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许撤回起诉”机制是否合理？

#律师来帮忙# “不准许撤回起诉”机制并非独立程序，也不是公诉的实质性审查，而是庭前会议结果效力的一种延伸。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32条正式吸纳了2017年《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的相关内容，明确了在庭前会议中，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法院可建议检察院补充材料或撤回起诉，若检察院不同意且开庭审理后无新事实理由，一般不准许撤回起诉。此机制被学者视为未来影响我国刑事诉讼控审关系的关键，并可能成为庭前公诉实质审查程序完善的重要契机。我国公诉审查目前主要为形式性审查，该机制与公诉实质性审查有何内在联系？其目的、功能及运行效果如何？ “不准许撤回起诉”机制的审查核心在于“公诉提起是否适当”，具体通过庭前会议衡量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材料，判断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是否具备实质证据支持，并达到法定证明标准，即《刑诉法解释》第232条所述的“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此标准虽未在法律中明确界定，但通常指定罪量刑的要件事实不清或证据未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实际上，该机制针对的是远未达到检察院提起公诉标准的案件，这些案件关键事实、证据存在明显漏洞，一般法官通过书面审查及庭前会议即可直觉意识到，即便进入审判环节，也大概率会作出无罪判决。此标准具有高度经验性和直觉性，限制了机制的启动。 “不准许撤回起诉”机制并非独立程序，而是附随庭前会议程序展开，其审查方式自然融入庭前会议的证据开示、整理及争点整理等环节。2012年后，我国《刑事诉讼法》恢复全案卷证移送制度，使得法官能在庭前会议中进行书面审理。因此，该机制结合了言词审理与书面审理的优势，采用以庭前会议证据整理程序为主，书面审查为辅。一方面，通过庭前会议的证据整理，控辩双方可相互质疑和答辩，法官可听取被告人或辩护人意见，确保开启机制时的内心确信正确合理，提高认定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的准确性；另一方面，法官可通过书面阅卷快速自主判断案件事实和证据情况，保证审查效率，节省司法资源。 《刑诉法解释》第232条将“不准许撤回起诉”机制的手段明确为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材料或撤回起诉。该机制手段具有高度柔性，不产生强制效力，通常以法官口头通知方式实施，是否接受由检察官自行决定。此机制实为法院对公诉权的一种限制，但因缺乏刚性而难获检察机关重视。即便检察机关接受建议撤回起诉，准予撤诉裁定无既判力，仍可重新起诉，资源节省效果不明显，对被告人也未必有利。法院本可依据法律开庭审理并作出无罪判决，但实践中多选择柔性方式改善现状，反映出法院对检察机关制约能力不足，对作出无罪判决存顾虑，这与我国刑事诉讼原则当前“配合为主、制约为辅”的关系模式有关。 “不准许撤回起诉”机制的效力主要体现在，一旦法院提出建议而检察机关未撤回起诉，开庭审理后若无新事实和理由，通常不允许撤回。该机制主要对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权构成制约，并非用于过滤不符合标准的公诉案件。在机制出台前，法院无法裁定驳回公诉，只能通过无罪判决纠正错误起诉。然而，我国无罪判决比例长期偏低，且法院在作出判决时需兼顾检察机关的公诉权和考核任务。近年来，尽管无罪判决数量有所增加，检察机关的包容性也有所提升，但法院仍采取提前建议的方式，并留出“新的事实与理由”的例外，这一例外具有较大随意性和可操作性，检察机关可轻易规避机制适用。 公诉实质性审查制度是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审判前，由专门机构对起诉的实体要件进行审查的法律制度，包含时间、内容和效力三要件。我国“不准许撤回起诉”机制虽涉及案件事实、证据等实体内容的审查，满足了内容要件，但因缺失时间要件和效力要件，并不能视为已建立公诉实质性审查制度。实际上，该机制是庭前会议制度的一部分，属于庭前会议程序结果效力的扩张。在我国，部分刑事案件需经历公诉形式性审查、庭前会议（含“不准许撤回起诉”审查）和庭审三个阶段。庭前会议的结果，包括“不准许撤回起诉”的审查结果，将在庭审阶段产生效力，对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形成制约。 从长远看，改革者需深入剖析“不准许撤回起诉”机制的局限性根源，并探索机制外的改革之路。关键在于重塑撤回起诉制度，确立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刑事诉讼理念。为此，应严格限制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权的行使，包括限制撤回时间至庭前阶段，明确并精简法定撤回情形，以及严格限制再行起诉次数。同时，要充分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撤回起诉程序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异议权，提供申诉和上诉等救济途径。审判机关应对检察机关的撤回起诉申请进行实质性审查，规范审查流程与文书制作，确保裁定书中明确记载和论证撤诉理由。这些改革措施旨在彰显司法公平正义，保障各方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