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引言：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一生在中国的时间并不算长，前后只有6年时间。但是，他作为一个西方人却深度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引人瞩目的工农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与完整的史诗般的伟大长征运动。
他的这份经历，放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别无分店，独此一家。
参加完长征后他于1939年离开了延安，结束了他在中国的故事。
但是，李德却一直活到了1974年才在德国去世。
1939年到1974年，在这长达35年的岁月中，在他曾经战斗过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伟大的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
当新中国成立后，他就没想过回中国看看吗？他就不想再见一见那些昔日与自己一起出生入死奋斗的战友吗？他不想以长征老兵的身份回到中国看一看新中国在35年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吗？
如果说他没想过，这显然极不符合常理。如果说他想过，那他为什么又不回中国访问看一看呢？
这些都是历史的谜团。
在我们普通民众所了解的李德或说奥托·布劳恩，在1939年便消失了，似乎他的一切故事都结束了，至少在我国的历史中再也没有了他的影子。
对于这样一位深刻影响过中国近代历史重大事件的西方人，我们不应该有意忘却或者模糊处理。
今天笔者青峰就拂开这段历史的烟尘，与读书朋友们探究一下1939年后的李德去哪儿了，他为什么在此后长达35年中再也没回过中国来看一看。
长征途中，李德被解职后，依然随中央红军走完了长征，并赢得了同事们的尊重；
1934年10月，由于中央苏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为了避免中央红军有倾覆的危险，10月16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瑞金，开始长征。
中央红军在出发时，兵力共有8.6万余人，武器装备相对是很充足的，全军上下士气仍然比较高昂。
此时中央红军的指挥权，仍由李德这位外国军事顾问所把控。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中央红军接连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尤其是湘江之战中，中央红军一下子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
这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以来，红军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损失。
血的事实与教训，引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极大愤怒与强烈不满，要求更换军事决策主要领导的呼声充满了整个部队。
同年12月12日，在这个万分危急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紧急军事会议在湖南通道召开。
应邀参会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对博古、李德等人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强烈反对改变原定计划，毛泽东提出的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改去黔北的正确主张没有被会议接受。
12月18日，当中央红军行进到地处黔、湘、桂三省交界地带的黎平县时，中共中央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又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
经过激烈的斗争，会议否决了博古、李德的按原计划行军的错误主张，同意采纳毛泽东的改向黔北进军的方案。
会后，当还在病中的周恩来向李德转述会议的决定时，怒气冲冲的李德对周恩来大叫大嚷道：
“你们早就串通好了，阴谋反对我，反对中央和国际！”
一向谦恭忍让的周恩来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拍着桌子对李德道：
“李德同志，请注意你的身份，不要太过分了！”
毛泽东的主张一经采纳执行，红军又重新恢复了活力与信心。在随后相继突破乌江、攻克遵义，中央红军取得了战略行动的主动，避免了可能遭遇全军覆灭的危险。
事实摆在眼前，广大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到只有在毛泽东主席指挥下，红军才能脱离险境。
接下来，改组军事领导小组和解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便成了顺理成章的当务之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我党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在贵州遵议城一座二层的小楼中举行。
这次会议上最核心的成果便是撤销了以李德为代表的“军事三人团”小组，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全部解除了，进而确立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享有对一切军事行动的最后决定权。
李德由军事决策核心人员，一下子成了局外编外人员，此后很多重要的军事会议再也没有了他的身影，成了名副其实的闲散之人。
起初，失去红军“太上皇”地位后的李德很是失落，感觉自己渐渐被边缘化了，对此他十分不满，乱发脾气牢骚不断，时常讲毛泽东的坏话。
看着一向支持自己的博古也被毛泽东“拉到了自己一起”，选择了与毛泽东的合作，李德更加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好不孤独。
在四渡赤水时，红军经过茅台镇时，李德听闻茅台产美酒，于是偕数人同往酒坊，他们选择了其中年份最为久远的一缸酒，痛饮了一场，喝得酩酊大醉，才相扶而出。
部队要离开茅台镇了，临行时，李德又将此佳酿带走了不少。
此后一段行军的日子里，愁肠百结，郁郁寡欢的李德就借酒浇愁。
作为昔日在红军中央一言九鼎的人，此时的李德彻底成了一个“旁观者”。然而，他那受过苏联伏龙芝军校训练过的大脑，并不曾停歇过一刻。
当他看到部队不是“勇往直前”他在走直路，而总是“在赤水河两岸山丘上一条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来来回回进行时”，并且总在回避一切可能出现的大仗硬仗时，这位伏龙芝军校的优等生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毛泽东等人“是不是疯了”。
这种旁观无力参与的痛苦，深深折磨着他的内心。
李德变得开始沉默寡言，行军休息的间隙之中，他常常一人独自躅立，呆呆地望着远方黝黑黝黑的山岗与密林，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
但是，随着此后长征路上四渡赤水、攻克娄山关、抢夺腊子口一系列战事上的胜利，李德似乎一下子清醒明白了许多，他的态度开始有了改观，不再抱怨走了许多冤枉路，也很少发牢骚了。
当中央红军南度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虚晃一枪后，突然出现在了金沙江畔时，李德完全明白了过来，对毛泽东的用兵之妙生出了几分敬意。
李德晚年时，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不无公正地写道：
“当部队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敌人企图逼迫我军继续向西、向不毛之地的西藏高原移动，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而要尽力回到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去。我们所做的这个军事决定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它的正确性以后也为二、四军团的痛苦经历所证明。”
此后，李德不再反对毛泽东的军事政治主张，并且开始主动去维护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一切主张。
1935年6月18日，历尽艰险的中央红军终于在川西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在经过短暂的喜悦与欢欣后，红军内部便迎来了历史上内部分裂的最大危机。
北上还是南下，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便开始了。
在这场斗争中，李德坚定地选择了支持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央红军北上的路线。
在见到张国焘后，李德的这种认识就更加具体化了。他断言张国焘将会以军事实力上的优势来要挟中共中央，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此时李德在随右路军行动，当他们终于走出草地，宿营在一个叫巴西的村寨。当天夜深人静之时，所有的人被突然叫起，立刻向北急行军。
队伍还没走出多远，天色已渐亮了，只见队伍的后面，有几位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策马急驰而来，边追边喊：
“四方面军的同志不要走，全部跟我们回去！红军同志不要跟毛泽东、周恩来走，他们是北上逃跑的机会主义。跟张国焘主席回去，打到成都去吃大米。”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曾在苏联留学过，与李德颇熟悉。
李德于是迎了上去与李特理论，说中央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红军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的同志们岂能跟你回去。
他们双方用俄语交谈，说着说着便争吵了起来。
当时在现场的阎捷三将军(注：开国后的首批少将)在其回忆录中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阎捷三在回忆录中写道：
“正在这个时刻，一个大个子突然疾步上前，拦住了李特，说了三言两语，就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两人对吵了起来。”
“我认出来，这个大个子，便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德国人李德。”
“李德见李特十分嚣张，拉住李特的马头，斥责他的分裂言行。没说几句话，两人就动起手来。闻讯而来的毛泽东制止了他们的争斗。这时，李特情绪非常激动。李德担心李特一时冲动铤而走险，就从后面将李特紧紧抱住。李特气急败坏地狂喊乱叫，使劲挣扎，但无奈李德的双臂如同钢铁一般，他怎么也摆脱不掉。”
“毛泽东见状说了声：‘放了他吧，让他们走！’见毛泽东发话，李德这才不情愿地松开了手。”
当时在场的彭德怀也目睹了这一幕，并说李德“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李德的种种行为的改变，这使得他重新赢得了同志们的尊重，不再对其避而远之。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当时已经改编为红第一方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在陕北，红军在物质上虽然极度贫困，但在精神生活方面是充实而富足的。
李德也开始反思反省自己的错误，用实际的工作来弥补过去的错误军事指挥下带给红军的巨大损失。
他发挥自己军事理论的特长，愉快地接受党中央赋予他的新任务——在延安军政大学教授培训学员的战术与理论基础。
李德在教学上很有一套，其教学水平深受学员们的好评。
1936年6月3日，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受宋庆龄女士之托，历经艰险来到了延安进行实地采访报道。
在这里斯诺采访了这位西方派来的军事顾问。
从斯诺后来的记述中，我们看到对李德的访谈。李德对斯诺讲：
“我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在中国必须有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指西方人)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从这些历史的记述文字中，我们看到李德在长征结束后，是有真诚真正的反思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李德在延安的一段岁月中反而过得是比较舒心的，尽管在内心他还是背着过往军事上失败的包袱。但是，毕竟他想明白了，没有了对抗、抱怨、消积与牢骚。
由于李德与在中国的第一任妻子萧月华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组织上考虑到李德的实际，应其申请，又给李德组织了一个家庭。他的第二任中国妻子李丽莲是一位话剧演员，于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的。
在一次延安的舞会上，李丽莲用英语向李德打招呼。李德很是惊讶，这位美丽的中国女人也会讲英语。从此，李德记住了这位优雅的中国女人。
又有一次的舞会上，李德突然看见李丽莲朝自己微笑，便急忙迎过去与她握手并邀请她与自己共舞一曲。二人舞姿翩翩，旋转停滞之处珠联璧合如行云流水，引得众人纷纷赞叹。
此后，李丽莲又邀请李德观看了一场歌舞晚会，作为演员的李丽莲演唱了一首陕北民歌《赶牲灵》，悠扬婉转的歌声让李德如痴如醉。
他们之间的恋爱自然也是水到渠成。
此时欧洲上空战争阴云密布，苏联国内也不太平。李德由于背负中国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责任包袱，他已没有了回苏联的计划，决心在延安长期生活住下去。于是，他向李丽莲求婚，经过一年的交往，李丽莲认可了这个坦率的德国洋人，答应了他的求婚。
1938年8月，李德找到当时主管中央组织部的部长陈云，申请与李丽莲结婚，并同时提出将自己由苏联共产党员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要求。
这两项要求很快得到了陈云的批准。
李德对自己这一次的婚姻十分满意，也非常珍惜。他与李丽莲经常一起跳舞、散步，还一起去集市上买菜，二人常常形影不离。他与李丽莲相约，要在中国生活一辈子。
直到晚年，李德在回国多年后，还不时怀念起这位在延安结识的妻子。
然而，世事难料，就在李德计划与李丽莲一起终老于中国时，苏联莫斯科来了一份指示，要求李德尽快返回莫斯科。
原本设想会长期留在中国，1939年李德却突然接到要其返回莫斯科的指示；
回莫斯科的指示来得如此突然而紧急，他甚至来不及向妻子作过多的解释说明，便被中央委员会的通信员通知马上出发赶往延安机场。
对于这一场景，李德在其晚年回忆录《中国纪事1932——1939》中有比较生动详细的记述。笔者在此不妨引述如下以享读友：
1939年仲夏的一个星期日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住在我窑洞里的一名中央委员会的通讯员把我叫醒，递给我一张洛甫写的纸条，上面写道：“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此外，什么也没有写。
六年了，与世隔绝，同共产国际没有任何联系，突然接到这个通知，我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到的。
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匆向李丽莲告别。她是周末从艺术学院回来的，接着我又匆匆向同院的邻居告别，跳上我那匹察哈尔矮马，向机场飞奔而去。
机场上已经聚集了将近一百人，其中有许多高级干部，毛泽东也在场。他们正在向周恩来告别，周偕同妻子和养女也是要飞往莫斯科的。蒋介石给周送来了他的专机，一架美式的道格拉斯飞机已经作好了起飞的准备，但起飞的时间推迟了。
我那些老熟人，当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中国时，都来同我话别，甚至毛泽东也祝我一路平安。他在向我告别时，流露出一种有节制的礼貌，但没有一句感谢和认可之词。
当飞机起飞前的一刻，李丽莲也赶到了机场，她希望与李德一同前往苏联。负责此事的洛甫表示没有了去苏联的名额，暂时无能为力。
面对李丽莲的哀求，李德又去找洛甫，希望让妻子李丽莲与自己一起去莫斯科。洛甫说，李丽莲没有到苏联的入境签证。
李丽莲只得含泪目送李德登上飞机，飞往苏联。这一别，也成了二人此身再无重逢的永别。
飞机终于起飞了，先是到达兰州。在兰州停留了几天后，李德等人一行改乘一架苏联飞机从苏军基地起飞经哈密飞往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直飞莫斯科。
李德就这样离开了中国，离开延安时的准确时间是1939年8月28日上午，当到达莫斯科时已经是同年9月中下旬了。
回到莫斯科后，李德的日子也并不轻松，他还要面临另一场“考试”——接受共产国际对他的评判。
二战爆发，德国大举进攻苏联，李德在这场战争中在干什么？
回到莫斯科后，李德内心一直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他要直面共产国际委员会对其在中国革命斗争期间的表现以及应承担的责任。
所以，在李德到达莫斯科之后的好几周都是在忙于回答问题、写报告、写补充说明。面对莫斯科方面的不断质询与问话，李德有些抵触，但不得不循问一一而答。
到了正式开会讨论李德在中国革命中的功过是非的那天，与会的中国同志严肃指出了李德在中国红军时期的一系列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
李德在台下如坐针毡，不时作回应加以辩解，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军事顾问的身份，根本无权指挥中国红军，自己只是提了许多建议。
李德的话大大激怒了同时与会的刘亚楼。刘亚楼是1939年1月由延安中共中央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的我党高级将领，此时正好也在苏联。
听李德的辩解后，这位脾气火爆的“雷公爷”拍着桌子，火力全开，当着李德的面怒批道：
“你这个所谓的军事顾问，真正的军事水平有多少？我看连红军的基层干部都不如。你不光军事上不行，在中国时还听不进意见，搞女人、破坏团结，连朱老总你也敢辱骂，我看你真是给伏龙芝军事学院丢尽了脸！”
坐在台下的李德顿时手心额头全是汗，他本来还想辩驳一下，但是刘亚楼讲的都是事实，容不得李德辩解，只好沉闷地坐在那儿，既羞愧又有些紧张。
如果说刘亚楼所讲的李德的问题还都只是一些生活工作上的错误的话，这构不成李德问题的定性与路线问题，那么接下来周恩来的陈述则事实如铁，直指要害。
周恩来的陈述，语气舒缓平和，但十分的严肃，他向与会的共产国际同志们讲道：
“李德担任军事顾问期间，在其错误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下，导致红军内的党员、官兵减少了90%，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根据地几乎全部丢失。”
会场的气氛顿时死一般的沉寂，李德感到了害怕。他一直不敢直面的事实，终于有人让他直面了。
事后李德就这些问题又以书面材料进行了申述。
最后的结果是，尽管莫斯科方面没有完全采信李德的陈辩，但是认定李德只是“军事顾问”的身份，不具有中国革命的决策权，中国的革命，主要还是由中国同志来负责。
因此，李德所受到共产国际的处分很有限，只是将其调离了军事岗位，让其改换从事教学与马列著作的出版翻译工作，并要求他不能再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
以后李德便成了一名教书匠与翻译工作者。
1941年6月22日，二战的战火烧到了苏联，苏德战争正式爆发。
由于李德的特殊经历，苏联方面安排其从事劳教改造德国战俘的工作。李德以其渊博的学识、过人的口才在这一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而被莫斯科高层所肯定。
二战结束后，李德在苏联又度过了四年的文职教学生涯，于1949年回到德国，开始从事写作翻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李德获悉后是什么心情？有什么反应？他想过回中国来看一看吗？
1949年10月1日，一个崭新的红色新中国在亚洲的东方诞生，这一声巨雷很快传遍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此时的李德早已改回了本来的德国名字奥托·布劳恩。
关于当他得知新中国成立后是什么心情，有何感受，笔者在调阅大量档案与史料后亦无从考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也是现代史学上的一个空白，只待有识之人继续努力了。
那么在1949年到1974年这长达25年的时间中，李德为何一直没回中国看一看呢？
笔者在调阅大量资料后分析，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一、1939年8月李德离开中国回苏联述职接受审查后，莫斯科方面明确表示他不能再从事中国问题的研究了。
一个连中国问题都不得从事研究的人，想回中国来看一看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并且，在此后的岁月，李德也一直遵循了莫斯科方面的指示，严格遵守了保持沉默的规定，直至到1964年才因中苏关系恶化后又卷入了其中。
二、在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关系进一步恶化，李德作为苏联培养起来的共产国际著名人士，他不得不偏向苏联一方，为此在苏联的授意下写了不少文章攻击我党。
这样一来，李德等于把回中国来看一看的大门给关上了，完全失去了机会的可能。
三、由于李德独特的经历，他生前的一举一动始终备受关注，他回到德国后，德国不久便分裂成了东德、西德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国家。虽然他的个人基本自由不受任何影响，但是对于若想来中国看一看，这必须要有莫斯科方面的批准。
从时间与时代背景看，在其去世前，很显然他一直不具备这种条件。
综上种种原因，1939年后，李德终其一生便再也没回过中国来访问过，在战斗过6年的中国去走一走看一看。
历史的尾声与回响
李德在其晚年，主要的工作是从事写作与翻译，一直还担任着东德作家协会的主席。
在个人生活上，李德自离开中国后也没有再结过婚。
在其去世的前一年，他花费了不少精力写下了一本关于回忆中国革命的书《中国纪事1932——1939》，该书于1973年由东德迪茨出版社出版。
鉴于该书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我国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一批专家李逵六、郑伊倩、王亚汶、马其静、赵晓红、区延佳等同志原文翻译后，由现代史料编刊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了。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东德柏林去世，享年74岁。
这位颇富传奇的德国人，在世界历史风云际会之下，深度参与了中国近现代一段重大的历史，影响是久远的。
关于他的评说也许还会持续下去，但是正如众多评述所讲：作为完整参加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唯一西方人这一事实，这是谁也不会否认的。
作为一个西方人，他的这一独特经历本身就充满魅力，值得我们研究。(全文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