学习。毕业后，被分到混成旅执法队担任司书。不久，党组织又调他离队返乡，与蒲玉阶等人组织了中共旬邑县委，使旬邑很快成为陕甘游击队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
1933年夏，中共陕西省委遭破坏。在白色恐怖中，崔景岳毅然冒着生命危险，从陕甘边区回到西安，与孙作宾、胡振家、余海峰等人建立联系，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由余海峰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
1934年春，魏光波受中央委派来到西安，将临时省委改为中共西安中心市委，代行省委职权，魏光波任书记，崔景岳任军委书记，负责兵运、军事工作。10月，魏光波遭敌逮捕，敌人继而又把崔景岳作为主要目标，进行追捕。
入冬后，党组织考虑到崔景岳的安全，调他到陕南勉县杨虎城部警卫团工作，任连司书。
1935年春，红二十五军转战陕南，崔景岳和张汉民等人研究迎接、掩护红二十五军的办法。此时，当局命令张汉民部尾追红二十五军。部队即以“尾追”为名，实施掩护行军。在行军过程中，崔景岳因脚被刺伤，难以行走，掉队在后。
谁料，就在这时，因联络不畅，张汉民部与红军发生误会，在柞水县九间房发生冲突，张汉民遇难，许多共产党员牺牲。陕西党组织在困难时期，又受到了一次严重损失。少数逃出来的同志见了崔景岳放声大哭，悲痛欲绝。
这年夏，又一次成立了中共陕西临时省委，高克林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
193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秦邦宪在谢华家召集干部会议，宣布重新成立中共陕西省委，贾拓夫任书记，崔景岳任秘书长。
其时，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正在形成，部分同志对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对斗争策略、政策的变化想不通。崔景岳写了《谈谈斗争方式的转变问题》等文章，指出国共合作以后，党在群众斗争中应该始终起到核心领导作用。
1939年冬，中共中央决定派正在延安学习的崔景岳担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开辟宁夏地区的工作。
12月下旬，崔景岳和王博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来到宁夏，与原中共宁夏工委书记李仰南接交了关系。之后，他到银川、叶盛堡、宋澄堡、黄渠桥、石嘴山等地了解情况，研究开展工作的具体办法。
经过调查，他确定工委机关分别设在宁朔县的宋澄堡小学和小坝小学。宋澄堡小学的校长是中共党员马云泽。崔景岳住在这个学校，公开身份是商人，并兼任该校教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工委在银南、银北十几个点上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组织，在教育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工作。
1940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崔景岳在小坝小学主持召开中共宁夏工委会议。会议研究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结合的问题，确定一身份暴露的党员迅速调回边区，使党的组织尽快由半公开转入秘密活动。
会后，崔景岳和其他同志分头到各地传达这次会议精神，按照会上的决定布置部分同志撤离宁夏。他到中宁县三道沟小学找江生玉谈了话，通知他抓紧做好撤退准备工作，还密写了一份给边区党委的报告，交他带到延安，并再三叮嘱：“半个月内务必动身，如果届时走不了，就把报告烧了。”
江生玉回到家乡中宁县恩和堡后，把报告夹在一个账本中，锁在抽屉里，延误多日，既未动身去延安，也未将报告销毁。
4月13日，崔景岳正在吃晚饭，马云泽推门进来，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交给崔景岳。信中简要地写着：“星期六到省城（指银川）来一趟，有重要事商量。”信尾落款是杜琳。崔景岳看信后，打扮成商人，带着马云泽开的证明，骑着自行车上了路。
崔景岳到达省城按照预约与杜琳接头。一会儿，杜琳匆匆地从学校赶来，报告了准备发展党员的情况。崔景岳和杜琳接触过几次，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在杜宅住下。
谁料，当夜12时左右，他刚刚睡下，宁夏省党部调统室主任马孝贤、中统特务李郁华带领20余名宪兵冲入杜宅，将他和杜琳一起五花大绑，押往了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
马效贤和军警联合督察处主任高中第首先提审杜琳。杜经不起严刑拷打，承认自己是抗大学生、中共党员，直接领导人是李仰南，崔景岳是李仰南给他介绍的。接着，敌人连夜审讯崔景岳。
敌人从他身上搜出马云泽写的采购教具的证明后，厉声问：“你是干啥的？”
“我是商人，宋澄堡小学的义务教员。”
高中第根本不信，又问：“那你和姓马的是什么关系？”
“我们是同学。”
马孝贤气急败坏，命令给崔景岳上刑，压杠子的人由原来的2人一直增加到6人。崔景岳痛昏了过去。打手用冷水把他喷醒，继续逼供，崔景岳仍拒绝回答。敌人又令打手把他吊在审讯室外的柱子上，用皮鞭抽打，崔景岳再次痛昏过去。
根据杜琳的招供，徐宝璋带领宪兵先后去宋澄堡、董府、中宁、同心等地抓人。江生玉被捕，在敌人的酷刑威逼下叛变了革命，不但供出了崔景岳是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而且还供出了崔景岳让他给延安送的密信，敌 如获至宝。
但密信是一张白纸，看不到上面写的是什么。敌人逼问崔景岳，用什么方法显字。崔景岳沉吟片刻，说：“我给你显字！”
但敌人狡诈，不肯把信给他，只是接连问：“用什么显字？”“用五倍子水。”敌人拿来五倍子水，先将信的一角试了一下，纸角立即变成了黑色。敌人勃然大怒。
后经叛徒招供，敌人将碘酒涂在密信上，字迹显现了出来。案情由此迅速扩大，特务按密信中提到的地点，四处抓捕我党员和进步青年。
在叛徒招供的第三天，敌人命令叛徒与崔景岳当面对质。敌人拿出一份名单，要崔景岳辨认哪些是中共党员。崔景岳拿起毛笔，把敌人四大厅八大处的头面人物，用笔圈了不少。特务们接过名单一看，暴跳如雷，立刻把他吊起来，各种酷刑轮番上，但有关宁夏党组织的情况从他嘴里掏不出一个字。
一天，牢房里关进来几个从边区来的老乡。通过交谈，崔景岳肯定他们都是定边的商人。于是，问能不能帮助捎信到边区，这几个人答应了。
5月14日下午，崔景岳给边区党委和三边分区负责人写了一份简短的报告，汇报了宁夏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斗争的情况，还写道：“现在在生死关头和各种卑劣的威胁中，我当然抱定最后牺牲的决心。请将此事告知中央……”
5月22日，崔景岳被转押到宁夏第一模范监狱，与他一起被转押的有孟长有、马云泽、白玉光、王博等人。
牢房阴暗、潮湿，臭气熏人。崔景岳想着如何教育和组织同志们坚持长期的狱中斗争。他和大家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狱中党支部的任务是，进一步与敌人斗争，设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保护好身体，以利再战。
党支部建立后，组织开展团结难友，争取自首分子，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的政治斗争。狱中同志团结一致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的动摇自首分子也逐步坚强起来，拒绝在敌人写的“反共宣言”上签字。
如杜琳，有严重的自首叛变行为，后来在同志们的影响下，也有很大的转变，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名，敌人只好给她锁上脚镣带下去，并把崔景岳单独押起来，不准与其他难友见面。
崔景岳从所发生的脱党叛党的行为，看到了党的工作中的薄弱环节，认识到对党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还从思想上、生活上关心每一个难友，注意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影响和带动他人。
为了坚持斗争，他带头吃霉味熏人、有老鼠粪和沙粒的饭食。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促使同志们尽快恢复体力，他托人变卖了自己的自行车，用这笔钱在外面买些馍馍、饼子，让大伙充饥。
冬季，阴湿的牢房寒气逼人，他召开狱中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帮助衣着单薄的难友过冬。他东拼西凑，共凑了20几块钱，托人从外面买回了10余斤羊毛。难友们齐心动手，很快大家都穿上了毛袜。随后，衣服单薄的同志又穿上了毛衣、毛裤。多余出来的毛衣，他们还托人捎出去变卖。难友们的生活有了一点改善。
“监狱热”流行后，有些同志先后染病，整天昏昏迷迷，生活不能自理。崔景岳和马云泽日夜轮流守护，精心照料病友，与大伙全力挽救奄奄一息的战友。
他刑伤严重、步履艰难，仍带领难友们做“狱中早操”。早操完毕，组织大家学习狱中仅有的书刊。崔景岳自觉文化程度低，还主动请孟长有给自己教数学。
尽管不止一次地传出他将被判处死刑的消息，他却漠然置之，团结难友与敌人不懈斗争。大家都赞誉他为“狱中的阳光”。
得马鸿逵，特务高中第、马孝贤最后一次找崔景岳“谈话”。
两个特务说：“这是给你最后一次认错的机会，现在认错还不晚。崔景岳，你心里要放明白些！”
崔景岳淡然回答：“我没错，向你们认什么错？”
马鸿逵得到报告，立即密令：“将崔景岳活埋！”
1941年4月17日深夜，监门上的铁锁打开了，狱卒高喊：“提崔景岳、孟长有！”难友们预感到不幸就要发生，紧紧地围住两人，急切地问：“还有什么话要说！”
崔景岳一字一板地说：“话我都说过了。以后就剩你们了，要按我们过去说的坚持下去。”
刚出牢门，崔景岳停下来脱下了棉袍。高中第上前假惺惺地说：“天气冷，穿上吧！”崔景岳说：“我只冷这一回，他们更需要！”转回身，抱着棉袍走向牢房。狱中的同志们伸出双手接过棉袍，含泪目送亲爱的战友。
崔景岳身上仅着一件单褂，走在寒风中。没一会，敌人又押来一个人，他叫马文良，中共党员，三边回民工作团团长。三位战友，在凄厉的风声中走向刑场。
刑场在自新门外。三人走到离土坑四五米时，高中第问：“崔景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崔景岳沉思片刻后说：“人活百岁，总有一死。我今天的死，虽不得其时、其地、其所，但却死得其值。你们不为民族着想，不为抗日着想，却要积极反共，屠杀共产党人。你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扪心自问……”
“住口！”高中第吼叫起来。 敌人的大棒，朝崔景岳猛击过去。
这一年，崔景岳30岁。
1991年，银川市人民政府将城区十三小学（在三烈士就义地）命名为“景岳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