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文

黄慕兰家人合影

黄慕兰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其父亲与大名鼎鼎的谭嗣同和唐才常是同学，也是谭嗣同、唐才常的遗孤，黄兴、蔡锷儿子的老师。因为文化、经济开发比较早，浏阳成为中国最早开展革命的几个地区之一。当时的浏阳，哪怕是拉人力车的，或者是挑夫、码头的工人，从小都要识字。因为妇女都参加劳动，在家里不受歧视，所以重男轻女的陋习也比其他地方少很多。

黄慕兰是家里的长女，所以父亲对他宠爱有加。因为父母的思想开放，所以黄家的女孩都没有缠足的习惯。父母还把黄慕兰送到了新式的学堂学习。黄慕兰也很争气，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乡里人都称她在科举年代一定是秀才的料。小学毕业后，父亲又把黄慕兰送到位于长沙的周南女校上课，黄慕兰成为向警予、蔡畅等革命先辈的学妹。

黄慕兰的父亲对她的一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没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就不可能有日后的黄慕兰。

有一次，父亲教慕兰《论语》，讲到：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慕兰问父亲：孔夫子这样看待女人，难道他没有母亲吗？父亲耐心的对她说：不是的，孔子的母亲是很贤良的，他只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对女子教育更困难些。父亲进一步启发她说：自古以来，所有所谓的名人，都离不开贤妻良母的教育和帮助，所以古代的女子也是要受到教育的。女子教育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只不过现在女子的教育有了新内容而已。要想了解她们，你不妨读一读《烈女传》。

于是，黄慕兰就读了《烈女传》。在这其中，她最喜欢花木兰的事迹。所以在之后参加革命后，她就把原名黄彰定改为黄慕兰，取钦慕花木兰之意。

黄慕兰的父亲，在那个时代算是一个开放豁达的大家长，但终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黄慕兰小的时候，父母便为她定下了一门亲事。对方是富裕家庭的公子哥，大学没有毕业就抽上了大烟。黄慕兰自然是百般不愿意，但是父亲碍于媒人和对方父母的友谊逼着女儿和对方成了亲。

黄慕兰嫁过去之后，因为忍受不了丈夫的恶习，因此非常的痛苦。后来，趁着父亲来看她时，她偷偷的给他塞了一张纸条，请他不论如何也要接她回家。1925年，黄慕兰的父亲以她的母亲生病为由，叫黄慕兰的舅舅把她接回家。就这样，黄慕兰逃离了封建的包办婚姻。

黄慕兰

1926年春天，广州方面已经开始准备北伐，粤汉铁路的工会也表示对北伐的支持和声援。黄慕兰的表兄经常会给她们家带来铁路工会关于北伐的文章、传单和简报。受到这些先进思想的影响，也为了摆脱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黄慕兰就毅然决然的来到汉口参加了革命。

没过多久，黄慕兰就因为表现突出加入了共青团。入团后，黄慕兰担任杜韫章同志的秘书。杜韫章手把手的教黄慕兰怎么写标语口号，怎么草拟妇女协会筹备委员会的章程。因为有一定的文化基础，黄慕兰对于这些新鲜事物一学就会。就这样，黄慕兰跟着杜韫章一起搞群众运动，一起筹备成立妇女协会的工作。

在工作之余，黄慕兰还参加了很多的团课、党克课的学习。陈潭秋同志讲党史和革命形势；苏兆征同志的工人运动史；还有被称为“农民故事大王”的澎湃上的农民运动史。

1926年10月10日，北伐军胜利攻入武昌城，黄慕兰参加了庆祝武昌解放的文娱演出大会。妇女协会的梁建华很有才华，写了一部一出独幕剧。黄慕兰因为身材单薄，被选中扮演一个被受压迫的童养媳。这是黄慕兰第一次上台演出，但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后来的回忆中，黄慕兰说：

在北伐的革命大潮中，我感觉自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但能执笔写文章，还能不用讲稿就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不但会发动群众组织工作，还能上台演戏，好像一下子变的聪明能干起来。这一切都得益于党、团组织的培养，这是我终身难以忘记的。

我后来想，如果家庭给我的包办婚姻称心如意，我就不会那么坚决的出走家庭参加革命，从而适逢其会的参加到北伐的革命大潮当中。

1926年11月，黄慕兰由共青团组织提名，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升任至到妇女部部长。

宛希俨

1927年3月8日，黄慕兰和宛希俨成婚。他们没有举办任何的仪式，而是由董必武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的。同时，他们还在报上登了宛希俨、黄慕兰启示：我两因志同道合，结为革命伴侣，特此敬告诸亲友。之所以要发这样一张启示，就是对对于黄慕兰来原来的包办婚姻的否定。

启示发布后，大家都说“皇后”嫁给了“皇帝”。因为那时候黄慕兰经常代表妇女界参加各种大会，非常活跃，所以新闻界和文化界都称之为“皇后”。而宛希俨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后，还兼任全国新闻记者协会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素有新闻界的“无冕皇帝”之称。人们如此赞扬他们，是因为他们钦佩宛希俨和黄慕兰反对包办婚姻的勇敢举动。

宛希俨是湖北黄梅人，他早在1923年就在南京东南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宛希俨参加了五卅运动，并以共产党的身份当选为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他又被调到武汉，协助董必武创办《楚光日报》。因为文章写得好，宣传工作做的好，被选为武汉特别党支部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也就是在次期间，宛希俨和黄慕兰在相识相知。

婚后，身为妇女部长的黄慕兰积极工作。当时，在工厂和农村还有很多缠小脚的女人。她们把放足工作宣传到工厂和农户家中。工厂的老板们也觉得让女工们放足有利于劳动生产，所以表示大力支持。在农村，如果发现哪个母亲和婆婆还强制女儿或儿媳缠足，他们就批评监督，拒不悔改就罚款，甚至动用法律干预。一些大户人家看到，放脚已经蔚然成风，怕缠足后的女子以后嫁不出去，也不让小姐们裹小脚了。就这样，拒绝缠足的行为蔚然成风，为之后的解放妇女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黄慕兰

“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黄慕兰和宛希俨转移到南昌，转入地下工作。中央任命宛希俨为江西省常委兼宣传部部长，黄慕兰任省委秘书，管理外勤工作。黄慕兰主要负责接待中央和各地的交通员，并兼任省委的机要交通员。在此期间，她经常梳着一个巴巴头，一身家庭妇女的打扮，再加上当时还挺着个大肚子，因此从未引起敌人的注意。

地下工作要十分小心。为了传递信息，交通员们通常用细毛笔蘸米汤把消息写在线装书的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往上面一涂，字迹就显露出来。此外，还要看信件的长短和交通员的打扮。如果交通员打扮的比较洋气，那么就要把信件写在《圣经》之中，只有符合交通员的身份才不易被敌人发现。

有一次，黄慕兰到一个指定交通站去接头。按照事先约定，交通站的窗口必须先要摆一盆花，如果窗口没有这盆花，就表示那里已经出问题了。黄慕兰去交通站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不但窗台上没有花盆，而且房间里还开着灯。她觉得情况不对，不敢贸然进入，就到隔壁的弄堂去打听情况。进了弄堂后遇见熟人打听后发现，交通站果然被敌人发现了。

1928年1月，宛希俨接到中央调令，让他立即到赣西南地区兼任特委书记，领导当地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当时的黄慕兰刚刚产下一子，就没有随他同去。7个月后，黄慕兰得到消息，早在5月份，宛希俨在率领农民武装攻打万安县城时，不幸壮烈牺牲。因为考虑到黄慕兰产后多病，才一直隐瞒这个消息2月有余。

得到消息后，黄慕兰十分悲痛，但还是继续留在江西省委机关继续工作。直到1928年12月，黄慕兰接到中央的调令到上海工作。这时，她和宛希俨的孩子也正好断奶了。于是，她按照宛希俨的遗嘱把孩子送到了宛希俨父亲的手中，让他交给宛希俨的祖父母身边抚养。

贺昌

到达上海后，黄慕兰被分配到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她做记录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机要交通员。当时，在大城市担任地下交通员的大多数是女性，因为她们可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妆成各种身份的妇女，不太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农村根据地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性为主，因为久在城市的女同志化妆成农妇总是不太像。

工作期间，黄慕兰与第三任丈夫贺昌相识。贺昌是山西离石人，共青团五界中央委员，曾任湖北省委书记。贺昌得知宛希俨的牺牲后，经常对黄慕兰进行开导。在此期间，两人的感情愈加深厚。直到有一天，贺昌直率的对黄慕兰表白说：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成革命伴侣？黄慕兰表示同意，之后她又把这件事报告给自己的上级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对黄慕兰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就这样，黄慕兰和第三任丈夫贺昌的婚事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1929年，上海工人酝酿大罢工，党中央也动员机关干部到基层经受锻炼，黄慕兰随即离开中央参加工人运动。那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黄慕兰因为发传单被捕。但她机敏地装作是文盲，说不懂传单上的内容，因此蒙混过关被当庭释放。同年七一党的生日，黄慕兰再次因为组织罢工被捕。这次她没有逃脱成功，在狱中被囚禁100多天。在庭审期间，黄慕兰与其他组织者说，之所以罢工是因为反对搜身、要求缩短工时和改善一点生活条件。最后，因为外面的罢工斗争胜利，法官只得判他们无罪。

出狱后，黄慕兰才得知贺昌已经被中央调到设在香港的南方局工作。因为香港被英国人统治，更容易隐蔽党的地下工作。中央考虑，黄慕兰刚刚出狱，又怀了身孕，在上海工作多有不便，所以就批准了贺昌的申请，同意派黄慕兰去香港工作。翌年的3月3日，黄慕兰在香港生下二儿子，但贺昌又调任到位于天津的北方局工作。考虑到北方环境复杂，孩子的身体又瘦弱，黄慕兰决定把孩子留在香港，交给接任的南方局书记卢彪夫妇抚养。直到建国后的1950年，这个孩子才被接回北京，与黄慕兰母子相认。

黄慕兰与陈志浩

抵达天津后，黄慕兰依然担任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后来，贺昌又主动申请到苏区搞武装、打游击。在一次率领部队转移时，贺昌遭到敌人的伏击，被包围7天7夜，弹尽粮绝后壮烈牺牲。黄慕兰则被派到党的外围组织-中国人民互济总会，担任营救部部长。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英被捕，但其身份并未暴露，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位年轻的进步律师陈志皓为其辩护。这个陈志皓出生于当时享誉盛名的海宁陈氏家族，其父亲在上海租借当了18年的法庭庭长，对于上海的司法界有着很大的影响。黄慕兰扮成上层妇女形象，与陈志皓接触，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支持。在陈志皓的引荐之下又与审判关向应的案件的法官认识，又以陈志皓的表妹，陈志皓父亲的干女儿的身份，要求法官通融放人，最终，在大半年后把关向应从监狱中营救出来。

随着工作中的接触，陈志皓开始对黄慕兰展开热烈的追求（陈志皓最终成为黄慕兰的第四任丈夫）。有一次，陈志皓约黄慕兰看电影，因为时间还早，两人便在咖啡厅等候。这时，陈志皓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同学曹丙生恰好也来到了咖啡馆，三人便一起喝咖啡。闲聊中，曹爆出一个惊天猛料。他说，当天南京政府过来抓了一个共产党的头头，是湖北人，50多岁，镶着一口大金牙，只有9个手指头。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黄慕兰的大脑快速运转，想着这个人到底是谁。突然，她想起这个人应该是向忠发。为了传递这一重要情报，在曹走后，黄慕兰就装头痛要回家休息。陈志皓也没有多想，就送她回家了。回家后，她便把消息报告给了潘汉年。随即，一场紧急大转移马上紧锣密鼓的展开。由于应对及时，党中央才未遭受更大的损失。周恩来对黄慕兰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称其行动的好，一上马就为党立下了一大奇功。

1936年11月，国民党串通上海租借巡捕房，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沈钧儒、周韬奋等7人，即“七君子案件”。当时，陈志皓等20多个大律师为他们辩护，黄慕兰亦多方奔走。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七君子”得以平安出狱。

抗战暴发后，黄慕兰协助何香凝组织上海妇女抗日救亡运动，为前线筹集慰问品，救急伤员，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后来，她又来到香港，在香港沦陷前为转移文化名人出力很多。

老年黄慕兰

1942年12月2日，黄慕兰生下一个男婴。没想到，孩子才出生10天，黄慕兰和陈志皓夫妇就被当局逮捕了。

原来，此前他们夫妻负责保护著名影星胡蝶逃难，虽然把人平平安安的送到了香港，但是她随身携带的箱行李却被土匪截获。这些货物随即被土匪们在市场上高价售卖。恼羞成怒的胡蝶便向戴笠告了一壮，加之黄慕兰之前与共产党经常联系，于是他们便以此为借口把他们夫妻关押到重庆。直到1945年1月，这两个人才因为局势缓和而被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在政治运动中又两次入狱。直到1980年，黄慕兰得以平反。组织上认定她于1926年入党，1933年脱党，按照1951年重新入党计算党龄。此后，黄慕兰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直至1994年离休。2015年9月，黄慕兰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油田一起周年纪念奖章。2017年2月7日，黄慕兰逝世，享年11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