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引言：

晚清这一段历史，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只有短短七十二年，并不算长。

然而，在这七十二年中，涌现了无数杰出人物，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今天。

林则徐与左宗棠，便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

如果研究二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这二人在一生中，仅仅于1849年冬见过一面。这次见面，林则徐就将自己生命中最后一件大事“抵御沙俄入侵，维护新疆完整”，郑重地托付给了左宗棠。

这件历史事件，史称“林左湘江夜话”。

该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极大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历史走向与地缘政治格局。

不过，有一个很令人奇怪的问题是：林则徐一生中，在1849年以前从未见左宗棠这个人，晚年致仕退休时才绕道湖南，在湘江上与左宗棠见面。正是这次见面，林则徐将他在新疆所收集的军事、地理、舆情、英俄军政情报等全部献给了左宗棠。

此时的左宗棠无职无权，也无军事实践，只是湖南湘阴一位在籍举人，林则徐凭什么这么信任他？

万一林则徐所托非人，看走了眼怎么办？那林公晚年在新疆一事上的心血，岂不是要付之东流了吗？

笔者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往事与事物发展的逻辑，从而揭秘林则徐在临终前将新疆大事托付与左宗棠是一次历史的胜利。

同时，也让我们后人感受历史上这位“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其伟大的人格与穿透历史的深邃目光及远见卓识。

1849年，林则徐晚年致仕回籍，绕道到湖南，只为与左宗棠见上一面；

1849年冬，湖南长沙如往日一样平静。绕城而过的湘江，水清如炼，不时有一些来来往往的商船，满载货物，从江面上驶过。

此时，离太平军起事还有一年的时间，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有七年多了。

地处内陆的长沙，老百姓的生活一切如常，只有少数一些有识之士感受到了国家潜在的危机与不安。

这年的十一月，即道光二十九年冬，有一艘官船从湘江上游驶来，停靠在了湘江岸边朱张渡口。

湖南的官场很快得到了消息，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官声卓著、名满天下的“禁烟英雄”林公林则徐。

这消息如一枚重磅炸弹，在长沙及周边讯速传开了，人们纷纷涌向湘江朱张渡口，盼望一睹这位名满中外的大臣风彩。

但是，此时林则徐的身体，已经不容许他有精力与湘江岸边纷纷聚拢的官绅百姓们见面了。

林则徐站在官船的梢头甲板上拱了拱手，算是与岸上的地方官和百姓们打过招呼，然后就回到了船上主厅之内。

他此次从云贵总督任上致仕回籍，绕道到湖南长沙，只为见一位从未见面的中年人左宗棠。

这一年，林则徐64岁，已经垂垂老矣。

此时，他还有一件重要心愿未了，即寻找托付国家西北边陲新疆安危之人。

不然，他死不暝目。

在发配新疆“戴罪效力”的三年中，林则徐不顾年事已高，车马与脚力并用，耗时两年多，行程几万里，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军事、地舆、民情、外夷沙俄与英国的大量情报资料。

为了国家西北边陲的安危，他要在有生之年找到所托付之人。

因为在新疆几年实地考察行访，他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西北新疆潜在的巨大危机。

一旦朝廷有事，沙俄与英国必会大力染指新疆，这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随时有丢失的危险。

此时长沙之行，林则徐正是为此而来。

他命人快马前去湘阴柳庄，请左宗棠前来湘江官船上一叙。

这一时期的左宗棠正在长沙黄冕家中做家庭塾师。

黄冕，湖南长沙人，生于1795年。其以实学为陶澍所赏识，出任过两淮盐运大使，后来因“裕谦之事”受到牵连，被朝廷发配新疆，与林则徐成为患难之交。由此，也成了林则徐在新疆时的得力助手。

湘阴柳庄离长沙城区不过40里，当正在柳庄与夫人周端诒享受诗画田园生活的左宗棠接到请柬时，十分激动。

顾不上更衣的左宗棠，对夫人说：

“赶快命人备马，我要去一趟长沙！”

周夫人这么多年来，很少见到左宗棠如些激动兴奋，连忙问是何事如此之急。

左宗棠也不解释，将手中请柬递与夫人看。

周诒端看后，也是十分惊讶，不再多说，连忙去招呼人给左宗棠备马。

当左宗棠飞马来到长沙湘江朱张渡口后，连忙命同来之人上船递上拜帖。

林则徐一见到上书“湘阴举人左宗棠”的大红拜帖后，马上来到船梢，请左宗棠上船。

不知是一时过于激动，还是时值冬天脚下冰雾打滑，左宗棠在经过跳板时“扑咚”一声掉在了水里。

此时已是冬季十一月份，江水早已透寒。

林则徐急命人将左宗棠从水中拉上船。看着略显尴尬的左宗棠，林公哈哈一笑道：

“这就是阁下与老夫的见面礼么？”

左宗棠随林公随员赶紧去官船浴室盥洗更衣。

更衣后，左宗棠出来给林则徐重新长揖行以晚辈之礼。

林则徐看着眼前这位平素所愿、身体壮硕、气宇轩昂的年轻人，抚了抚须，十分的欣慰。

此时，岸上之人都一脸的惊谔与困惑不解，不了解名满天下的林则徐为何要找一个无职无权的在籍举人左宗棠见面。

就在人们困惑之际，林则徐站在梢头向岸上人拱了拱手后，命人顺江而下，把官船开到岳麓山下一处僻静之所后，停泊了下来。

此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林则徐命人掌起灯，摆上一桌酒菜，一老一少，二人在船上谈了起来。

林则徐从几年前的广州虎门销烟，一直谈到自己发配新疆时一路的所见所闻。

左宗棠听得十分入神，不时也插上几句问话。

面对眼前这位心中只有国家朝廷而无个人自我的时代大人物，左宗棠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景仰。

二人边吃边谈，从当朝人物评价到沿江海防、朝廷国防建设，二人越谈越投机。

林则徐对左宗棠道：“张亮基、胡林翼、黄惺斋等人是他任云贵总督时的左右手，均是当今之人才。”

在谈到已故的陶澍与贺长龄时，林则徐也表示钦佩二人。

站在一旁的林公次子林聪彝也静静地听着谈话，时不时与二人盏酒添菜。

当谈到西北新疆时，林则徐的语气变缓了，心情也沉重起来。他缓缓道：

“西北新疆久必为沙俄所患。朝廷对新疆一向重视不够，绝大多数从没到过新疆，并不知新疆有多大。有一部份人因为朝廷驻守新疆天山南北，每年大约要花费200万两白银，而主张放弃新疆。说什么这是块不毛之地，守之空耗军响，不如放弃的好。”

林则徐顿了顿接着道：

“这种言论主张是何等的荒谬。新疆天山南北，物产极为丰富，金、银、铜、铁、锡、煤矿、玉石含量极大。天山之南水草丰美，牛羊成群，瓜果飘香，实为中国之聚宝盆。

这么一个地方，多年来只是少于开发建设。老夫在疆三年，行程几万里，对新疆实有所了解。新疆未来若失，国家西北必将大乱，恐难收拾。”

左宗棠道：

“新疆必须废将军府，而设置行省，置郡县制，与内地各省同。此外，新疆地处边陲，相隔京师万里之遥，一旦有事，恐难及时用兵，宜实行屯垦制，让兵弁士卒平日屯垦种田，一旦兵事所起，又能为兵守护新疆。”

左宗棠平素对新疆就有所研究，一老一少在岳麓山下的林公官船上相问以答。

二人心意相通，越谈越投机。

林则徐听后，欣慰地点了点头又道：

“老夫所虑者，乃沙俄矣。其贪婪成性，对我新疆觊觎久矣，实乃我中华之心腹大患。”

“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将来东南之洋夷，能御之者或有其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说完，林则徐命次子林聪彝从船中室内取来一个精制的木箧，缓缓地打开后，然后又合上盖，双手递给左宗棠。

左宗棠顿时感到身上一股热流传遍全身，心头一热，离席跪于船板上，双手举过头顶，郑重地接了过来，含泪道：

“宗棠此生若有此机遇，定不负大人所托，完成大人的心愿。”

林则徐连忙起身扶起左宗棠，又道：

“老夫去日无多，难以看到这一天了，此后当请奏明皇上起用足下，你当好生珍惜。”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凌晨几点，远处曙鼓频频，应和着湘江流水拍打着船弦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声音，远处的天边已经微微泛起了白色。

临近分手时，林则徐起身命人拿来笔墨纸砚，对左宗棠道：

“此时一别，恐无机会再与足下相见。今老夫书一联于你，留作做个纪念。”

说完提笔舔墨，挥笔写就一联。其联曰：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该联上句出自王羲之《兰亭序》语，点明了二人会面之时的环境与心情；下联中则饱含了林则徐对左宗棠莫大的期许与厚望。

联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是上古传说中的典籍，早已失传，谁也没读过，书名只见于古书之上。下联赞誉左宗棠是可读这些失传古书之人。

由此可见，林则徐对左宗棠的期望之厚，期许之深。

他要拼尽最后的力气，以自己的声望名位托举眼前这位年轻人走上大清历史的舞台，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

左宗棠接过对联后，感动不已，再次长揖，向林则徐行礼道别。

林则徐站于船上，望着左宗棠弃船登岸后远离的背影渐渐模糊后，方才命人顺湘江而下，转道前往江西南昌。

由于身体已经极度虚弱，林则徐的身体已经没法支撑他继续赶路，于是一行人在南昌住了下来，以便林则徐养病，待其稍好后再从南昌前往家乡福州。

病情稍好后，林则徐由南昌再次启程，半个月后回到福建福州。

1850年，即道光三十年，由于此时广西天地会起事，声势越来越大，朝廷又一次起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命其前往广西平乱。

此时的林则徐身体已经极差，无法适应长途旅程，为此，只好卧躺在轿中让人抬行。

同年11月22日，当人还只赶到广东潮州的普宁县(注：今属广东揭阳市)时，就完全不行了。林则徐赶紧让次子林聪彝向咸丰皇帝写遗折，并在遗折中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是“非凡之才，可堪大用”。

是日，林则徐病逝，晚清一代重臣，禁烟运动的民族英雄便以这种方式走完了他的一生。

由于当时通信方式落后，在到林则徐逝世一个月后，时任黄冕家庭教师的左宗棠才获此噩耗。

他与黄冕在寓所内失声痛哭。伤痛之后他给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写了一封满怀激情的悼唁信，同时还寄出了一副在后来楹联史上广为传诵的挽联。挽联曰：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该联集歌颂、伤感、哀叹、惋惜、鞭挞、怀念等多众复杂的感情于一炉，成好后世挽联的典范之作。

左宗棠后来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但他认为，自己一生的最大的荣幸便是与林公林则徐“湘江夜话”的这次见面。

“林左湘江夜话”是他们二人一生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为晚清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此次会面前，他们二人认识吗？首次见面，林则徐就将事业衣钵传给了左宗棠，难道不担心传经失误吗？

1849年前，林、左二人是否认识？他们之间有没有过交往或交集？林则徐去世前，是否向朝廷举荐过左宗棠？朝廷有过何种回应？

我们要弄清这一问题，就要回溯历史了：1849年前，林则徐与左宗棠有没有过人生的交集？关于左宗棠的才干，林则徐又是从何处得知？

答案是：此前林左二人已经认识，只是无缘见面。

让我们把历史的指针拔回到1837年。

1837年，即道光十七年，时年52岁的林则徐在这年的正月，由两江总督陶澍的举荐出任湖广总督，湖南省自然也成了林则徐的管辖范围。

陶澍，生于1779年，湖南安化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他是清道光时期天下第一名臣，极受道光帝的器重与信任。

陶澍比林则徐大6岁，二人相识于京师“南城诗社”。由于相近的志趣与抱负，他们二人很早就诗书往来，交往极为频繁。

在仕途上，陶澍曾多次提携过林则徐。

1837年，正是林则徐出任湖广总督的这一年，多年未曾回湖南安化老家的陶澍，在江西阅兵后，向朝廷请假顺道回湖南安化省亲扫墓。

在途经醴陵县时，因机缘与时任醴陵渌江书院的山长左宗棠结识。

二人见面，纵论古今，十分投机。

为此，陶澍不顾年龄、身份、地位，折节与左宗棠结为了忘年之交，并希望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

此事在当年大清官场轰动一时，人们纷纷为之称奇。

这一年，林则徐就在湖广总督任上，加之他曾任过陶澍多年下属，对发生在自己辖区境内的这庄奇事，林则徐自然是知道的。

这是左宗棠这个人名字首次进入他的视听之中，也因此记下了左宗棠这个人。

不过，目前没有任何历史史料表明，此时二人有过交往。

那么，他们第一次发生直接的交往是何时呢？

答案是1848年。

1842年，林则徐被朝廷发配新疆“戴罪效力”。两年后被朝廷重新起用署理陕甘总督，不久改任陕西巡抚。

林则徐任陕西巡抚后不久，又被朝廷调回京师。

1847年，即道光二十七年，此时的云南贵州两省彝民不时起事，朝廷深以为忧。

这年的三月，朝廷为了借重林则徐在民间的声望平定地方彝民起事，道光帝下旨着林则徐赴云南昆明出任云贵总督。

正是这一段时期，林则徐与左宗棠发生了生平首次交集——林则徐请人写信，邀请左宗棠来云南云贵总督府与其共事。

那为什么林则徐这时会想到左宗棠这个人的呢？

这就得提到左宗棠的青年挚友胡林翼了。

胡林翼，1812年生，湖南益阳善化人，字贶生，号润之，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胡林翼自小有“神童”之称，极其早慧，24岁时便考中了进士。

胡林翼还有一个显赫的身份，他是两江总督陶澍的长女婿。

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也是进士，而且是嘉庆二四年(1819年)的殿试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民间俗称“点探花”。

出身于这么一个显赫家庭，加之成名极早，所以早年的胡林翼个性比较张扬，公子哥的作风做派让他在官场上摔了不少跟头，因此仕途一直不顺。

1839年其岳父陶澍逝世，两年后其父胡达源也去世了。

这时的胡林翼已经29岁，决定洗心革面，从基层做起，立志干出一番事业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林翼出人意外地向朝廷申请来到了云南贵州边远省份，出任贵州省安顺府地方知府。

1847年3月，林则徐也来到了云南，出任云贵总督，成了胡林翼的顶头上司。

由于陶公陶澍的这层关系，胡林翼与林则徐十分的熟悉，此时又成了上下级关系，二人书信来往自此更加的频繁。

1848年，林则徐已经63岁，由于在西北多年的辗转漂泊，此时的林则徐身体精力已经大不如前，急需一位懂军事的助手襄理自己开展工作。

于是，胡林翼便向林则徐推荐了左宗棠，希望林则徐同意聘请左宗棠前来云贵总督衙门入幕，帮助其主理云贵军政事务，以便减轻他的工作负担。

但是，林则徐与左宗棠此前并未见过面，虽素有所闻，但并不熟悉左宗棠是否有军事上的才华。

胡林翼在给林则徐的推荐信函上写道：

“横览七十二州，推湘乡左季高第一。湖南一省之人才，无出其右者。昔日左宗棠为吾岳丈陶公所重，侧目纵为奇才。属下与宗棠早年即为好友又系姻亲，多年相交，其才干胜我十倍，尤其长于军事，料事明白。”

为了打消林则徐的疑虑，胡林翼又向林则徐讲了许多左宗棠的成长往事，还把自己与左宗棠多年来交往的书信寄来给林则徐阅看。

林则徐看后，十分的吃惊。

想不到左宗棠一个内陆小城在籍举人，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军事地舆、山川险要无不暗熟于胸。

尤其难得的是，他一个无名无职的举人，竟然考虑到了国家西北新疆的边防与安危，这令林则徐十分的诧异，也无比的欣喜。

于是，林则徐不再疑虑，决心聘请左宗棠来云贵总督入幕。

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十二月十六日，为了示之以诚，林则徐给胡林翼去信，请其代表自己给左宗棠去函，邀请其来云南。

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林则徐写道：

“承示贵友左孝廉(注，即指左宗棠，此以身份代人名)，既有过人之分，又喜经世文章，如其噬肯来游，实所深愿。即望加函敦订，期于早得回音。

其馆谷舟资，应如何致送，亦希代为酌定。以执事之聆音识曲，当能相与有成，即使弟来年获遂初衷，亦可于此间妥为位置，弟未知其是否急于计偕耳。”

有了林则徐的回信明示，胡林翼赶紧给远在湖南长沙的左宗棠去信，邀请他尽快来云贵总督府襄助林则徐办事。

为了打消左宗棠的疑虑，让其感受到总督大人林公的诚意，胡林翼又特地将林则徐回复自己的函誊抄一份副本后，与邀请函放在一起发了出去。

谁料，这次林公的美意，直接被左宗棠婉拒了。

他在给胡林翼的回信中表示：此时年关将至，一是仍要教育陶公幼子陶桄；二是自己要为早逝的二哥左宗植之子左世延完备婚事，故不能前往云南云贵总督府。

对于这次婉拒林则徐的入幕邀请，左宗棠的心情是复杂的。

一方面他不愿林公林则徐误会自己，另一方面他对做幕僚师爷的工作，在内心似乎也有几份的不愿。

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左宗棠为了防止林公林则徐对自己误会，于是又给胡林翼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对林则徐的景仰之情。在信中左宗棠写道：

“仆久蛰狭乡，颇厌声闻，宫保固无从知仆。然自数十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宫保与陶文毅公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纪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

海上用兵之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耳！

尔来公行踪所至，而东南、而西北、而西南，计程且数万里，海波沙碛，旌节弓刀，客之能从公游者，世知复几人？”

这一段信中，左宗棠的确道出了当年“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为国落难被发配新疆的一段日子里，自己的心情也跟着他的行踪起伏不定。

那一段日子里，左宗棠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林则徐的行踪，时而悲，时而喜，时而愤，时而怒。

他深为这一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朝廷争尊严，为国家争国格的一代名臣英雄的不公平命运而悲愤忧伤。

那年(即1842年)的8月，当左宗棠获悉林则徐在离开陕西西安，与家人妻儿等分别时留下了诗歌《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一首，左宗棠设法找到后，大声诵读，当读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时，还被林则徐的伟大人格力量所深深折服。

然而，当林则徐邀请左宗棠去云南时与之共事时，这位年轻人却婉拒了。

这点颇令林则徐感到一丝意外。

1849年下半年，多病缠身的林则徐在云贵总督的位置上已经干满了两年，实在是再也干不动了。

于是，林则徐上奏朝廷请求开缺回籍养病，朝廷同意了其请求。

不过，时年64岁的林则徐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将多年来对新疆收集整理的资料托付给某一个人，以完成自己心中未竟的事业。

林则徐决定绕道去一趟湖南长沙，会见这位早已神交、傲岸不群的年轻人左宗棠。

于是出现了本文上面“林左湘江夜话”这历史性的一幕。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林则徐在晚年将衣钵传给左宗棠，决不是什么一时心血来潮的临时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明智之选。

后来历史的演进，完全证明了林则徐的选人之准与用人之明，他对左宗棠的重托，完全是正确的，也是英明的。

再回到本节第二个小问题，那么林则徐在临逝前，上奏朝廷，到底有没有向道光帝举荐过左宗棠呢？

关于这一段历史，目前所有史料中均语焉不详，只是拢统地说林则徐在遗折中指出左宗棠为“非凡之才”、“绝世之才”，其余的均没有了下文。

至于道光帝看到林则徐的遗折后，对其举荐左宗棠是什么反应以及采取了什么行动，当时是否考虑过起用左宗棠这个人，这在晚清史料上完全是一个空白。

笔者在考证这一段历史时，查阅了大量史料，也没找到任何有一条有价值的史料与信息，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只能留待有识之士继续努力了。

回到本文，下面我们一起再接着探讨文章中的第三个问题。

胡林翼也备受林则徐赏识，且长于军事谋略，那么林则徐为何没将新疆大事托付给胡林翼呢？

对于林则徐为何没有将西北新疆大事托付给胡林翼，在这点上，史学界也是一个空的，没有人言及，即使靠上了边，也是一笔带过。

在他们看来，林则徐当年将衣钵传与左宗棠是必然之事。

世上之事，哪有这么多必然。

事实果真如此吗？

笔者看来则是未必，至少在这件事上存在某种历史的偶然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古往今来，能成大事者，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能碰上时代风云下的历史机遇期；

二、当事之人必须有远大的个人抱负，躬身入局的雄心与才具，以及不畏艰险百折不回的担当与历史使命感；

三、能够抓住历史的机遇口，聚合一切有利的外势与能量从而一飞冲天。

林则徐作为晚清历史少有的杰出之士，其目光极为深远，观人察事，往往入木三分。

他是他那个时代的“太空哈伯望远镜”，是睁眼看西方的第一人。

林则徐与胡林翼认识较早，且对胡林翼的才干是很了解的。

为什么林则徐没有将新疆大事托付给胡林翼呢？

笔者在考证后，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胡林翼生于官宦世家，虽然聪明过人，但早年养成了一些不好的公子哥习气。

有读者也许会说，胡林翼后来不是洗心革面，做了脱胎换骨的个人自我改造么？

这点的确不假，胡林翼后来成湘军三主帅之一，又官至湖北巡抚，成就亦不小，位列“晚清八大名臣”之一。

但是，在林则徐看来，自我改造后的胡林翼尽管也长于军事谋略，但是若要托付西北新疆大事，胡林翼仍然不是合格人选。

为什么呢？

林则徐因为其岳父陶澍这层关系，过早地就比较了解到了胡林翼。

胡林翼这一生，才大，气也大。

在他的眼中，除了汉族官绅士子外，他对满蒙回等族的文武官员不大瞧得上，认为他们都是颟顸无能的庸碌之辈。

这一点，如果作为一个内陆地方大员，也许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真把他放到少数民族关系盘根错节的大西北，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作为晚清杰出的政治家，林则徐目光如炬，一生用人荐人从未有过失察，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林则徐看来，未来新疆的安危，必须要有一位具备有各民族包容一统思想的军政大员，才能团结好各方势力，有效维护国家西北及新疆的统一。

很显然，胡林翼不具备林则徐眼中这一点。

二、胡林翼才具极高，但有一个致命弱点，即不易经受“逆境”“逆事”的打击。这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逆商”不够。

在这一点上，林则徐看得非常明白。

古今任大事者，往往都是从坎坷困途中得来，历史上以顺境成就一番大事者，几乎找不到。

胡林翼中进士成名极早，但在早期的仕途中不时碰壁，吃了不少苦头，吃亏后他干脆甩手走人。

1840年，朝廷委派胡林翼担任江南(注：清地名，包括今天江苏、安徽和上海)乡试副考官，结果因为正主考官文庆工作的重大疏忽，胡林翼受到牵连，被朝廷降了一级。

这样，胡林翼好不容易熬到的从四品衔，一下子又掉到了五品衔上。胡林翼感到很委屈，一气之下辞官不干跑回了湖南老家。

1845年(即道光二十五年)，此时的林则徐刚结束流放，被朝廷重新起用而代理陕甘总督，在得知这个情况后，专门抽空给胡林翼写信，规劝他“不宜自甘暇逸”。

胡林翼听取了林则徐的建议，痛定思痛，决心改变自己，于是托关系捐升了个知府，去了边远的贵州，从地方基层干起。

正是有贵州的几年历练，才有了以后脱胎换骨、完全不一样的胡林翼。

但是，在林则徐看来，即使改了的胡林翼，仍然不是最适合的人选。

因为胡林翼的心中，还是装不下烦心事与糟心事。

这一点也为后来胡林翼在1861年9月30日英年早逝埋下了祸根。

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岁，但胡林翼仅仅活了49岁便撒手人寰了。这与左宗棠享年73岁高寿差了太多。

这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胡林翼在“逆境”“逆事”上没有一颗泰然处之的平淡心。

三、胡林翼一生中没有一个强健的体魄，青年时期起，总是与疾病相伴。

林则徐被重新起用后几经调动，1847年3月来到云南昆明出任云贵总督。此时的胡林翼正好在贵州省的安顺府做知府，成了林则徐的下属地方官员。

这时尽管距离胡林翼后来离世还有14年，但是，林则徐已经在时年仅仅35岁的胡林翼身上，看不到一丝年轻人应有的勃勃生机。

与之相反的是，他了解到的是一个四季药罐不断的胡林翼。

很显然，这样的身板怎么能支撑起未来大清西北和新疆的命运呢？

所以，尽管胡林翼一生才气过人，又长于军事谋略，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林则徐没有选择胡林翼作为自己“新疆事业”的接班人与传承者。

后来历史的演进，证明了林则徐选择左宗棠作为他新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是无比正确的。

左宗棠这个接班人合格吗？

答案是完全合格，甚至超越了林则徐生前的期待。

1876年后，收复新疆之战打响，在这一历史行动中，林则徐当年收集的情报与资料起了哪些作用？

1875年，西北陕甘各地内乱，在左宗棠的剿抚政策与回汉一体的统一战线思想结合下，已经基本平定，百姓的生活重新又回归了正常的轨道。

左宗棠的下一步是，剑指新疆天山南北，将阿古柏等入侵新疆的侵略者彻底消灭，进而收复沙俄侵占的伊犁，光复占地达160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全境。

陕甘总督府内一片忙碌，大家都在忙于西征新疆的准备。

只有左宗棠一人，显得气定神闲。

自古名将用兵，谋定而后动。

为此，左宗棠定下了收复新疆的十六字方略：“先北后南，缓进急战；开战于北，收功于南。”

在总督府内所设的军机要务处兼书房内，左宗棠轻轻地翻阅25年前林文忠公给他留下的新疆资料，尽管这些资料他已经看过无数次了。

自从平定太平军、捻军的内乱以来，左宗棠就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西北新疆的问题。

年轻时的抱负、二十五年前林则徐的重托、国家与朝廷的尊严，在这一刻显得如此迫近。

左宗棠胸中升腾起一股磅礴的力量，又感觉到有一双巨手在托举着他。

这一年，他已经是63岁的人了。

1876年4月，收复新疆的战役正式打响。

在随后一系列的战役中，西征军中刘锦棠、金顺、张曜等将领很好地贯彻了收复新疆前制定十六字方略。

同年4月下旬至7月间，刘锦棠率军收复古牧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接着又清剿阿古柏残部数千人。

自此，北疆得以基本肃清。

次年4月，清西征军兵分三路挥师南疆。

半月之内，连下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

一时，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军队再无复有险可拒。

1877年5月，率残部逃到库尔勒的阿古柏在绝望中不明暴死。

至此，盘据新疆长达11年的外族入侵伪政权“阿古柏政权”正式覆灭，结束了它在新疆罪恶统治的历史。

1877年10月，西征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南疆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四城。

不久，敌残部再次内乱，刘锦棠等人率军一举攻下南疆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

和阗的收复时间是1878年1日2日，即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至此，新疆全境除尚被沙俄强占的伊犁外，全部收复。

1881年2月，沙俄在大清军事强人左宗棠强有力的武力远慑之下，经外交家曾纪泽的折冲樽俎，终于收回了面积达26.73万平方公里的伊犁。

不过，由于清政府朝廷当局害怕夜长梦多，与沙俄再度交恶，还是作了一点妥协，让沙俄割走了新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两城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当左宗棠获知这一消息后，勃然大怒，表示要再次出征收复这失去的故土。

然而，朝廷为了保全这位功勋重臣，害怕他在西北新疆与沙俄再“惹出祸端”，已经赶在1881年正月就已派人将左宗棠接回了京师。

由于此次条约《中俄改订条约》，是推翻了崇厚上次所签之约而再次签订的新条约，朝廷上下均不同意再行向俄提出修改。

左宗棠在朝廷上独木难支，无人驰声以和，只得差强人意表示了接受。

这一点，在左宗棠的内心仍然是痛苦的，不甘的，感情也是难以接受的。

因为就在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期改签条约的期间，沙俄把兵舰开入新开河，并在珲春边境构筑工事，炫耀武力，以期在谈判桌上再捞一些好处。

但是，早已摸清俄国军事、经济、财政状况底牌的左宗棠，根本就不吃俄国人这一套。

在获悉东北沙俄军事动向后，左宗棠立命湘军宿将王诗正、刘璈、王德榜等人率2500人，先期入关，驻兵屯于张家口，准备和俄国一战。

他还给远在新疆的刘锦棠写信道：

“俄事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画，无论胜负云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左宗棠所想的，不只是收复新疆那被条约割走的7万平方公里，而是希望在陆地上战败俄国，一举将自康熙年间以来被俄国抢走的所有国土全部夺回来，恢复康熙年代时那个“海棠花”般的大清地舆版图。

这144年过去了，当我们后人今天读到这段珍贵的史料时，依然是内心澎湃激荡。

左宗棠不愧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然而，时代的清醒者往往都是孤独的，他们的声音在其所处的时代注定是“云谷空足之音”，既无回响，也无回声。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整个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左宗棠的内心一直有一个人相伴——他就是林则徐。

在收复新疆的近两年中，林则徐在25年前，在湘江上交付给左宗棠的资料，就从没离开过左宗棠的大帅营与他的视野。

地图地舆上的帮助也许是有限的，但是这些浸润过林则徐心血的新疆资料，却无时无刻不在给予左宗棠以磅礴的天地之气。

这也许就是林则徐当年不辞艰辛收集新疆资料的重要历史作用。

左宗棠亦无愧于林则徐未竟事业的衣钵传人。(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