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揪魂魄，奋激千秋。似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欧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左宗棠自挽

这是晚清民族英雄、爱国名将、中兴名臣左宗棠在1880年为自己提前写好的一副自挽联，以备自己死后好派上用场。

人还没死，左宗棠为何要为自己提前写挽联呢？这不是自我刍咒吗？

在平常人看来，这很不吉利。

可是，为什么左宗棠要这样做呢？

这一切还得从那个风雨飘摇、梁断柱崩的晚清说起。

新疆的完整收复，还剩下最后一块拼图——伊犁；

1864年，随着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陷落，标志着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正式落幕，太平天国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以慈禧为首的清廷上下总算松了一口气。

然而，这种短暂的喜悦之后，朝廷发现广大的西北与新疆却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西北内乱四起，新疆已经脱离了大清中央政府。

阿古柏借助沙俄和英国的支持，在新疆成立了所谓的“哲得沙尔汗国”，新疆完全游离在了大清中央政权的管辖之外。

更可怕的是他这个“汗国”获得了英国、沙俄、土尔其三国的外交正式承认，并且其他列强也准备仿效英、俄、土三国加以承认。

如果任其发展，新疆恐怕是回不来了。

1874年，大清朝廷之上以李鸿章和左宗棠为代表的两派发生了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

这场争辩整整持续了近一年，才最终由慈禧拍板：海防与塞防并举，互不偏废。

1875年，时年63岁的左宗棠挂帅西征，率领6万湘军子弟开往西北。

经过3年出生入死的血战，到1878年1月，西征军相继攻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叶尔羌及和阗等地，这标志着收复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即将成为现实。

但是，要实现这一自汉唐以来一次收复国土最多的壮举，却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伊犁被沙俄占领了，怎么个收回法？

是用武力收复还是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收回？

这一难题摆在了大清每一位中国人的面前。

伊犁若不收回，在某种意义上则意味着全面收复新疆成了一句空话，整个西征算是失败了。这不仅无法向国人交待，也会被国际列强各国所耻笑。

随之而来的则是，新疆与西北将从此永无宁日。

而且，无论从伊犁的战略地位与国土面积来说，若不收回，这是万万不可的。

左宗棠对于完成收复新疆这最后一块拼图，意志坚定，没有任何的回旋余地。

他有把握吗？

答案是有的，拼着一条老命不要，即使死在西北，也不会让伊犁脱离中华版图。

当然，这个过程是无比的曲折坚艰，甚至充满了悲壮与悲情色彩。

伊犁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的领土为什么它会被俄国“借”走了？俄国又为何迟迟不肯归还呢？

伊犁，地处亚欧大陆腹地，其总面积有26.86万平方公里，在国地面积上相当于现在的2个韩国、16个北京、41个上海，比我国山东省和江苏省两省面积总和还大。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国土面积之大，不到伊犁则不知新疆之美。

伊犁地处新疆的西北，背靠南北天山，由于其地形成喇叭口，从大西洋吹来的暖湿气流越过东欧后进入中亚在此受天山山脉所阻，会而形成丰沛的降雨。这导致伊犁河谷物产之丰饶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力。

如果我们在地球仪上俯看亚欧大陆，就会发现伊犁正好是欧亚大陆的正中心。

由于此地物产丰饶，非常实宜人类生活居住，而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在1912年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孙中山先生曾设想将中国的首都建设在伊犁。

中山先生这个宏伟的构想，是基于中华民族要放眼世界的眼光而提出的。

当年他与章太炎先生的谈话中讲：

“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

孙先生目光远大，意气超迈。他的意思是讲：如果只是着眼于办好中国的事，把首都定在武汉就可以了；如果谋求中国周边诸国之事，则把首都放在西安就行了；若中国要谋求世界各洲之事，那么中国的首都则必须放在伊犁。

很显然，在中山先生的心中，伊犁就适合建设成世界的中心，伊犁若成国都，那中国才是世界真正的中央之国。

所以说，伊犁对于中国的重要，就好比心脏对人体的重要，那是万万不能失去的。

那么，回到1878年，大清该怎么办？左宗棠又该怎么办呢？

左宗棠与朝廷商议后，决定以武力为后盾，寻求两国谈判和平解决。朝廷同意了左宗棠的意见。

俄国人同意吗？

自然不会轻易同意，近代史上我们有谁见过沙俄吞下的肥肉会吐出来吗？

还真没有过！

不过，这次沙俄还真是不吐不行。因为他们遇上了大清最强硬的鹰派人物左宗棠。

首先，在伊犁问题上沙俄不占丝毫的道义，完全是趁人之危巧取豪占过去的。沙俄明面上说是“暂时借用驻军”，实际上他们压根就没考虑过归还给大清，准备弄成既成事实，长期占有，甚至一旦有机会便找个借口逼迫清政府割让给它。

1871年，沙俄趁着我国新疆内乱，以保护本国在伊犁的侨民安全与商业贸易为由，出兵强占了伊犁。

由于防止世界各国其它列强们的联合反对，沙俄特地向清政府表示只是替清政府驻军暂时实行“代管”，一俟清政府收复迪化(即今天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后，就会将伊犁主动交还给清政府。

为了堵住其它列强的口舌，沙俄驻清朝北京大使特地假模假样照会各国，表示沙俄并无吞并伊犁的意图，只是暂时驻军“代管”，今后会归还给清政府。

在俄国的心中，大清国内内乱四起，海防冲突不断，新疆阿古柏已经“立国”，大清因太平天国之乱已经元气大伤，哪里还有力量收复新疆的迪化、玛纳斯诺城呢？

所以，沙俄认为伊犁迟早是他们的。所谓的“代管归还”不过是口头上的一张空头支票。

然而，俄国万万没有想到，左宗棠所帅大军仅仅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便收复了新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领土，并且逼得阿古柏服毒自杀了。

直到这个时候，俄国才大梦初醒，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归还还是不归还呢？有没有以武力达成长期占有的可能性呢？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同一帮大臣的讨论时脑子飞快运转，最后还是决定先以谈判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为什么俄国不直接以武力为后盾，逼迫大清割让呢？这岂不是一了百了。

答案是：俄国没有十足把握战胜左宗棠6万装备精良的湘军。如果扩大战事，打全面战争，从东北面、北面、西北面三线进攻大清，那将是与大清的举国之战。战至最后，即便胜利，也会导致其它列强干涉，估计到最后不仅伊犁得不到，俄国国内的经济也会全面崩溃而变得不可收拾。

因此，谈判是最好的办法，这方面他们认为很有“经验”。

崇厚出使俄国谈判签约，结果招至朝野上下不满，所签条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

有了俄国明确谈判的态度，清政府与左宗棠也不好再说什么，表示同意就伊犁归还之事与俄国谈判解决。

本来这样的问题应该放在中国北京谈才是合适的，但俄国坚持要大清派全权使节去俄国谈，清政府最后也只好同意，毕竟伊犁还在他们的手中。

派谁去俄国谈判呢？

慈禧太后经过廷议后确定由崇厚为谈判大臣出使俄国。

慈禧作为政治家，本来在用人上很有一套，无奈她格局太小，视野不够，私心又多，狐疑丛生，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是极其不合格的。

这一次她派崇厚去俄国，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完颜崇厚，字地山，1826年生，满洲镶黄旗人。1861年，崇厚任兵部左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办理过一些国内洋务。

1870年，著名的天津教案事件发生后，前期便是由崇厚处理的，结果他处事无方，前踞后恭，胆小怕事，不事担当，最后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恶化而丢下烂摊子。曾国藩接手后，因不强硬，不愿惹出战端，也只好息事宁人。处理结果差强人意，最后是朝廷不满、百姓不满、他个人自己也不满。经此一案，曾国藩声誉大损，在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精神压力下，不到一年便撒手人寰了。

所以说，让崇厚去俄国处理这么重大的两国外交事件，真是所托非人。

当时大清洋务运动已经小有成就，知洋懂洋的外交人才并不奇缺。

那慈禧为何要坚持选派崇厚去呢？

答案只有一个：为了平衡满汉大臣，不愿让汉臣独揽收复新疆全境的不世奇功。

1878年6月，朝廷下旨任命崇厚为使俄全权大臣，准备出使俄国交涉。

在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工作后，同年11月，崇厚带领助手及随从等一行人从北京出发前往天津从海路去俄国。

当侍讲学士张佩伦(注：近现代大作家张爱玲的父亲)得知崇厚要走水路从海上去俄国时，深感不妥。于是上奏朝廷，建议改为陆路从西北经新疆进入俄国，以便途中在陕甘与左宗棠会面听取左公的意见，顺便增办对新疆实地情况的真实了解，做到知己知彼，以免在后面的谈判中吃亏受骗。

张佩伦的这一意见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对崇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遗憾的是他的这一建议并没有得到朝廷应有的重视。

崇厚在得知张佩伦的建议后，丝毫不以为意，并不加以采纳。

崇厚乃镶黄旗人，一生连长江也没跨越过，如果从陆上走，西北的黄沙风尘之苦，他压根就不想吃，何况他一向刚愎自用、颟顸昏庸，根本就不愿见这位倔犟严厉的湖南人左相左宗棠。

在海路崇厚一行乘坐俄国海轮，由黄海、经东海、南海入印度洋，绕南非好望角进入大西洋，再经过多日航行终于到达黑海的克里米亚岛。

一生连长江都没到过的崇厚，这一路饱览了路途各国沿海风光，大开眼界，人很是兴奋。

在海轮上，俄国人对其大献殷勤阿谀奉承，照顾之周可谓巨细无遗。

在海上航行几个月后，当崇厚一行离船登岸踏上俄国雅尔塔市后，俄方举行了高规格隆重而盛大的欢迎仪式。

在那个时代，在崇厚出使俄国之前，还没有过任何一位高级别的大清官员到过俄罗斯。

雅尔塔市地处黑海克里米亚岛，三面临海，气候温润，景色秀丽，十分宜人。

从小在皇城根内长大的崇厚，后来虽然办了些洋务，但是出洋越海跨洲，这则是人生第一次。加之俄方招待之隆重盛大，这让崇厚一时有些薰薰然、飘飘然。

俄国对这次谈判高度重视，在崇厚抵达雅尔塔之前，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已经召集重臣就中俄双方形势、伊犁的情况讨论过多次，并且通过俄国驻大清使节对崇厚的个人情况、经历、喜好等做了一一了解，可谓做足了谈判前的一切功夫，就等这位大清使臣来到俄国。

很快崇厚一行被俄方接往雅尔塔市西南3公里处的黑海岸边的里瓦几亚宫。

里瓦几亚宫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黑海的行宫，也叫弗兰兹宫。该宫殿依山临海，风景优美，一直倍受历代沙皇所喜爱。

为了不拂这位远道而来的大清使命之意，俄国人对崇厚一行照顾得十分周全，“殷切之情，可动日月”。

谈判开始后，俄方大臣们便换上了另一副面孔，贪婪、奸窄、狡猾等一览无遗。

他们提出通商、通航、分界、赔款、驻军等各种不合理的要求。

起初崇厚与他们打“太极”，既不过多争辩，也不答应他们的要求，采取一个“拖”字诀。

谈判旷日持久，双方谈谈断断，一直谈到了次年的秋天。

到了1879年10月，即光绪五年的八月，此时崇厚到达俄国差不多有大半年了，俄国人已经没有了多少耐心。

俄国人图穷而匕现，对崇厚极尽威胁恫吓之能事，表示如果再不答应他们经过修改做出了不少“让步”的条约，那么将以武力方式解决而不再与大清谈判解决。

崇厚此前作为大清三口通商大臣，对洋人的海上铁甲是有所了解的。

崇厚担心一旦谈判失败，俄国舰船在我国内沿海重新挑起战事，慈禧太后盛怒之下，这是有可能掉脑袋的事，于是在同年10月初同意与俄国人签订了条约。

由于该条约签订于俄国里瓦几亚宫，史称《中俄里瓦几亚条约》。

同年10月8日，崇厚所签条约各款传回国内，内容一经透露，朝野上下一片骂声，举国哗然。

根据该条约规定，俄国虽然同意交还伊犁9城，但是却割占了伊犁西南广大地区，并且占据了伊犁通往南疆的险要穆素尔山口。更令人扎心的是，伊犁9城东面广袤的河谷平原之地也大部分被俄国划走了，只留下一弯新月形的狭长地带让伊犁与新疆内陆相通。

此外，俄国人还索取500万卢布约合白银280万两，作为所谓偿付俄国代守伊犁的驻军费和俄国人的损失费用；准许俄国在新疆内陆嘉峪关、哈密等7城开设领事，给予俄商免税贸易特权等。

这无疑是一份极其可耻的不平等条约。

如果这份条约成立，那么中国收回的伊犁将只是一座孤悬于新疆之外的空城荒城。今后俄国人一旦有个借口随时可以“拿走”伊犁。而且俄国人不费一兵一卒，即使是冒战争危险也不一定能得到的新疆内陆腹地7城的通商特权。

崇厚这个糊涂虫一下子全部让俄国人达成了。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自然在国内引起了广大有识之士的公愤。

慈禧拿到这个条约后也有些吃惊，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打回总理衙门着人请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一帮大臣讨论是否同意。

此时的左相左宗棠人还在陕甘兰州，当收到廷议折片后，气得大骂崇厚颟顸愚蠢、遗祸国家。

西北远征将士们得知后，气忿填膺，前敌总指挥刘锦棠将军认为：“非决之战阵，别无善策。”

消息传开，全国人民无不气愤万分，街谈巷议，认为崇厚无能，俄国人欺人太甚，只有与之决一死战。

那个时代，普通的老百姓一般地理知识都十分的贫乏，对伊犁有多大面积并无概念，俄国人这次割去的伊犁土地有多大也无认知。但是，他们对洋人要求的通商贸易、驻军、设领事馆等深恶痛绝，认为这些都遗祸无穷，万万是不能答应的。

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难道马上挥师开战，以武力强行收回伊犁？

此法肯定不可，“兵者诡道也，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朝廷斟酌后，觉得这也割地太大，通商口岸一下子也太多，于是一连下了二道密谕给左宗棠。谕旨上讲：

“左宗棠尔于新疆情形了如指掌，而筹办军务，事权归一，尤当通筹全局，权衡利害轻重，密速具奏。”

左宗棠态度是坚决的，他决不同意损害伊犁主权一丝一毫，对俄国人的要求决不可答应，不成则不惜一战，以武力收回伊犁全境。

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密折奏章上讲道：

“俄人乘中国内战方殷，未遑远顾，乘机占据伊犁，借称代我国收复。俄在地方上按户收税，已掠夺不少，仍未餍足，现又要求赔偿。光绪三年(注：即1877年)西方报纸消息，俄人愿得二百五十万卢布，即交还伊犁，此次偿款忽然议增五百万元，可见真讹诈！”

“俄人原说，待我国收复乌、玛二城，即当交还伊犁，而俄不践总言，反而庇匿叛徒，纵其党羽四出扰边。官军追贼从未越俄界一步，我之守约如此，彼之违约如此，尚何信义可言！”

对于俄国人要求割让伊犁西南地区，左宗棠密奏上说：

“按崇厚所议第七款，陬尔果斯河(注：今译霍尔果斯河)及伊犁南之特克斯河归俄属，我方得伊犁只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里皆属俄部，(伊犁)何以图存？……自此伊犁四面，俄部环居，官军接收，堕其度内，固不能一朝居耳。”

最后左宗棠心情沉痛地指出：

“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而加遗，乃遽捐而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一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

至于如何与俄国交涉，应持何种态度，左宗棠在奏折末陈述道：

“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庸不似，敢不勉旃！”

这是这位持国老臣、大清鹰派名将一贯的主张，即不轻开战事，先进行耐心的外交交涉，但必须以武力作为后盾。如果凭交涉不能收回失土，就不惜一战。

他虽然年老体衰，已经67岁了，但决不避艰险，准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他在奏折中还表明，一等明春冰雪解冻后，将亲率骑步各军，进驻哈密城，将在南北两路适中之地，指挥调度各军应变。

左宗棠的奏折还在五百里飞马加急的路上，朝廷中的投降派便又蹦了出来。

他们过去反对朝廷用兵西北，说什么“新疆乃不毛之地，与其花费千万白银收复这些无用之地，不如节省下这些费用以作海防之用。新疆只是好比一个人的手脚，丢了并不危机生命，东南沿海才是国家的心脏”。总之，在这帮投降派的眼中，新疆对中国没什么用，丢了也就丢了。

现在新疆大部分已经收回来了，只剩伊犁还未收回，他们深恐得罪俄国，宁愿放弃伊犁，也不愿结恨于俄国人。于是以李鸿章为首领的投降派又开始站出来为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条约辩护了。

面对朝野有识之士提出的拒绝同意签约，惩办崇厚越权签订明显不平等条约的罪责时，李鸿章又滥了出来。

李鸿章上奏光绪、慈禧，他在奏折中说：

“此次崇厚出使，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为了制造舆论，他又写信给外交大臣曾纪泽，“推心置腹”地做工作道：

“其实伊犁久借不还，于大局亦无甚关碍，如今画蛇添足，进退两难。”

在信中他还不忘攻击一下自己的老对手左宗棠几句，说左宗棠“不明彼己，军心不固，外强中干，设与俄议决裂，深为可虑”。

历史上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这还真不是冤枉他的，其各个时期的奏折疏本原迹均在清史档案馆中存放着，青史煌煌，日月昭昭，这个总洗白不了吧？

从李鸿章的奏折中，我们看到的是：宁可让中国吃亏，千万别得罪俄国。伊犁收不收回来，反正对中国大局无碍。

说什么“先允后翻，其曲在我”，那么俄国1877年承诺照会列国的“一俟清政府收回迪化、玛纳等城后，即行将伊犁归还中国”，俄国人执行了吗？

李二先生就是李二先生啊！也难怪梁启超慨叹道：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其实，梁启超这句话的关键是“惜李鸿章之识”，其它两句不过是为了这句核心“惜其识”而放的一点烟幕弹。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家，其眼光是何等的深邃犀利。李鸿章有没有“才”，有没有“遇”，他还看不出来吗？

说白了，李鸿章一生办洋务，真正遇到国家大事大难时，面对洋人，一个字，就是“怕”。

他自吹自嘲只是大清的“裱糊匠”，但他何时曾真正硬气过一次为大清“装裱”过一次呢？

同年12月30日，李鸿章又致函总理衙门，为崇厚订立的条约进行开脱。信中他说：

“俄国沙皇相念两国多年和好，才同意议还伊犁。若我(方)将已订之约再议更改，则俄必不会应允。今所稍吃亏者，仅伊犁南边两山之间一带空地。”

讲完了这些，李鸿章一副老臣谋国的样子“语重心长”地对总理衙门旧雨故知、属僚故吏们讲道：

“主持大计者，勿为浮言所撼惑。”

李鸿章这一派的投降言论遭到很多人反对抵制甚至痛批。

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沈葆桢、时任司经局洗马的清流派领袖张之洞、时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体芳、时任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无不反对崇厚所签之约，张之洞甚至说：“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他还向朝廷上折道：

“朝廷宜整修武备，治崇厚以重罪。俄国之挑衅，决不可忍让，若让则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

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在收到朝廷寄发的李鸿章奏章附本后，迅速地给总理衙门回复了自己的意见，在信函中他驳斥李鸿章的“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的意见时说：

“崇厚虽以全权出使，但所议约章，只是草签，尚须经御笔批准，是以无所谓‘先允后翻’。但宜于崇厚返京复命后，将条约中不可允各条明旨宣示，使中外咸知，则正气常伸，人心自奋。”

针对朝野担心战事若开，中方又必吃亏一说，左公左宗棠为朝廷打气道：

“目前边事纠纷，道理在我方，论势力我亦不弱；只须内外坚持定议，万众一心。先之以谈判，谈判不成，则继之以武力，事无不济。”

由于有左宗棠与前线将士们的决心，加之全国人民坚决反对投降割地，清廷光绪帝、慈安与慈禧太后终于采纳了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拒签重谈的建议，摒弃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弃城割地的意见。

同年12月底，崇厚回到京师，立即被拘捕交刑部治罪，定为“斩监候”，一年到期后处以死刑。

朝廷决议废弃前约，改命曾纪泽赴俄重新签约。

他能完成这一使命吗？

曾纪泽折冲樽俎，不辱使命，强硬手段与外交技巧为其赢得晚清一代爱国外交家的美名；

曾纪泽接到朝廷上谕电报要其赴俄重新谈判订约时，人还在英国，他此时的身份是大清驻英法大臣全权使节。

曾纪泽，1839年生，系曾国藩的次子。大清兴办洋务运动时，曾纪泽已经年近30岁，曾国藩以超前的眼光要求子女努力学习外文英语。曾纪泽在外籍教师的指导下从ABC起步，循序渐进，后直接以英文原版书籍《圣经》等为教材学习，不到几年便已精通英语。这一优势为他日后成为一名杰出的外交家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1880年7月，曾纪泽接此重任后，随即从英国出发，乘海轮从大西洋跨越西欧进入黑海到达俄国克里米亚，再换乘马车一路赶到俄国首都圣比得堡。

一到圣比得堡，便受到了沙俄政府的冷遇。俄方以曾纪泽非头等出使大臣不拥有全权为由，拒绝与他谈判。

沙俄不知这次他们所面对的并非不懂外交的崇厚，而是一位精通英语、暗熟西方政治文化、经济科技的成熟外交家。

曾纪泽于1878年以大理寺少卿身份出使英法两国。在公使任内，曾纪泽非常勤勉务实，他深入了解欧洲各国历史、国情，研究国际公法，考察西欧诸国工商业及社会情况。可以说，他是大清官员中真正的少有的“西方通”。

俄国政府还想以糊弄崇厚的方式来糊弄曾纪泽，但接下来的谈判中，他们发现遇上了真正的对手与“硬茬”。

针对俄方提出的谈判资格问题，曾纪泽引用西方法律驳斥对方道：

“根据西洋公法，无论头等二等，纵使都称全权，但也都不能违背国家之意志专擅行事，宁仔必须国家批准；崇厚专擅行事，既违背中国国法，也不合国际公例，所以不能承认。”

正式谈判开始后，曾纪泽先发制人，将早已拟好的改约要点一一抛出，要求以此为谈判之核心。

俄方看后十分的不满，蛮横加以拒绝，以至谈判多次中途不欢而散。

断断续续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即1881年)的元月，仍然没有结果。

沉不住气的俄国政府终于又玩起了他们惯用伎俩，以终止谈判发动战争相威胁。

但曾纪泽并不为所动。

曾纪泽在出使俄国的这半年中，已经对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民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此时的沙俄就是外强中干，并没有真正的实力发动与中国的一场大战。

面对俄方终止谈判发动战争的恫吓，曾纪泽不卑不亢地表示：

“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亦不会无损。”

就在曾纪泽在俄国圣彼得堡与俄方折冲樽俎、唇枪舌箭之时，中国国内也没有闲着。

左宗棠还没等曾纪泽抵达俄国时，已经在调兵遣将，定下三路人马规复伊犁的策略，准备一侍谈判失败，直接以武力收复伊犁。

1880年(即光绪六年)的3月，前往新疆哈密道路上的积雪已渐渐消融，左宗棠便开始筹划将大本营移驻哈密之事。

这一年，左宗棠已经68岁。一晃他来西北有十余年了。

多年的风沙苦寒，已经摧毁了他早年壮硕的身体，咳血病似乎也重了不少。一天清晨起床时，忽觉胸口不适，忽然吐出鲜血十余口。

他原以为此生不会再出玉门关了，但这次为了对付俄国霸占伊犁，自己不能不出关而且也的确做到了。只是一旦谈判破裂，战事一开，自己年近古稀了，恐怕回不去了。

想到这里，他命人打造一口棺椁，准备随军而行，若战死沙场则就地淹埋。古人征战几人回，人生何处不青山！

想好这一切，左宗棠顿时轻松起来，心中升腾起一股力量。

是日夜，左宗棠挑灯又亲自为自自撰写了一副挽联，即本文中开头所提到这副自挽联。

写完后，左宗棠反复自看了几遍，还算满意，于是托人保管，以备回不去时之用。

4月18日，左宗棠亲率1000余人离开肃州，将大本营移防新疆哈密。

肃州(即今天酒泉市)距哈密有近千公里，即便今天的国道高速路也有700来公里。

开拔移营的这一天，士饱马腾，旌旗招展。令人惊讶的是，在队伍中，有几名壮士抬着一口空棺材，紧随在左宗棠的乘舆后面。这一列长长的队伍，在西北苍凉的黄沙古道上，显得格外的悲壮。

很快，左宗棠这一“抬棺出征”的壮举传遍了全国。

这一壮举显示了左相左宗棠与西征军全体将士不获全胜决不生还的决心，也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轻侮、中国领土不容外族侵占的神圣意志。左宗棠的这一勇敢爱国的行为和决心，感动了全国人民，也震惊了中外。

俄国为了逼迫清政府就范，在伊犁增兵至12000余人，把远东的海参崴兵力扩大至18000余人，同时派出远洋巡航舰七艘到我东南沿海进行威胁，并扬言要封锁中国东部沿海海面。

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一下子朝廷又有点慌了。俄国人又收买了当年帮助大清镇压太平天国的“洋枪队”头领、英国人戈登，让他出面当说客，前往北京“调停”伊犁问题，劝说李鸿章说服清廷投降。

戈登到天津后，首先与李鸿章密谈，然后威胁说：

“如果中国要作战，就当把北京的近郊焚毁，政府档案和皇帝都得迁移到内地去，还需要准备作战五年。”

此消息一经李鸿章使人扩散传至京师，朝廷王公大臣更加恐慌了。

1880年(即光绪六年)5月14日，朝廷立即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讨论伊犁的交涉对策。

此时朝中主战派头领、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已去世，投降派李鸿章等人又占了上风，他发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等人上折奏请朝廷委曲求全，与俄国妥协，以避免中俄全面武力对抗，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朝廷上决定妥协，但又担心朝廷之外的强硬主战派左宗棠远在西北不受节制，在新疆贸然与俄国动武。于是在同年7月6日下了一道召书，请左宗棠立刻回京师。

朝廷担心左宗棠知道实情后找借口拖延不回，在诏书上说：

“左相现已行抵哈密，关外军务，谅经布置周详。现在时事维艰，正须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即着左宗棠来京陛见，一面慎举贤员堪以督办关外一切事宜者，奏明请旨，俾资接替。”

左宗棠接到朝廷诏书后，十分气愤，知道朝廷事态有变，一定是上了敌人虚张声势的当，但此时人在万里之外，只得无可奈何。

左宗棠返回京师，一番分析终于让朝廷慈禧太后与光绪吃了颗“定心丸”，曾纪泽在谈判桌上终于将伊犁全部收回；

临行之前，左宗棠心情无比沉重，对和议结局深感忧虑，不知自此次回京师后还能不能返回西北。

他在给将领们的信中慨叹道：

“俄事尚未定议，而先以兵船东行，实为恐吓之计；谟谟诸公便觉无可置力，国事混淆！计抵京师时，恐错将铸成矣，为之奈何！？”

左宗棠将帅印交付西征军前敌总指挥刘锦松后，由玉门关入内地，于同年11月24日到了兰州与护理总督杨昌濬办理移交手续。

12月4日，左宗棠一行离开兰州回京。

当关内各族人民知道他即将离开西北时，上自白发老者、官绅士人，下至兵丁、百姓、妇孺，纷纷拥上街道高呼请左相大人留下，他们不愿失去这位可靠的保护人。

从兰州到西安，一路上汉、回、维及其他各族父老、士绅等都夹道攀留，焚香迎送，依依不舍。左宗棠只好一路不时停下来，安慰送行的人民，和他们珍重道别。

为了防止自己还在返京途中，朝廷投降派施压曾纪泽签订下条约，左宗棠一路上与朝廷文书不断，在信中他向朝廷指出：

俄国国内经济民生问题丛生，在第十次俄土战争中大伤元气，根本一时恢复不过来。如果此时与我方用兵开战，胜负未必而其国内必至经济全面崩溃。若谈判失败，我方朝野上下一心，将士用命，必不至败，西北一战可全面收复伊犁。况英国并不希望俄国人在新疆取势坐大而危及南亚印度，一定会多方掣肘。所以面对俄方威胁恫吓不要担心，宜作防备，其野心必败。

慈禧太后收到左宗棠心陈述分析后，心里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于是下旨将一批退隐回乡的名将如刘铭传、曾国荃、鲍超等人重新请出山，赶赴各军事要地设防，加强军事戒备以防俄国人冒险进犯。

这一番操作下来，俄国驻大清公使不明就里，加之听说左相左宗棠已在回京的路上，以为大清要与俄国打一场举国之战。情报传至俄国，俄方也怀疑清政府此刻召回左宗棠，是准备发动战争，一下子心中慌了，急忙去见曾纪泽情况是否属实。

同年11月初十，俄方谈判首席代表、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会见曾纪泽时问道：

“听说左相现在已进京，恐怕会挑起战事，不知确否？”

曾纪泽答道：

“这是谣言，不可轻信。”

俄外交大臣格尔斯听曾纪泽这么讲后，一脸狐疑，更加不放心了，不知道清政府胡芦里卖的什么药。

格尔斯回宫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汇报后，沙皇深感不安。

隔了不到两天，格尔斯奉沙皇之命来见曾纪泽，希望早日签约，以免事件变得复杂。

直到这时，俄国才软了下来，表示一切都好商量，务使中俄战事突开。他对曾纪泽讲道：

“这没是奉本国皇帝之命，皇帝陛下听说左相奉召入京，很不放心，我们两国务须及早签约，免生枝节。”

至此，中俄改签伊犁条约的条件终于成熟了。

1881年2月21日，即光绪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中俄伊犁条约》终于签署了。

改签的伊犁条约中，我国收回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东全部领土及被崇厚签应划走的特克斯河谷和通往南疆的要道穆扎尔山口，撤销了俄国人货物贸易由嘉峪关进入内地的要求，新疆通商口岸由七处减为了三处，即惠远城、塔尔巴哈台与绥靖城。

该条约的签订总体上讲是一次外交上的巨大胜利，尽管本质上讲们是个不平等条约。该条约中赔偿款由以前的500万卢布增至900万卢布，约合白银509万两。此外在霍尔果斯河以西、 塔城东北、喀什噶尔以西等几个零星的地方，我国还是被割走了约7万平方公的国土。

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废约改签能做到这些，拿回了能拿回的最大利益已经是难能可贵，非常难得的了。

曾纪泽以其渊博的国际法学知识、深厚的历史地理文化底蕴，在谈判桌上叙史论今，旁征博引，以高度的民族自尊心与爱国责任心折冲樽俎，为国家收回了不少主权与伊犁领土，这是后世历史永远会铭记的。

他也因此一战成名，成为晚清历史上在国际享有盛誉的一代杰出外交家。

左公左宗棠深谋远虑，以武力为后盾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次中俄谈判外交上的胜利，其心其行将永远是我们后来华夏儿女的精神财富。

人固可以死，但事业与人格力量的光芒永在！

1885年9月5日，晚清一代民族英雄、爱国名将左宗棠病逝于闽浙总督任上，享年74岁。(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