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他被开除党籍后，周总理直言：他顶多是脾气暴躁，怎可能反党呢？
引言：
世人皆知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下党电台工作艰险万分，却不知在那个年代，有这样一位被称为＂木匠＂的地下工作者，靠着一双巧手，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是周总理的老朋友，毛主席也对他委以重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老同志，却在1962年被人诬陷反党，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能让周总理在得知消息后立即为其鸣不平？这位神秘的＂木匠＂，又有着怎样传奇的革命生涯呢？
一、少年学艺：从贫苦木匠到革命先锋
1903年，在浙江省诸暨县店口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涂作潮出生了。那时的店口镇，是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小镇，镇上有不少手工业作坊，其中就有几家木器店。13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揭不开锅，涂作潮被送到镇上最大的一家木器店当学徒。
店主姓金，是个有名的老木匠，手艺精湛，脾气却不太好。涂作潮刚到店里时，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先要打扫院子，然后烧火做饭。做完这些活计，还要跟着师傅学木工活。那时的学徒生活，讲究＂三年学，三年帮＂，头三年基本上就是打杂、看活、帮忙递工具，连刨子都摸不着。
世人都说＂养不活的孩子早当家＂，涂作潮就是这样。他不但勤快，还特别机灵。有一次，师傅正在给一户大户人家打家具，涂作潮发现师傅画的图样有个地方不太合适，但又不敢直接说。他就借故打扫地面，把木屑扫到那个位置，让师傅注意到了问题所在。师傅一看，果然发现了图样的不足，从此对这个小徒弟刮目相看。
1919年，涂作潮已经成了店里的好把式。那时候，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诸暨县的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一天，涂作潮在送货路上，听到几个织工在谈论工人运动的事，这让他第一次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不久后，镇上的一家纺织厂发生了工人罢工。当时只有22岁的涂作潮，已经是木器店的主要工人，他看到纺织工人的遭遇，想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便主动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识字的优势，帮工人们写宣传标语，在罢工现场慷慨演讲。
让人没想到的是，涂作潮的一番话竟然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当时负责联络的同志找到他说：＂你小子，不光手艺好，嘴皮子也利索，要不要干一番大事业？＂就这样，涂作潮开始接触革命活动，并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的浙江，正是革命形势最紧张的时候。组织上发现涂作潮不但身手灵活，而且头脑聪明，便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1927年春天，涂作潮跟随地下党的交通员，辗转到了上海。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他还在一家木器店临时打工，没想到这段木工经历，后来竟成了他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掩护。
终于有一天，组织上通知涂作潮，让他化装成商人，搭乘一艘开往海参崴的货轮。就这样，这位年轻的木匠，踏上了改变一生的革命征程。谁能想到，这个昔日的木匠学徒，日后会成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功勋卓著的电台专家呢？
二、技术革新：巧手匠心助力革命
在伏龙芝军事联络学校学习期间，涂作潮的木工技艺意外地派上了大用场。1927年冬天，学校的无线电实验室里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台重要的发报机外壳严重损坏，而当时苏联的工厂因为生产任务繁重，新的外壳至少要等三个月才能到货。
这台发报机是用于训练的关键设备，不能耽误这么长时间。一位苏联教官得知涂作潮曾是木匠后，让他试着用木头制作一个临时外壳。涂作潮用了两天时间，不但做出了一个结实的木质外壳，还在其中巧妙地设计了散热槽，解决了设备过热的老问题。这个木质外壳一直使用到新外壳到货，竟然比原装的金属外壳更实用。
1928年底回国后，涂作潮被派到上海工作。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急需一批小型电台，但受限于经费和材料短缺，迟迟无法解决。涂作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把日本生产的普通收音机改装成发报机？
他找来一台便宜的日本收音机，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只要更换几个关键零件，增加一些简单电路，确实可以实现发报功能。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隐藏这些改装痕迹。这时，他的木工技艺又派上了用场。他专门设计了一个双层底板，将改装的电路巧妙地藏在夹层中，从外表看完全是一台普通收音机。
这种改装收音机很快在地下工作中得到推广。当时的日本收音机在租界里很常见，携带这样的＂收音机＂出入根本不会引起敌人警觉。据统计，仅在上海一地，涂作潮就改装了十多台这样的电台，为地下工作提供了重要的通讯保障。
1930年，组织上交给涂作潮一个更具挑战性的任务：研制一种便携式小型电台。当时的电台大多体积庞大，不利于秘密工作。涂作潮根据实战需要，提出了＂交直流两用＂的设计思路。他在木工房里秘密工作了近两个月，终于做出了一部5瓦的小型电台。
这部电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两用＂性能。在城市里可以用交流电，到了农村可以改用电池供电，而且整个切换过程只需要简单调整几个开关。更巧妙的是，他把电台装在一个普通的木匠工具箱里，上层放着锯子、刨子等工具，下层才是电台的核心部件。这样，即使遇到敌人检查，也可以伪装成一个到处找活干的木匠。
这种小型电台的成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31年，毛主席指示将这种电台推广到各个革命根据地。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运输，涂作潮特别设计了一套＂分拆运输＂方案。他把电台的关键部件分别藏在各种木制家具中，由不同的同志分批运送，最后在目的地组装。这个方案极大地提高了电台运输的安全性。
到1932年底，涂作潮设计的这种小型电台已经在江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多个革命根据地投入使用，成为了党的地下通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隐蔽战线：木匠掩护下的电台密令
1935年初，涂作潮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在西安建立一个秘密电台站，负责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通讯联络。当时的西安虽然由杨虎城将军控制，但依然存在众多国民党特务，情况十分复杂。
为了掩护身份，涂作潮在西安城南开了一家木器店，取名＂民生木器店＂。这家店的布局很有讲究：前店后院，院子里有个偏僻的工具房，专门用来安放电台设备。每天白天，他都像普通木匠一样做些家具，晚上则在工具房里进行秘密通讯工作。
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形势愈发紧张。一天深夜，涂作潮正在进行例行通讯，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国民党特务怀疑这个地方有共产党的电台。涂作潮立即启动了早就准备好的应急方案：迅速拆掉电台，将零件分别藏在各个未完工的家具中。等特务破门而入时，看到的只是一个正在加班赶制家具的木匠。
特务检查了整个院子，甚至把工具房翻了个底朝天。他们看到墙角堆着的几件未完工的家具，其中一个柜子引起了注意。一名特务掏出手电筒仔细照看，发现柜子的背板有些异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涂作潮说：＂这是给城东李员外家订的衣柜，明天就要送货了，可不能碰坏了。＂这句话暗示对方这是重要客户的货物，特务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得悻悻离去。
类似的惊险时刻还有很多。1937年春天，一位自称是富商的客人来店里订购一批家具。这人举止可疑，经常无故打听店里的情况。涂作潮立即向组织汇报，经过调查发现此人是国民党特务总部派来的密探。为了避免暴露，涂作潮不得不暂时关闭电台，改在城外一个窑洞里继续通讯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涂作潮的工作更加繁忙。当时国共合作已经建立，但双方的互信程度仍然有限。涂作潮的电台成为了联络的重要纽带。他设计了一套特殊的通讯方案：将重要情报用特制的胶水写在家具的暗层里，等家具运到目的地后，用特定溶剂才能显现出字迹。
1938年底，一批运往延安的家具中隐藏着一份极其重要的情报：日军即将对陕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详细计划。这份情报是国民党内部人士冒险提供的，必须尽快送到延安。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涂作潮采用了＂多线联动＂的方式：除了将情报藏在家具中，还通过电台分批发送了同样的内容。最终，这份情报及时送达延安，使八路军得以提前做好准备。
1939年初，由于工作需要，涂作潮被调往重庆。临行前，他将所有的通讯设备和密码本都藏在了一批即将运往延安的家具中。这些设备后来在延安建立了新的通讯站，为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持。
四、冤案风波：蒙冤十年终得雪
1962年的一天，一份署名＂群众来信＂寄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中指控涂作潮在西安工作期间，曾与国民党特务有不正当往来，涉嫌向敌人泄露党的机密。这封信像一颗重磅炸弹，在相关部门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时正值＂反右倾＂运动高潮，一些人主张立即展开调查。很快，调查组就到了涂作潮所在的通信部门。调查人员翻出了1936年的档案，发现当时确实有几位自称富商的人经常出入涂作潮的木器店。这些表面证据，加上当时的政治氛围，使得调查走向了对涂作潮不利的方向。
1963年初，一份关于涂作潮＂里通外国＂的调查报告出炉。报告列举了三项主要＂罪状＂：其一，在西安期间与多名可疑人士频繁接触；其二，在重庆工作时曾收受外国商人的礼物；其三，解放后仍与台湾某些人士保持书信来往。
这份报告一经上报，立即引起了更大范围的调查。一些与涂作潮共事过的老同志被反复询问，甚至连他在苏联学习时的经历也被重新审查。在这种情况下，涂作潮被停职检查，党组织关系被暂时冻结。
事情很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耳中。周总理当即表示：＂涂作潮同志我是了解的，他顶多是脾气暴躁些，怎么可能反党呢？＂周总理随即责成有关部门重新调查此事。
新的调查发现，所谓的＂可疑人士＂实际上都是地下党安排的交通员；＂外国商人＂赠送的礼物是一套用于改装电台的工具；至于与台湾的＂通信＂，不过是他给留在台湾的堂弟寄去的几封问候家书。这些所谓的罪证，在重新调查后都不攻自破。
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形势，涂作潮的问题并未得到及时平反。他被调离原来的岗位，改任一个普通的技术顾问。这一干就是十年。在这期间，他始终坚持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继续钻研通讯技术。
直到1972年，中央专门成立工作组，对涂作潮案进行全面复查。工作组找到了当年在西安、重庆等地工作的多位地下党员，他们都证实涂作潮确实是在执行组织任务。特别是一位曾在西安工作的老同志提供了一份重要证据：1936年涂作潮发现特务侦查电台的紧急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他如何在险情中保护电台和重要情报的经过。
1973年春天，中央正式为涂作潮平反。在一份措辞严谨的文件中，不但澄清了各项不实指控，还特别肯定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通讯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涂作潮的党籍得以恢复，并被任命为通讯部门的高级顾问。
五、晚年岁月：传承通信技艺
平反后的涂作潮并未选择安享晚年，而是全身心投入到通信技术的研究和传承工作中。1974年，他受邀到北京通信研究所担任技术顾问，专门负责指导年轻一代的通信工作者。
在研究所的工作中，涂作潮特别注重将革命战争年代的实战经验与现代通信技术相结合。他经常向年轻同志讲述地下电台的工作经历，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当时的技术难点和解决方案。1975年，他组织了一个特殊的实验：让学员们在复杂环境下架设便携式电台，模拟战时通信条件。这种实战式的教学方法，使得许多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具体。
1976年，涂作潮开始整理早年的技术笔记。这些笔记记录了大量独特的技术创新，比如如何用最简单的材料制作天线，如何在电源中断时紧急供电等。他将这些经验编写成教材，专门用于培训通信专业的学员。这份教材后来成为了通信院校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7年，一个特殊的项目引起了涂作潮的关注。当时，边境地区的通信工作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在恶劣天气下保持稳定通信。涂作潮根据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提出了＂多点联动＂的方案。这个方案在实践中证明非常有效，被推广到多个边境地区。
1978年，涂作潮参与了国家通信网络改造工程的技术咨询工作。在讨论方案时，他特别强调要保留和完善应急通信系统。他说：＂和平时期也要未雨绸缪，重要的通信枢纽必须有备用方案。＂这一建议被写入了最终的工程规划中。
1979年，涂作潮开始编写回忆录。这本回忆录不是一般的自传，而是一部详细记录革命战争年代通信工作的技术史。他用大量篇幅描述了当时使用的各种通信设备，以及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保持通信畅通的各种办法。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后人研究革命战争时期的通信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1980年夏天，已经76岁的涂作潮仍然坚持每周到研究所指导工作。这一年，他特别关注农村通信网络的建设问题。他建议在农村推广小型通信站，并亲自设计了一套简便易学的操作规程。这个建议很快在农村地区得到推广，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的通信条件。
直到1981年去世前，涂作潮始终没有停止对通信技术的研究和改进工作。他生前整理的最后一份技术档案，是关于如何在极端条件下建立应急通信网络的详细方案。这份方案后来被列入国家应急通信预案，成为重要的技术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