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国人最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可文革的腥风血雨还在继续，这件未尽事注定是老人家此生最大的遗憾。

多年来，不少人对文革中的周总理都倾向于“相忍”、“违心”这样的评价，甚至对邓公做出的客观评价都有着很深的误解。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那时候，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不难看出，人们对文革中的周总理有误解，多半源于那些“违心的话”、“违心的事”，殊不知，他在这背后不断展开的抵制与抗争，至今都不被外界熟知，唯有了解这些往事与细节，我们才真正能够认识这位甘心隐忍克己、为国为民的好总理，笔者将对此一一讲述。

首先是他当年对于革命干部的全力保护，早在文革初期，周总理就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深知凭借一己之力阻止文革已是天方夜谭，“想办法保护革命干部”就成了最初周总理心中减少我党损失的唯一途径，他的抗争与抵制就是从此开始的。

借由请求毛主席保护章士钊一事，周总理借题发挥开出了一份大范围保护名单，从宋庆龄、郭沫若等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到部分党内高级干部，保证了这些人在文革中只受到较小的冲击，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势力危害的蔓延。

尤其对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当时对贺龙、朱德、陈毅等老革命的迫害，周总理的保护态度不但坚决且毫不掩饰。

“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

“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我将前往陪斗！”

“谁要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就连当年一大批地方干部都是在周总理的全力保护下才得以免受无妄之灾，如宋任穷、张平化、江华、陈再道等人，而这仅仅是他抵制与抗争的开始。

从国家发展角度来看，尽力保全革命干部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极左势力、挽回极左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同时，竭尽全力扭转毛主席的错误观念才是当务之急，对此，周总理付出的艰辛努力超乎想象。

1966年10月，就在毛主席认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口号后，周总理果断提出反对意见，哪怕毛主席对此不为所动，他依旧明确表示保留意见。

这是周总理在文革中第一次明确反对毛主席的意见，从时间节点来看，他的公开抗争早在文革初期就开始了，绝不是曾经很多人认为的“多年明哲保身”。

此后，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据理力争、在刘少奇及陶铸问题上同“左”的势力针锋相对、在思想及政治路线上坚持批判“极左”思潮、全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基本秩序与基本稳定，想解决这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是难于上青天的存在，可周总理却能凭借一己之力尽最大可能扭转着局面，当年的他也用一句话真切地表明了自己的决然心境。

“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苍天不负有心人，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林彪的叛逃与惨死让“左”的势力严重受挫，周总理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有利时机，一方面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一方面继续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严正斗争，所有的努力都为争取尽快结束文革浩劫，将党和国家发展进程拉回正轨。

文革初期竭尽全力保护革命干部，可贺龙、刘少奇、彭德怀等重要领导人的结局无不让周总理痛心疾首，他很清楚，尽快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一刻不能耽搁，为逝者昭雪、为生者平反都在他的步步为营下艰难开展着，叶帅还曾为此深情赋诗。

“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至于在文革中惨遭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近乎瘫痪的文教、科技工作，周总理也曾尽全力进行挽救与扭转。

早在文革初期，他就通过制定《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倡导过“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等等理念，虽说中央文革小组对此极为抵制，可周总理的努力绝不能因此被忽视。

1972年至1973年，周总理的一系列整顿与改革，不但明确了自己对于文革的抵制与抗争态度，还激发了国人抵制文革的勇气，最重要的是，他将党和国家的权力在事实上重新交到邓公等一批老革命手中，也为1975年全面整顿创造了先决条件。

看到这里，我们才能从全局角度看清周总理在文革中展开抵制与抗争的这盘大棋，与很多宁折不弯的老革命有所不同，他能够审时度势选择最有利的抗争态度，那些“相忍”与“违心”之举都是真正的运筹帷幄，这样耗费心神的斡旋才是最为辛苦的。

正如开篇邓公所言，周总理的保全自身是在给所有深陷危境无法自拔的革命干部们留下最后的希望，也为党和国家重回正轨保住了一条秘密安全通道，为此，他的隐忍克己才最应得到理解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