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三岁生日。回望新中国的成立,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辛。但好在,我们最终还是胜利了!
新中国的成立,一定离不开许多的伟人所做出的贡献。并且有两本书在新中国的成立中也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一本是《共产党宣言》,还有一本则是《红星照耀中国》。《共产党宣言》我们在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写过,感兴趣可前往雅言翻译公Z号查看。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红星照耀中国》这本轰动欧美,西方舆论高度评价: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红星照耀中国》曾易名为《西行漫记》,英文叫做《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被毛主席称为“老朋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的纪实文学作品,于1937年10月在伦敦首次出版,于1938年2月首次出版中文版。
该作品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936年10月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从多个方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精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产党的谣言。
在陕北,斯诺采访了众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如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邓发、徐海东等。斯诺描述他们的言谈举止,追溯他们的家庭环境和青少年时代,试图从其出身和成长经历中,找寻他们成为共产党人的原因。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立时轰动了欧美各国,西方舆论高度评价: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红星照耀中国》原作者斯诺,早在来华之初,就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饱遭内忧外患,决心要对中国的老百姓有所帮助,也因此置安危生死于外,潜赴陕北采访,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11月,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同为记者的文化界救亡领袖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册相赠。胡愈之阅读后,顿觉眼前为之一亮,萌生了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各界人士对中共领导下的陕北这块“未知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于是,胡愈之四处奔走,联络到文化教育界十一位熟悉英文的救亡志士,他们分别是:林淡秋、王厂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连他自己共十二人。胡愈之向他们讲了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构想及意义,大家一致赞同,当下将全书拆开,各取部分章节,分头翻译。
十二人都是专家,未满一个月,各自翻译完毕,校对润色后,交到胡愈之处。胡愈之夜以继日,对各人译文作了认真校阅,发现疑难文字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最后在文句上再作修饰,使之从头到尾浑然一体,风格如一。
书最后是译制定稿了,但出版却成了难题。当时的上海已被日寇侵占,只剩下称之为“孤岛”的租界。胡愈之接连走访了几家出版社,但是出版方因为害怕事情被泄露到日军那里,没有一个人敢接手。租界里的出版方因为美、英等宣布在中日冲突中恪守中立,所以也都婉言拒绝了胡愈之送上门来的“生意”,以免引来麻烦。
胡愈之不愿《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就这样无功而返,于是决定在“地下”出版。他在自己所住的福熙路安乐村一七四号,挂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招牌——复社,将书稿交与熟识的印书馆工人印刷装订。
印刷工人熟识、敬仰心怀正义感、爱国情的胡愈之,甘冒风险接受下来暗中印刷。当他们知道胡愈之筹措资金一时不能到位,欣然答应先把书印出来,待卖了书后再付印刷费。翻译此书的11位同仁,也都明确表示尽义务不要稿酬。斯诺在出版《红星照耀中国》里给予了胡愈之许多的帮助,除了在原作中做了一些修改之余,增加了在“红色中国”采访时拍摄的大量照片。
斯诺还将版权无偿赠送给了胡愈之。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表白:“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在决定出版后,胡愈之想到如果以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的话,这“红星”两字就会引人注意,于发行大有影响,于读者也不安全。为掩敌耳目,他最后敲定,把书名改作《西行漫记》。
只短短2个多月,中译本《西行漫记》问世,第一版印了1000册,胡愈之通过秘密渠道送到读者手中。因为内容都是神秘“红色中国”的人和事,谁不想知道?又因胡愈之毫不盈利而只收工本费,故而成了抢手货。一传十,十传百,销路大开,不只行销日占区、国民党统治区,还畅销港澳及五大洲华人区。
半年多时间里,《西行漫记》重版了5次,印数高达8万余册,盗版本更是多不胜数。其时国共已重修旧好携手抗战,有的国民党官员也对《西行漫记》产生浓厚兴趣,他们有心了解共产党的真面貌,故而争相买来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西行漫记》,就是根据当年胡愈之主持出版的中译本印刷的,只是在封面《西行漫记》书名下,加上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最后,分享一段《红星照耀中国》里的内容:
我最后一次走过保安的大街,越是走近城门,越是感到恋恋不舍。人们从办公室伸出脑袋来向我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成员全体出动来送行,有些“小鬼”陪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给老徐和老谢拍照,他们像小学生那样互相搭着肩膀。只有毛泽东没有出现,他仍在睡觉。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
“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要求。
“把四两可可送回来,”博古责怪道。
我走过红军大学的时候,红军大学全体学员都露天坐在一棵大树下听洛甫做报告。他们都走了过来,向我握手,我嘴里喃喃地说了几句话。然后我转身蹚过溪流,向他们挥手告别,很快骑上马跟着我的小旅队走了。我当时心里想,也许我是看到他们活着的最后一个外国人了。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我觉得我不是在回家,而是在离家。
这张著名的照片就是斯诺拍的,另外这顶军帽也是斯诺本人的。斯诺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一部分骨灰葬在了中国。