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曾是二战之后参与国家最多、备受世界瞩目的一次国际性局部战争，而这场战争还有史上历次战争都不具备的一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交战双方在战场上拼死搏杀的同时，距离战场不远处的谈判会场上还在进行着停战谈判。
如此一来，边打边谈、时打时谈、谈谈打打的状况整整持续了2年零17天，占据这场战争时间的三分之二还多，其中症结早在1951年就被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
“我们认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超前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事实上，左右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进程的主要因素的确在美国那边，可这并不意味着由中朝苏三方组成的社会主义同盟就是铁板一块，尤其是看似唇齿相依的中朝高层还在停战谈判中屡屡出现分歧。
熟悉这段战争史的人们都知道，彭德怀是在毛主席、金日成的双向压力下指挥战争的，周总理在停战谈判过程中坚守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毛主席则展现出了杰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而这一切的背后，很大原因都来自于中朝高层在停战谈判中的分歧，值得身为后人的我们仔细了解并引以为戒。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战线得以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战局因此进入胶着状态，而美国统治集团深刻认识到先前完全侵占朝鲜半岛的设想已不可能实现，再加上无底洞般的战争消耗也严重影响到美国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由此，1951年5月，美国通过苏联驻法、德两国外交官表达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
至于中朝方面，我国领导人已经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与美国表明谈判意向的同时，毛主席也在征求苏联与朝鲜在“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方面的意见统一，斯大林对此表示认可，可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明显对谈判存有戒心，而这正是中朝高层在停战谈判中第一个重要分歧。
虽然朝鲜高层此后并未公开、直接表明不认可的态度，向来神采奕奕的金日成还是变得极为沮丧，甚至认定毛主席力荐停战谈判“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
此外，在金日成等朝鲜领导人眼中，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为了能够达成停战协定对美国有些过分宽容和让步且未能及时、充分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
“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出这种让步！”
这是金日成当年私下里对朴宪永的吐槽，好在，最终朝鲜方面也从客观角度意识到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层面的必要性，中朝双方没有因此产生太过明显的分歧。
时间来到1952年下半年，就在谈判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之际，板门店停战谈判却意外陷入僵局，问题竟然集中在了毛主席预判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在此之前一段时间里，中朝对于是否持续战争的态度已然发生逆转。
换言之，当初主张停战谈判的毛主席开始主张继续战争，且在和平谈判问题上绝不让步，而朝鲜方面却变得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战事一经结束，就要遣散所有战俘回原籍国，可美国谈判代表却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愿遣返原则，即“一换一”方式。
按照1951年12月18日双方交换战俘名单显示，中朝方面被俘132474人，其中志愿军20720人，联合国军被俘11551人，其中美军3139人，显而易见，如果按照“自愿遣返”原则，中朝方面将会处于不利地位，自然应该摆出断然拒绝的态度，对此，朝鲜却一改先前极为强硬的态度。
早在1952年初，金日成就产生了一个想要牺牲中国利益的想法，在他看来，中朝在战俘问题上纠缠下去并不值得，尤其是志愿军被俘的大多数都是先前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在政治上并不可靠，为了这些人将朝鲜继续置于巨大的战争牺牲下是不合理的。
换言之，朝鲜此时极力促成停战协定的签署就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实际利益损失最小化，至于盟友中国的切身利益却变得无关紧要，毛主席对此极为抵触，对于中国战俘无法回国这件事，我国领导人自然是无法接受的。
7月15日，金日成劝说毛主席接受美方条件，以此实现立即停战的目的，毛主席立即通过电报对其进行力劝，与此同时，毛主席继续表明中国将继续竭尽全力保证帮助朝鲜渡过难关，并要求金日成对战俘处理问题征求斯大林的建议。
此后，面对金日成在信中展现出的不满及诉求，斯大林还是明确表示认同毛主席的看法，并认定中国在停战谈判中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建议朝鲜对此付出更多的毅力和耐心。
直到斯大林去世前，金日成的确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就在停战协定签署之前，中朝高层再度因为是否立即签署问题发生了最后一次分歧，原因便在于李承晚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签署。
1953年3月，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反而在毛主席的支持下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直到7月27日，停战协定才得以正式签署。
以上就是中朝高层当年在停战谈判中发生的几次分歧，而这也突显了中朝苏高层领导人在世界格局面前眼界宽阔与否的巨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