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谷正文，手段狠辣，81岁得知女婿出轨，连捅女婿两刀

1981年的一个深夜，台北市一处民宅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邻居们赶来查看时，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位81岁的老人手持水果刀，将他58岁的女婿刺伤。这位老人就是曾经让中共地下党闻风丧胆的特务头子谷正文。让人意外的是，年过八旬的谷正文在得知女婿与他人有染后，仍能展现出年轻时的狠辣手段。这一事件在台北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也让人们重新回忆起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特务头子。从中共地下党到国民党特务，从戴笠的心腹到毛人凤的得力干将，谷正文的人生轨迹充满戏剧性。他是如何从一名共产党员沦为叛徒的？他又是怎样在特务系统中步步高升？年过八旬时的这一刀，是否与他曾经的特务生涯有关？

一、从革命者到叛徒的蜕变

1910年，谷正文出生在山西省汾阳县的一个普通家庭。他的童年并不平静，在当地一带以放高利贷起家的外祖母的影响下，年仅10岁的谷正文就染上了鸦片。这段经历在他日后的人生轨迹中投下了阴影。

1924年，14岁的谷正文进入汾阳中学就读。在学校里，他的学业成绩平平，但在拉帮结派方面却颇有天赋。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大量进步思想，开始关注时局。1927年，他加入了国民党改组派，成为了汪精卫的追随者之一。

1929年春天，在军阀混战的动荡时期，谷正文转投到了军阀孙殿英的麾下。在这里，他开始系统地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一年后，他竟萌生了组建＂中国第二十六路苏维埃红军＂的想法，但因资金问题未能实现。

真正改变谷正文人生轨迹的，是他与北京大学学生吴春莲的相遇。1931年，经吴春莲介绍，谷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凭借伪造的学历证明，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学院就读。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热情。

然而，吴春莲因地下党工作暴露被捕入狱，并因病牺牲。这一变故成为谷正文思想转变的重要节点。1933年，他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期间，与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建立了联系。

1934年春，谷正文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表面上，他组织学生运动、传播进步思想；暗地里，他却将党组织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军统。这段双面间谍的经历，为他日后在特务系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谷正文随学生流亡至山东济南。在这里，他加入了一个进步学生组织的流动演出队。但此时，党组织已经开始怀疑他的忠诚。北平地下党组织书记黄敬曾专门提醒其他同志提防谷正文的举动。

1938年初，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谷正文趁乱逃离了队伍。随后，他公开投靠了日本济南宪兵队，开始了他作为汉奸的生涯。这一选择，标志着他彻底背叛了革命理想，走上了叛徒之路。

二、戴笠麾下的特务生涯

1938年末，在日本济南宪兵队任职的谷正文通过秘密渠道重新与戴笠取得联系。戴笠看中了谷正文在中共地下党的工作经验，以及他在日占区建立的关系网络，很快将其收入麾下。

1939年初，谷正文以＂郭同震＂的化名正式加入军统。初期，他主要负责搜集日军在山东地区的情报。凭借在济南宪兵队的关系，他获取了大量日军调动的重要信息。这些情报为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区的部署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0年，戴笠派遣谷正文前往香港，负责监视当地的中共地下组织活动。在香港期间，谷正文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络。他通过收买报社记者、码头工人和茶楼伙计，监视中共人员的活动。这个网络不仅为军统提供情报，还协助破获了多起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

1941年夏天，谷正文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暗杀一位在香港活动的中共高级干部。他精心策划，利用一个被策反的地下党员作为内应，在该干部例行散步时实施暗杀。这次行动虽然未能得手，但谷正文的计划周密程度得到了戴笠的赏识。

1942年至1944年间，谷正文转战于上海、南京等地。他采用了一种新的情报收集方式：在这些城市开设多家商号，以经商为掩护发展情报网络。这些商号不仅为军统提供了稳定的经费来源，还成为了情报传递的重要据点。

1944年底，戴笠将谷正文调往重庆总部。在这里，他开始参与军统的核心工作：策划对中共重要人物的暗杀行动。他主持制定了多个暗杀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是1945年初针对几位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的暗杀企图。

1945年抗战胜利后，谷正文被派往上海，负责接收日本投降部队的情报档案。在这个过程中，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大量关于地下党的情报据为己有，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他在台湾发展的重要筹码。

1946年3月，戴笠在空难中遇难。在其遗物中发现的一份评价报告中，特别提到＂郭同震可堪大用＂这句话。这份报告为谷正文后来在毛人凤手下的升迁打下了基础。此时的谷正文，已经从一个普通特务成长为军统系统中的重要人物。

1946年下半年，谷正文开始在上海、南京等地主导对中共地下组织的破获行动。他创造性地运用了＂白区＂工作的经验，采取策反、诱捕等手段，一年内破获了多个地下党组织。这些行动的＂成功＂，为他在特务系统中赢得了＂老手＂的称号。

三、台湾时期的权力巅峰

1949年底，谷正文随国民党撤退至台湾。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凭借着在大陆时期积累的情报网络和经验，很快得到了新任特务头子毛人凤的重用。

1950年初，毛人凤组建＂政治行动委员会＂，谷正文被任命为第三组组长，专门负责对中共地下党的侦查和破获工作。他立即开展了一项代号为＂清风计划＂的行动，利用从大陆带来的情报资料，对台湾各地可疑人员进行排查。这次行动中，共有数百人被逮捕审讯。

1952年，谷正文在台北市创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这成为了他在台湾建立情报网络的重要平台。通过这家公司，他不仅可以合法地与香港、日本等地的情报人员联系，还能掌握大量经济情报。期间，他还成功策反了几名在台湾经商的中共地下党员。

1954年，台湾情报系统进行改组，谷正文被提拔为＂保密局＂第四处处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反情报方式：在台湾各大专院校中培养特务人员。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务，后来成为了台湾情报系统的重要力量。

1956年，谷正文主导了一次针对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搜捕行动。这次行动中，多位大学教授和文化界人士被捕。他采用的审讯方法极其严酷，迫使多人认罪，在台湾社会引起了极大震动。

1958年金门炮战期间，谷正文建议在金门部署特务小组，专门负责搜集大陆军事情报。这个建议得到采纳后，为台湾方面及时掌握解放军的炮击计划提供了重要帮助。同年，他还成功破获了一个潜伏在台湾军方的地下情报网。

1960年代初，谷正文的权力达到顶峰。他不仅掌控着台湾最重要的反情报系统，还通过多年经营建立起庞大的政商关系网。他在台北市区拥有多处房产，其中一些被用作秘密审讯场所。

1965年，谷正文主持了一次针对台湾本土独立运动的调查行动。这次行动采用了新的监控手段，包括电话窃听和秘密摄影等技术。行动结果导致多名台湾本土人士被捕，进一步巩固了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

1968年，已届耳顺之年的谷正文开始逐渐淡出一线特务工作。但他仍然保留着特务系统的顾问职务，继续为台湾的情报工作出谋划策。他将主要精力转向了特务人员的培训工作，编写了多份特务工作手册，这些材料后来成为台湾特务系统的重要培训教材。

到1970年代初，虽然谷正文已经正式退休，但他在台湾特务系统中建立的工作方法和组织网络仍在发挥作用。他培养的一批特务骨干，成为了台湾情报系统的中坚力量。

四、晚年生活与家庭纠纷

1970年正式退休后，谷正文的生活重心逐渐转向家庭。他在台北市区拥有一栋三层楼的日式老宅，与妻子、女儿和女婿共同居住。表面上，这是一个平静祥和的退休生活，但实际上，谷正文仍保持着特务头子的作风和习惯。

1972年，谷正文的长女谷桂芳与丈夫林某因经济纠纷发生争执。谷正文插手此事，动用昔日特务系统的关系，对女婿施加压力。这一事件导致女婿被迫放弃了部分财产，但也埋下了家庭矛盾的种子。

1975年，谷正文开始着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在整理过程中，他将大量敏感文件和照片密封保存。这些材料中包含了许多特务系统的核心机密，涉及多起政治案件的内幕。为防止文件外泄，他在住所的地下室特别修建了一个保险库。

1977年，谷正文的外孙考入台湾大学法律系。在外孙就学期间，他仍习惯性地派人暗中保护，并通过老关系为外孙安排了实习机会。这种过度干预的行为引起了女婿的不满，家庭矛盾进一步加深。

1979年，一起意外事件打破了谷正文家庭的平静。他发现自己的保险库被人动过手脚，部分文件被翻动。经过调查，发现是女婿趁家人不备，试图获取这些可能具有政治价值的文件。这一发现让谷正文勃然大怒，但碍于家庭颜面，他暂时按捺住怒火。

1980年，谷正文的妻子因病住院。在照料妻子期间，他意外发现女婿与一名医院护士来往密切。他派人暗中跟踪调查，发现女婿确实与这名护士有不正当关系，而且这段关系已经持续了两年多。

1981年春节前夕，谷正文得知女婿打算将部分家产转移给情人。这个消息成为了导火索。当年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晚上，在家庭聚餐时，81岁的谷正文突然拿出一把水果刀，朝正在吃饭的女婿连捅两刀。

这起家庭暴力事件很快惊动了台北警方。考虑到谷正文的特殊身份和年龄，警方采取了低调处理的方式。女婿虽然受伤，但并无生命危险。经过调解，这起事件最终以谷正文赔偿医药费、女婿搬出老宅告终。

这件事在台北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难以想象，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处理家庭纠纷。但了解谷正文往事的人都说，这恰恰体现了他一贯的特务作风：雷厉风行，不讲情面。这起事件后，谷正文的女儿也搬出了老宅，只留下他和妻子相依为命。

五、谷正文的最后时光

1982年初，家庭风波过后的谷正文开始整理个人档案。他将大量文件分类装箱，其中包括特务生涯中积累的情报材料、照片和私人信件。这些文件被他分成三类：一类销毁，一类封存，还有一类则交给了台湾＂国史馆＂。

1983年5月，谷正文的妻子因肺炎去世。失去了相伴四十余年的妻子后，他开始频繁出入台北的佛教寺庙。这一年里，他陆续向多间寺庙捐款，并在农禅寺为亡妻建了一座牌位。期间，他还写下了一份详细的遗嘱，将财产分配做了明确安排。

1984年夏天，谷正文搬离了居住多年的日式老宅，迁入台北郊区的一处小院。这座院子布局简单，但防卫设施齐全，门前还有两名退役军人担任守卫。搬家时，他将部分重要文件转移到了台湾银行的保险箱。

1985年初，谷正文开始出现健康问题。他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接受了为期两个月的治疗。住院期间，他仍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记录了不少对往事的回忆。这些日记后来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1986年春节前后，谷正文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期间，几位昔日的特务系统老部下前来探望。他们带来了一些老照片，其中包括1940年代在重庆时的合影。这些照片后来被谷正文装裱起来，挂在卧室墙上。

1987年3月，已经卧床不起的谷正文收到了一封来自大陆的信。信是他在山东老家的一位晚辈寄来的，询问家族往事。这封信让他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一周后，他口述了一封回信，交代了一些家族历史，但对自己的特务经历只字未提。

1987年夏天，谷正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将保险箱里最后一批文件交给了台湾＂国史馆＂。这批文件中包括了他在军统时期的部分工作记录，以及一些重要人物的照片。同时，他还口述了一份声明，要求这些文件在其死后50年内不得公开。

1987年9月15日，谷正文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87岁。按照他的遗愿，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入台湾海峡。他生前居住的小院被政府收回，改建为一处办公场所。而那些未公开的文件，则被密封保存在＂国史馆＂的特殊库房中。

临终前的最后三天，谷正文始终保持清醒。他要求将床头的老照片取下，装入一个檀木盒中，连同一份手写的说明文件，一同封存。这个檀木盒后来被移交给台湾＂国史馆＂，至今仍未开启。据说，盒中除了照片，还有一份谷正文亲笔写下的忏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