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夏天，庐山显得格外的炎热。
七月八日的下午，毛泽东在一个小小的别墅里，等待着一位他已经二十二年未见的老朋友——贺子珍。
当门轻轻合上，警卫员退出房间时，毛泽东的手微微发颤。
贺子珍出现在他的面前，瘦弱的身影让时间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在延安饱受风霜的岁月。
而毛泽东压在心底多年的一个疑问，也在这久别重逢的瞬间涌了出来：“当初为何一定要走呢？”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时间倒回到1937年的延安，那个时候的贺子珍正抱着刚满月的女儿李敏，窗外的马蹄声时而清晰时而渐远，润之（毛泽东的乳名）又一次匆忙离去，去抗大讲课。
日复一日，煤油灯在子夜时分依然未亮。
而那段时间的陕北高原上，风比井冈山的更烈，让贺子珍觉得更加寒冷。
有一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了，带着她特有的热情和无拘无束的笑声，这些声响似乎在戳痛贺子珍的耳膜，她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疏离感。
在延安的某个晌午，她甚至亲眼看到毛泽东与史沫特莱握手练习交际舞步，那红艳艳的指甲油刺痛了她。
那晚，他们大吵了一架，整个军委驻地都被惊动了。
争吵之后，贺子珍抱着孩子冲进了寒夜。
争吵之后不久，贺子珍登上了前往莫斯科的列车，临行前她悄然将毛泽东送的派克钢笔塞进月台的缝隙。
到了莫斯科，她开始了五年的治疗生活。
期间，每到中国农历新年，她都会托人买来红纸，剪成窗花贴在病房的窗户上。
苏联的寒冷冬夜里，她总是回想起在延安时一家人的温暖时光。
她也时常收到来自国内的关心和问候。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专门致信共产国际，要求苏方妥善照顾她，并特别安排她在寒冷的季节接受温泉疗养，因为她的身体还残留着弹片。
这些信件直到1950年才解密，当苏联同志拿着那发黄的信纸找到贺子珍时，她才知道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她的存在。
1959年，贺子珍和毛泽东在庐山别墅相遇，两人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彼此的眼神中充满了复杂的情感。
毛泽东回忆起他们年轻时的共同生活：“那时候你总说要去苏联学无线电，记得38年恩来同志从武汉发电报，说你执意要走，连娇娇（李敏的小名）的满月照都没带。”这些话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贺子珍心底尘封已久的记忆。
贺子珍的眼泪滴在了她的列宁装上，那是她在哈尔滨特别定制的。
而此时窗外，庐山的蝉鸣声完全沉寂了，仿佛整个世界都静止了，只剩下他们二人的回忆和对话。
毛泽东对她说话时眼中闪过的光芒，加上那些旧时的物件，让贺子珍仿佛又回到了那些艰苦却充满信念的岁月。
会见结束时，夕阳将别墅的白墙染成了淡金色。
警卫员进来续水时，注意到毛泽东的茶杯已经凉透，而贺子珍面前的那杯茶却根本未曾动过。
下山的小径上，随行医生发现贺子珍的手提包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包未拆封的中华烟，烟盒背面有几个用铅笔写的字——“娇娇婚期”。
这场短暂的会面，虽然谈不上重修旧好，但无疑让他们重新审视了彼此，也让贺子珍和毛泽东在各自的心里都安放了一个特别的角落。
人生中那些无奈和分歧，被时间冲刷后，反而沉淀成了不曾改变的情感。
这场久别重逢，让毛泽东和贺子珍重新拾起了曾经的记忆和情感。
人生中有很多事并不能如愿，但那些深藏心底的情感却不会改变。
无论经过多少风霜，回忆总会让我们感受到那份温暖。
贺子珍和毛泽东的故事，也许正是许多人生命中的一部分，提醒着我们珍惜眼前的每一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