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中文集》 杨小京 编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美术史与雅游（节选）

范景中/撰

1928年，杭州出现了一所学院—— “国立艺术院”，即现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院长是林风眠。随着它的诞生也出版了一份刊物，封面非常简朴，刊名《亚波罗》。“亚波罗”现在译成“阿波罗”，就是太阳神，主编为林文铮[1]。林先生是蔡元培的女婿，在国立艺术院担任教务长，负责教学工作，他自己则主讲美术史课程。他在法国学习了九年，回来教美术史，可说是得心应手。我的老师卢圣时先生[2]告诉我，林先生讲美术史根本不需要讲稿，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亚波罗》的第一篇正是林先生的文章，详细论述“亚波罗”的精神[3]。第二篇是林风眠的文章——《我们要注意》，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不像论文的题目，是他的一个演讲。讲的第一点就是美术史，他抱怨美术史的研究太少，美术史著作太少;第二点抱怨艺术家，说他们头发留得太长，动不动就骂人，这样的艺术家不像艺术家，他还抱怨艺术展览会太少。我们要注意他谈的几点全是抱怨，艺术院刚成立，就发文章抱怨，而抱怨的第一条就是美术史。那时候是1928年，美术史研究确实很少，林文铮先生身为美术史家，第一篇论“亚波罗”的文章自然是论述美术史。所以我阅读《亚波罗》第一期前两篇文章感到惊异，它促使我想了解林风眠当时想干什么， 为什么发表抱怨书，于是找到林风眠任院长前写过的一篇很长文章，是他印成了小册子发给全国艺术家的，名为《致全国艺术界书》，现在引用一段:

九年前中国有个轰动人间的大运动，那便是一班思想家、文学家所领导的五四运动，这个运动的伟大，一直影响到现在，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国在科学上、文学上的一点进步，非推功于五四运动不可。但在这个运动中，虽有蔡孑民先生郑重的告诫“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术”[4]，但这项曾在西洋的文化史上占了不得地位的艺术，到底被五四运动忘掉了。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中国社会人心间的感情的破裂，又非归罪于“五四运动”忘了艺术的缺点不可。[5]

所以，他任职之前的《致全国艺术界书》实际上发出了一个广大而深远也挟裹着悲凉的抱怨，他不只抱怨艺术界，而且抱怨整个中国文化界:抱怨五四运动顾了科学，顾了自由、民主，却把美术给忘了。这个观点非常重要，我在此首先强调这个观点，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于五四运动进行了大量反思，特别是思想家王元化先生做的深刻反思，对于中国思想史感兴趣的人，都读过那些文章，可是几乎没有人从美术的角度，像林风眠先生这样，反思五四运动缺失了美术，文化的命运会怎样的问题。蔡元培先生首先意识到美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性，林风眠则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对此做出回应。于是，我们看到《亚波罗》的第一期就提出了“艺术运动”，也就是“五四” 这场浩大运动当中缺失的一个重要运动。他们试图用“艺术运动”弥补五四运动，究竟能不能弥补上，我们可以通过从民国年间到现在的这段美术史来反思。

左至右依次为林风眠、林文铮、吴大羽

遗憾的是研究思想史的学者们反思五四运动的时候，还是把蔡元培先生的“不要忘了美术”给忘了。蔡元培先生是一位教育大师，他还提出了一个我们当今惯见熟闻的口号——“美育代宗教”[6]。他如此强调美术，原因何在? 美育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提出它的背景又如何?这些都值得做美术史的学者进行反思。我觉得这个问题必定与蔡元培先生的求学经历有关，他舍弃了去日本的公费，而自费到德国留学，在那遥远的异国是什么触动了他的心弦?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偶然间想起了西方历史上的一场持续经久的运动，那场运动可能会对蔡元培、林风眠思考“艺术运动”有影响，它的一些结果，林风眠先生在文章里似乎触及:

在欧战时期，法国人以雍容镇静之态度，临机应变，毫不张皇，绝不以目前之小利害而动其心，卒以备战仓猝之国，战胜兵多将勇的德意志。蔡孑民先生说，这种态度是渊源于该国多年的艺术之陶养的。[7]

这段话说的是在一战期间德国进攻法国，法国人备战仓促，可结果却打赢了。原因何在?蔡元培先生的观点是:法国人的修养好，是“艺术之陶养” 的结果。但好的修养、好的艺术涵泳，和打仗有什么关系?讲到这里突然联想到一衣带水的日本，日本一蕞尔小国，与地大物博、兵多将广的中国比起来自然是不知相差几筹。但是2011年的福岛大地震让我们看到在一场巨大灾难面前，日本百姓的井然有序，那确实令人刮目。他们的表现是否就是蔡元培先生强调的“艺术之陶养”，我不敢肯定，但还是想提出来供大家思考一番人的素质与“艺术之陶养”的关系。我们知道日本人的聪明受益于中国的文明和成就，他们不辞巨浪狂风，艰辛地跑到中国以获取陶养，即使那些未到过中国的著名人士，也如饥似渴地吸取了中国文明的精华。最近读日本文人画家能田村竹田(1777—1835)的《山中人饶舌》，序言不到90字，连连运用中国典故，即使书名也是取自《楚辞》和《景德传灯录》。

现在我们回顾欧洲发生的那场运动，它的英文称呼是Grand Tour，此名出现在17世纪。有个英国绅士叫拉塞尔斯 [Richard Lassels][8]，他5次去意大利，1607年在巴黎出版了一本书《意大利之旅》[The Voyage of Italy, or a Compleat Journey Through Italy]，提出了Grand Tour，很快人们给它定义为“要获得绅士资格和必备修养所必上的一课”。在汉语语境中，好像还没有人特别详细深入地研究这场运动，我想把他译成“雅游”[9]。这场运动在17世纪由英国绅士发起，主要参与的是英国、德国及北欧的一些国家。他们“雅游”主要是通过意大利去寻找西方文明的根源。

我们先谈一谈18世纪的英国作家吉本 [Edward Gibbon][10]。大家都知道他写过一本非常有名的历史著作。1764年，吉本27岁，几乎是戏剧性地突然决定前往罗马。对他这个经过古典训练的头脑来说，看到这座“永恒之都” 确实是一次难忘的经历。罗马变成他十分钟情的城市。他回味这段经历说:

我的性格本来难以被热情鼓动起来，而我也从不以为自己会受这种热情的影响。但在25年之后的今天，我无法忘怀，也无法表达自己初次抵达那个永恒之都时心神激荡的强烈情绪，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我昂首阔步于罗马古代广场废墟之上;罗慕路斯站立之处，或塔利 [Tally，即西塞罗] 演说之处， 或恺撒丧生之处，这些引起怀古的地方，一起涌现在眼前，我陶醉并享受于其中，过了好几天，才重新开始冷静而仔细的研究。[11]

罗马号称为“永恒之都”，吉本说他的性格很难被激荡，但却也受这座“永恒之都”的摇撼而忽焉动容。“废墟”这些年很时尚，特别是巫鸿先生做了废墟研究[12]以后。我以前对于“废墟”也有过关注，起因就是这场“雅游”运动。“罗穆路斯[13]站立之处”——熟悉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罗穆路斯兄弟是母狼养大，是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塔利[14]演说之处”与“恺撒丧生之处[15]”，这些地方都引起吉本的怀古之情:

那天是1764年10月15日，我正坐在罗马朱庇特神殿的废墟上沉思，忽然听到新建的神殿里那些赤着脚的修道士的晚祷歌声传来，就是在这时我突然想到要为这座名城的衰落和灭亡写一部历史。[16]

这就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由来。吉本到罗马看什么，显然是看“废墟”，到过罗马的人大都会去看那些“废墟”，有神庙有祭坛，有雕像有古典的圆柱，在这里能发思古之幽情，可以想象西塞罗那样的演说家，恺撒那样的帝王，当年在那里演讲、漫步。“废墟”可谓是“历史的图像”，是历史的物质化，是可以触摸的历史。吉本触摸了这些“历史的图像”之后，忽动感触，想把它再现出来，《罗马帝国衰亡史》就这样悄悄地写成了，一鸣惊人写出了一部了不起的书。在罗马期间，他由古物学家拜雷斯 [James Byres] 陪同; 在写作过程中，他和美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史家三者兼一身的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创始者雷诺兹 [Joshua Reynolds][17]经常来往。雷诺兹创立过一个俱乐部，俱乐部里进出着名流要人，例如约翰逊[Samuel Johnson][18]、伯克[Edmund Burke][19]，吉本也是其中一员，但他一直潜心不露，直到他的书问世后整个英国震惊了，他再现了古罗马的一段历史图像。吉本就是这场“雅游”洗礼中出现的一个人物[20]。

再举一位——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21]，熟悉美术史的人都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人，他被称为“现代美术史之父”，是形式分析大师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22]的老师;而熟悉文化史的人更知道他是文化史的创始者。布克哈特也因为到意大利旅行受到巨大的影响，他当时师从德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23]，可他没有走兰克的路，而是选择了美术史。布克哈特时代的学术环境可以称为学者共和国[Respublica literaria] 或者学术共和国 [Reipublicae Litterarum]，那也是17世纪形成的观念，因为高雅的艺术、科学和文学超越国界与民族，属于人类共同的财富，而学者是它们的阐释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观念，正和“雅游”相交叠。瑞士、奥地利、德国都属于德语文化圈，学者互相往来更像在一个国度，布克哈特这位瑞士人就是到德国求学的。他选择了美术史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他的意大利之游，另外是他跟从著名的美术史家库格勒[Franz Kugle][24]学习，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库格勒。布克哈特的文化史开山之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里也有一段名言，他引用了一段但丁的话后说道:

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但丁的话:罗马城墙的石头值得我们尊敬，而建成这个古城的土地比人们所说的更有价值。纪念庆典虽然不断地举行，然而在真正的文学[literature] 中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篇忠诚的记载。乔万尼·维拉尼[25]从罗马一千三百年纪念中带回来的最好的东西是他想写一部历史的决心，而这是由于看到了罗马古城的废墟而激起的。彼特拉克[26]表明他自己对于古典古物和基督教古物的品味各居其半。他告诉我们他怎样时常和乔万尼·科伦纳[27]一起登临戴克里先[28]大浴室的高大穹窿，在澄澈的碧空里，无边的寂静中，眺望罗马周围的全景；这时他们所谈的不是日常事务或政治事件，而是在他们足下的古城废墟使他们联想起来的历史，在他们的对话中彼特拉克赞扬古典古物，乔万尼歌颂基督教的古物，然后他们进而谈到哲学和艺术的创造者。从那时起，直到吉本和尼布尔[29]的时代，这同一片废墟曾经有多少次在人们的心中唤起同样的沉思和回顾啊! [30]

罗马的废墟让布克哈特想起文艺复兴，想起吉本，想起他德语的同胞尼布尔。我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让历史学家的文字图像化，想象在这场“雅游” 当中古老的废墟在游览者心中所唤起的意象，那些意象是如何潜移默化了他们的心灵，从而使他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决定。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吉本要为古罗马写出一段图像化的历史，布克哈特也决定把文艺复兴再现出来，他们完成了两部西方史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

17和18世纪“雅游”当中还产生了很多著名人物，比如伊夫林[John Evelyn][31]，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学者范存忠先生(1949年国民党政府让他去台湾他没去而留在了大陆，是后来英语学界的元老级人物)写过一些关于他的研究[32]，我在《中华竹韵》里也做过一点讨论[33]。伊夫林是在英国影响很大且参加过“雅游”的人物，他涉及的面很广，既谈论园艺、建筑、雕刻，也研究珍宝、古董。美术史上有一个词叫“cabinet”[34][奇珍室]，是指博物馆还未兴起之前，贵族在自家开辟的一个空间，以展示各种奇珍异宝，包括艺术品以及珍贵花草标本等，伊夫林就是参与者之一。“雅游”在美术史或西方文明史当中的作用巨大，西方学者就此讨论的著作繁多，而中国学者还很少有人做出认真而全面的论述。[35]对于我们现在强调的美术史来说，现代美术史的奠基之作《古代艺术史》，就是在“雅游”中诞生的。它的作者，温克尔曼不仅给誉为“现代美术史”之父，也给誉为德国古典学复兴的引导者。关于古典学与美术史的关系，我希望有时间能写一点儿这方面的文字。

“雅游”运动的性质大概在19世纪发生了转变，转变的原因是拿破仑战争的爆发，还有之前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从英国到意大利旅行，主要通过法国，战争爆发后，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如威尼斯被法国人占领，兵荒马乱，绅士们不愿意冒险出游了。19世纪40年代火车开通后，又是另一番情景，不仅是绅士，连一般人也可以坐着火车去意大利，这样，“雅游”的本来意味逐渐地消失。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也有人参与了“雅游”。当时，中国人自然不会跑到欧洲旅游，到欧洲的往往是秉承公事的外交官。其中有一位叫钱恂[36]，他带着夫人去了欧洲。夫人钱单士厘[37]，浙江萧山人，钱是夫姓，她本人姓单。她在意大利，也像吉本、布克哈特一样，游览了古罗马的名迹，她觉得那些东西太了不起，一定要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归潜记》，我的《中华竹韵》曾引用过这本书[38]。我认为钱单士厘太了不起了，写出了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学者的第一篇西方美术史文章，更有意思的是，竟出自一位女性的手笔。她在《归潜记》里介绍了梵蒂冈的重要藏品《美景楼阿波罗》[39]和《珀尔修斯》[40]，以及我们耳熟能详的《拉奥孔》。她不光介绍拉奥孔的雕像[41]，还介绍了莱辛[42]的名著《拉奥孔》里的一些重要观点，其时在20世纪初，这么早就介绍了莱辛的名著，想想都感到吃惊，因为我们常读的朱光潜先生的中译本已经是60年以后的事情，可居然在20世纪初就有一位女性向国人介绍它们，不仅如此，她还翻译了一些拉丁文术语，所以《归潜记》 是一本非常了不起、非常值得研究的书，可到现在似乎还没有重要的研究，我们读到的只是钟叔河先生编的《走向世界丛书》里的一篇文章[43]，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在他博士论文里的一段讨论，但讨论的都不够。我们应该对钱单士厘的这本书做出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它所涉及的不只是美术史，也是一段中西文化的交流史。

钱单士厘以其特殊身份到意大利，好像听到了“雅游”运动的尾声。另有一位人物更特殊，他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跑到外国去避难的康有为，他游历了欧洲十几个国家，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意大利。不过，此处我们先引用他游历苏格兰所写的感受:

吾游苏格兰时，自创汽机之瓦特，创生物学之达尔文，及诸诗人、文人、乐人、机器人(机械家)诸遗宅，马夫扬鞭，皆能指而告我，各国皆然。其崇敬英哲，虽最鄙下人，皆能如是，而穷乡皆能行之。中国人非不好古，然自一二名士外，则鲜能知之。其趋时风或好言适用者，则扫除一切，此所以中国之古物荡然也。夫不知西人者，以为西人专讲应用之学者也，而不知其好古人而重遗物，遍及小民，乃百倍于我国。

若农夫乎，则耕田而食，作井而饮，抱妻子而嬉，奚所事于古物为?若野蛮乎，渔猎而食，捕虏杀人，悬人头于胸及其室庐以夸勇，掠妇女而淫焉，奚所事于古物为? 过欧洲之都会，古物之肆森列;其余国，则食肆、用物肆耳。观古董之多寡，而文野之别可判矣。[44]

康有为到苏格兰游历的时候，英国已是经过一番“雅游”熏陶洗礼的国度，时间已在19世纪末。那些英国名人的故居，连当地马夫之类最底层的普通人也能数说指陈，这与中国的文人名士人亡之后园林即废，真有天壤之别。简言之，其间对于文明古物的尊重不知相差多少，康有为的感慨当然也是我们现在许多人的感慨。对于那些“农夫”及“野蛮人”，古物大概没什么用，但欧洲的都市却到处都是古董店，相比于其他国家的饭店、杂货铺的满街连衢，又是不啻天壤，看看古董有多少则“文野之别可辨矣”。康有为虽是一个逃难者，可游历了欧洲以后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或许他考虑的不再是变法与否的问题，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在他眼中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反而沦落成了一个接近愚昧、落后、野蛮的国度，身心一定受了强烈的刺激，以至于他回忆说:

昔张督欲以焦山为炮台，吾争之，谓焦山佳胜，岂可为炮台以杀风景。张谓吾等名士诞虚，卒行之，此可谓能讲实用者矣。然守长江者无铁舰以攻人，守于江口外，而至设炮垒于焦山，是几若某抚之陈炮于大堂矣。张固能好古者，然使英人为之，则必保存焦山矣。故保存古物会不可不设，而好贤慕古之风流，中国人犹未至也，宜更加之意也。[45]

这里的“张督”是张之洞，他要在焦山上建炮台，康有为以保护此处名胜为由提出反对，但张之洞讲求实用，认为这些名士光想那些虚无荒诞之事，不懂得打仗，最后还是建了炮台。康有为说张氏固然是一个好古者，但要让英国人决定，则肯定力保焦山，不会为了单单的获胜而破坏文明。所以康有为倡设“保存古物会”，希望国人更珍惜文明古物。这些都是他欧游时发出的感慨，此时不是变法不变法，保皇不保皇的问题了，他考虑的是中华文明存亡的问题。康有为思想的转变，显然跟经历这些“雅游”运动洗礼的国家有关，“雅游”对于西方一些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无能力解答，但至少可以这么说，“雅游”给旅游者们补了一门课，这门课就是美术史课，他们到意大利满是大街小巷地走，仿佛置身在美术史当中，以至于他们不光把古罗马的文物小品，而且还把文艺复兴的大师杰作都带回了自己的国家，陡然提高了收藏家的品位。当然，不只英国，德国也开始关注收藏文艺复兴的作品，并继而关注中世纪的艺术收藏。

歌德本来也想学艺术，但到了意大利游历了一圈，受了一番美术史的教育，觉得意大利的美术太了不起了，自己成不了那样的大师，于是放弃了成为艺术家的念头。但他怂恿一位好友迈耶尔 [Johann Heinrich Meyer][46]去研究美术史，并连续几年跟他通信鼓励他撰写美术史，自己则把才情倾注在了诗歌和戏剧上。不过，这场“雅游”也使歌德写了很多讨论艺术品的文字，那些文字可见于约翰·盖格 [John Gage] 编辑的《歌德论艺术》[Goethe on Art]。歌德在德语国家是相当于中国孔夫子的人物，他的影响非常大，他的权威再加上其前温克尔曼 [Winckelmann][47]的魅力，无疑大大推动了德语国家的美术史发展。

英国走的路与德语国家不同，它从另外一些方面吸收了意大利的文明。比方说在18世纪，产生一个术语叫“picturesque”，我把它译成“如画”，指的是一些英国人看到意大利的废墟以后，觉得废墟很美，应该把他们自己的景观也改造一番，这里添一些古物，那里再加一些断垣残墙，让人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他们还从洛兰[Claude Lorrain][48]的画里汲取灵感，发现画里的神庙和圆柱的典美，于是他们把大片大片土地改造成了让人联想到古罗马的景观。当时还很少有人关注希腊，因为希腊被土耳其占领，不方便旅游，所以主要是受罗马的影响，不过，很快希腊的品味就兴起了。

还有些绅士觉得意大利这些美景，印在头脑里还不够，应该要把它们画下来。我们经常说中国有“文人画”而西方没有，如果把“文人画”当成一种文人阶层闲暇之余用来消遣的墨戏，以展示自己修养的绘画，那么英国人也有“文人画”，他们的“文人画”就是水彩画。水彩画也与绅士的“雅游”有关，他们不光去旅游还以画来纪游，于是水彩画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英国没什么大画家，但他们的水彩画却有过人之处，因为它们是文人闲情逸致的表达。记得有一次我在伦敦的一个普通人家的楼道里看到墙上挂的水彩画，画得很不错。便问主人是谁画的，他说是他自己画的，是他的业余遣兴，这不就是“文人画”吗?也许一开始只是绅士摆弄笔墨，但大家都以绅士为榜样，那些有点钱、有点时间、有点才能的人也都参与进来，他们的“文人画” 也就发展起来。

“雅游”对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德国产生的许多杰出的美术史家当中有一位叫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鲁莫尔 [Carl Friedrich von Rumohr]49，名字当中的“von”，表明他是贵族，当时能到意大利去旅行的，贵族无疑最有条件。鲁莫尔曾以他写的一本烹饪书而闻名，他还写交际礼仪的书，告诉绅士们谈吐举止以及宴会用餐的规矩。因为他是贵族有地租可收，所以又写了一本丈量土地的书，总之他的兴趣非常广泛。但他最著名的书还是《意大利研究》[Italienische Forschungen](1827)。关于意大利艺术，不用说，必读书首先就是瓦萨里 [Giorgio Vasari][50]的《名人传》，瓦萨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画家，他的画现在没有多少人关心，但他设计的宫殿乌菲齐宫[Uffizi Gallery]，凡到佛罗伦萨者都会去参观。他的《名人传》，是西方美术史的开山之作，因此给誉为“美术史之父”。他的书在当时欧洲国家的绅士阶层中流传，鲁莫尔披阅之后想译成德语，可在动笔之际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决定自己重写，就这样他的《意大利研究》成了德语国家美术史的奠基之作。

当然，鲁莫尔之前还有温克尔曼，温克尔曼有“现代美术史之父”的美誉，可他大部分时间活动在罗马，与鲁莫尔有很大的区别:温克尔曼写作《古代美术史》主要通过罗马的复制品讨论古希腊艺术，他以此想象古希腊人对美、对人体与户外运动的爱好，想象他们的环境、气候，然后运用天马行空但又堪称是“真骨凌霜，动多振绝”的语言歌颂了希腊人爱美的精神;可鲁莫尔 牢牢地盯住艺术品，他关心其创作质量和具体史实，无意间开辟了一条美术史研究的实证道路，和温克尔曼的《古代美术史》形成了对比。鲁莫尔的著作在当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甚至影响了黑格尔。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名著， 就是他的《美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里也讨论意大利艺术，黑格尔主要参考的读物就有鲁莫尔的书。

德国正巧也在发生一场转变，柏林逐渐取代魏玛成为文化中心，活跃在柏林的一位学者叫库格勒，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他是布克哈特的老师。他游历了意大利以后还不甘心，也想做一做意大利研究。况且他有特殊身份，是政府的官员，因此不光自己研究，而且还把想法渗透到政府的施政措施上。库格勒也像早期的那些美术史家一样多才多艺。鲁莫尔研究烹饪、礼仪，是一位典型的贵族。库克勒和他不一样，更像一个典型的学者，他学过文学、音乐，本身就是音乐家，而且会画画，文学造诣也很高，早期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位获得者海泽 [Paul Heyse][51]还是他的女婿。库格勒不光以自己对艺术的主张来影响政府政策，他还受命担任了1834年在柏林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美术史教席职位。虽然，库格勒之前，哥廷根大学也出现过美术史教授，但也许是库格勒才标志着美术史在欧洲成为学科，二十多年之后的1860年，波恩设立了美术史的正式教授职位，继而是维也纳(1863)、斯特拉斯堡(1871)、莱比锡(1872)、柏林(与库格勒的个体教授不同)和布拉格(1874)等。很长一段时间，美术史都是德语国家的专长，我们现在再看看西方的大学，凡是一所像样的综合性大学都设有美术史专业，它跟物理学、化学一样成为大学里的一个系科，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