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下午，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上，邓公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一重要讲话。

这篇讲话稿直到当天下午2时才算最终敲定下来，在此之前，邓公与胡乔木、于光远等工作人员展开过多次探讨与修改，在当事人眼中，整个修改过程绝非简单的改稿子，而是邓公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一次“头脑风暴”。

在讲话中，邓公还曾向与会众人做出嘱咐：“有些人不能重用！”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如此嘱咐主要针对的是十年动荡后我国干部队伍不纯，甚至导致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旧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邓公在会上的讲话原文如下：

“特别是选拔新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完全为了私利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不能重用。看风使舵、出卖灵魂、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从整篇讲话来看，邓公此言主要涉及当时亟待解决的“拨乱反正”问题，由此，不少人也因此忽略了这位新中国领导人的另一大贡献，便是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

就在这场会议之后，我党上下长期存在的政治生活弊端被逐步解决，，还有很多政坛后起之秀逐渐发挥出光与热，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邓公的那句嘱咐也逐渐成为现实。

先来看“有些人不能重用”方面，最有名的就是当年陈云在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前的一次重要发言。

“当前，思想僵化，林彪、‘四人帮’的极左倾向依然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作怪。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甚至背后传统，两面三刀，制造混乱。比如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四位同志，就是这样的人。这四位同志继续留在中央政治局，对党的形象极为不利！”

陈云如此发言，与当年邓公主张“真理大讨论”与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之间的强烈反差有关，此外，随着时局发展、思想解放进程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两个凡是”存在的巨大弊端。

就在此后，原本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华国锋逐步完成卸任，前面提到的几位中央领导人也逐步淡出政坛，以邓公为首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得以及时组建，也为新中国的转型与发展争取到了重要的时间与空间。

当然，以华国锋为代表的“过渡式领袖”们，在十年动荡最后阶段的确做到了不辱使命，唯一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主政思想，面对新时代的考验，政治生涯也只能止步于此了。

接下来就是邓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主导的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一方面，他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进一步解决了“有些人不能重用”的情况，另一方面，他设计的新老交替制度为新中国行政体制发展带来了新生。

首先是对行政机构的改革。

1980年，邓公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一些行政机构的糟糕工作状态进行了严厉批评。

“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履行，相互推诿，以至官气十足，这些情况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1982年1月，他再度提出，精简机构将会是一场新的革命，不单是对人，更是对体制的革命，从那之后，党中央及国务院机构改革工作正式拉开帷幕。

其次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公及多位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多次强调领导队伍要克服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问题。

1980年8月，邓公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不但对现存痛点问题做出批评与分析，还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改革意见，直到1982年正式确立“老干部退休制度”后，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情况也得到了有效废止。

此外，在党的十二大上，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提出后，为更多的时代青年才俊抛出了橄榄枝，先前陈旧的干部队伍得以注入大量新鲜血液。

第三是中央与地方行政机构的权限调整。

整个过程历经扩大、收缩、再扩大、再收缩的曲折过程，可先前中央高度集权管理体制带来的弊端也被逐步清除，此举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深层的行政保障。

最后就是行政法治的建设。

从这一点来看，邓公曾经嘱咐的“有些人不能重用”的问题，何尝不是主政者法律意识淡漠、受法律管束不足等弊端的综合后果。

80年代末，《行政诉讼法》的正式颁布，政府具体行政行为被纳入司法审查范畴，也标志着新中国行政法治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最重要的是，有如十年动荡期间屡见不鲜的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完全为了私利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领导作风将会从根源上得到震慑与遏制。

此时再来回看邓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那句“有些人不能重用”的嘱咐，朴实无华却用意深远，最重要的是，邓公不但对全体领导人进行告诫，也在方方面面改革开放的路上做出了精细部署。

所以说，世人常以为邓公毕生最高的政治成就一定是推动新中国经济腾飞，殊不知，有关于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同样深度彰显出他的治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