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被告席上站着十个被告，其中陈伯达排在第五位。作为“两案”的主犯之一，陈伯达与自己的辩护人先后发表了辩护言论，因为认罪态度较好，1981年1月，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宣判之后不久，王力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王力建议对陈伯达进行假释。在这之后，陈伯达保外就医，进入北京友谊医院的干部病房。同时，相关部门也把陈伯达的儿子与儿媳从河北调到北京，让他们照顾陈伯达。一段时间后，陈伯达从北京友谊医院出院，正式开始了保外就医的生活。

出狱后的陈伯达被安置在北京，与儿子、儿媳以及孙子居住在一处楼房顶楼的三居室。值得一提的是，陈伯达在过去毕竟为革命立过功劳，所以他晚年的生活与医疗应该有妥善保障，这点是无可厚非的。

陈伯达刚出狱时，中央每月给他发放100元生活费，在当时，这笔钱足够陈伯达生活。不过，陈伯达非常喜欢读书，他卧室里面有两个大书柜，书柜当中有很多都是他让儿子买的新书。对陈伯达来说，买书花的钱多了，用在生活上的自然就少了，但陈伯达依然把买书放在首位，幸亏有儿子与儿媳妇的接济，才使得陈伯达的生活好过一些。

1982年，中央提高了陈伯达的生活费，每月改为200元。相比之前，陈伯达手中自然更加宽裕，但他依然喜欢买书，而且买书的费用依然占据生活费很大的比例。陈伯达读书的范围很广，中外哲学、文学、历史书籍全都涵盖，甚至有的西方学者的新著作，比如《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这些书基本上都是他自己花钱买的。

中央对晚年的陈伯达也非常关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派人上门询问陈伯达有什么需要？另外，逢年过节也都有人去看望陈伯达。陈伯达生活非常俭朴，物质方面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中央每次派人询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几乎都回答没有，不过，问的多了，陈伯达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请求，同时，这也是陈伯达出狱后向中央提出的唯一请求。

原来，陈伯达平生有两大嗜好，分别是读书与吃水果。读书自然不用多说，他的大部分生活费都花在读书看报上。至于吃水果，陈伯达从过去就有这个习惯，而且吃得很多。早上吃，中午吃，晚上也吃……

前面我们说了，陈伯达对物质几乎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吃穿方面他很容易就满足，大部分钱都花在读书看报上。读书花的钱多了，买水果的钱就少了，有时候甚至吃不上水果。后来中央在征询他的意见，陈伯达就提出能不能给自己一笔买水果的钱？

中央充分考虑的陈伯达提出的请求，同意在他每月的生活费之外，额外再给他一笔买水果的钱，每月200元，专门供他买水果。在当时那个年代，200元可是不小的数目，从此之后，陈伯达也有了充足的资金买水果，也不用每月再为买水果而发愁。

总的来说，陈伯达出狱后的生活得到妥善保障，相关部门在各方面都给予了他一定的优待，毕竟他在革命时期出生入死，是实打实立下过功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