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公安机关不再强调“四有四必”承诺？

#律师来帮忙# 110报警服务的“四有四必”承诺，是对公安机关打击犯罪、救死扶伤职责的概括。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10匪警电话就已初现雏形，但功能单一。直至1986年，广州市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的正式开通，才标志着其真正步入发展快车道。上世纪80年代末，公安部推动全国大中城市公安局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形成规模。其中，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郭韶翔副中队长，自掏腰包为警察做广告，提出了“有警必接、有警必出、有难必帮、有险必救、有求必应”的口号‬，最终演化为“四有四必”承诺，并在1996年公安部漳州现场会上推向全国。如今，“110”已成为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深入人心。 “漳州110”精神及“四有四必”承诺深得民心，成为人民群众熟知的报警救助方式，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架起了警民沟通的重要桥梁。然而，实践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一方面，无效报警数量庞大，如醉酒者、儿童乃至无聊成年人的骚扰电话频频占据报警线路，甚至有“代买早点”、“代取厕纸”的荒唐报警，而‬真正有急事的居民难以打通电话。另一方面，非警务活动占比‬较高‬，如移车、市政服务等非紧急事务大量消耗警力资源，严重影响了警察处理紧急警务的效率。正是‬由于报警中存在大量无效和非警务类报警，对“四有四必”承诺的不当解读已成为公安工作的桎梏。 支持者‬认为，“四有四必”承诺从根本目的上体现了行政的公共性，即行政权力作为国家赋予的强制性力量，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公共利益。警察权力作为行政权力的一种，同样秉持这一原则，致力于服务人民而非个人或组织利益。这一承诺与“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相契合，彰显了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和“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同时，“四有四必”承诺也是政府对公众作出的庄严承诺，具有严肃性、连续性。放弃这一承诺将损害政府公信力，破坏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影响公安机关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政府应保持公共政策的稳定性，坚守“四有四必”承诺。 反对者‬认为‬，从公共服务的特点来看，“四有四必”承诺违背了公共服务的有限性原则，对公共行政效率造成了不利影响。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伦理学的核心议题，它追求以最低的行政成本实现最大的产出。然而，“四有四必”承诺，特别是“有难必帮”和“有求必应”的部分，因未明确界定帮助和响应的范围，导致警务活动中混入了大量非警务任务，严重降低了效率。若将警察视为公共资源，此承诺易导致资源浪费。同时，“四有四必”承诺不利于警察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与警务革命的历史趋势相悖。此外，它还导致警察职能泛化，干扰了其他部门的工作秩序‬，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完善。 公安机关在提升自身工作‬能力时，首要任务就‬是破除对“四有四必”承诺的保守态度。该承诺虽在和谐警民关系中功勋卓著，但面对警务繁重、警力不足的现实，其实际效果有所欠缺。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分工日趋复杂，专业化、职业化成为趋势。提升道德选择能力并非否定“四有四必”，而是要坚持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同时，公安机关需提升正规化、专业化水平，聚焦公安主业，明确职权，避免职能泛化。早在多年前，部分地区公安机关已开始思考并改革110接处警工作。如今，对“四有四必”的批判性思考，既是现实倒逼，也是贯彻党中央和公安部精神的要求。 就改造外部环境而言，关键在于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分流日益增多的报警，并通过多种手段宣传引导群众正确拨打报警电话。湖南省岳阳市公安局的“岳阳110”模式便是一个成功范例，通过“远端清源、前端分流、中端归位、末端聚焦”，有效提升了110工作效率。同时，改造外部环境还需完善制度设计，特别是法律保障。应依法规范报警行为，对恶意报警进行法律约束；明确110报警受理范围，有效分流非警务活动；细化民警接处警时间和程序，确保有效报警得到及时妥善处置。明确的法律规定能指导警察执法，避免权力滥用，摆脱“四有四必”引发的伦理困境。 2003年，公安部适时出台了《110接处警工作规则》，明确摒弃了“四有四必”作为职责的硬性规定。公安机关‬作为与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紧密相连的执法部门，确保其‬权利义务在《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框架内规范运行至关重要。口号虽具鼓舞性，但过度伦理化或道德化的解读，却往往‬适得其反‬，使法律问题变得复杂，削弱执法部门的效率。法定权利与义务，唯有明确载于法律条文，才能彰显其权威，划定合法与违法的清晰界限。公安民警‬有权依法拒绝职责范围外的请求，民众也可依法对警察的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如此，方能真正推动依法行政，降低成本，“四有四必”之说，实则无需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